郑在欢《君子》：可信度与戏剧效果
葛勇是个演员，也是个狠人。少年时代受到了范成斌的羞辱，十年前他就要复仇，被哥哥葛强摁住了。这次他不管不顾，决意出手。
而葛强克己隐忍，是名副其实的正人君子。在家庭里他是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临时出门，一住下来就给妻子打电话通报平安；在公司他是好员工，能干的下属、体贴的上司；毫无疑问，他也是个好兄长，弟弟要复仇，他再三劝阻，劝阻不成又与之同行。说到底，他并不是真想复仇（尽管这笔旧账里也有他的一份），他只是不放心鲁莽的弟弟只身前往。
故事的张力就这么撑开了。左边是两个中年汉子，要了却一笔陈年旧账，以洗清耻辱，像沉默的火山即将爆发。右边是被复仇的对象，已成为故乡首富的企业家范成斌，尚未出场，对复仇一无所知，就已经成为聚焦点。
故事的铺垫无疑很重要，但小说的精彩部分更在故事的转折处，即如何在解决合理性、可信度的基础上恰当运用意外和巧合。俗话说：“懂戏的看门道，不懂戏的看热闹。”如果兄弟俩果断前往毫无阻拦，把仇人范成斌的腿打断了，快意恩仇，一洗前耻，那么这只是一则涉及刑事犯罪的社会新闻，尚不能称其为小说。
短篇小说，必然有一个乃至多个意外和转折，否则平淡无奇收束不住。这转折，如果小说故事性强，可能是事件的外在转折，即情节有了变化；有些作品重心在描写人情物理，故事性弱，但是人物心理有了微妙变化，这是内在转折。多数情况下，两者兼而有之。
《君子》为这场复仇的转弯变向踩了两次刹车。一次是小咪。身为演员有一股迷人坏劲的葛勇，初到酒店就结识酷飒的另类女孩小咪，这无须多做解释，巧合之中包含着人物性格的合理性。小咪的行为做派、言语已经让读者大致猜出她的身份，但到了范成斌的办公室，得知小咪是他的女儿时，葛勇还是大吃一惊。把仇人的女儿睡了，而且还是个让自己有些迷恋的姑娘，葛勇复仇的能量已经减弱了一半。随即他又发现范成斌已经装上了一条机械假腿，虽然是范成斌在工地脚手架下被石板砸伤了腿，但这一意外发现，让葛勇的复仇欲念顿时烟消云散：老天已经替他复了仇了。
作者为《君子》中的意外和转折提供了适度的解释，也留给读者足够的想象空间。小说艺术中没有神秘的东西，无非是细节的真实和合理，人物性格、情节转折的新颖和合理，并以此获得可能的深度。但这说来容易，很多老司机却都在转弯的地方翻了车。电影也是讲故事的艺术，有些享誉国际的大师级导演，稍不留神就会拍出荒唐可笑的电影。在好莱坞，有个成熟且显赫的职业叫剧本医生，就是专门为剧本问诊把脉纠补其中破绽的。
这篇小说的重心是写葛勇复仇，但标题却是“君子”，作者想表达的主题绝不仅仅限于复仇。小说结尾，葛氏兄弟遇到一群少年在欺负一个少年，葛勇挺身而出却遭遇围攻，葛强这个在极端状况下善于委曲求全的君子，忍无可忍愤而出手。意外的是，最后劝他冷静忍耐的却是一贯冲动的弟弟葛勇。
小说名改叫“兄弟”或许更恰当。葛强葛勇两个同母异父的兄弟，他们的关系是微妙的；内心的道德律令告诫葛强要表现得像个兄长，但碍于同母异父，他又有诸多顾忌。夜摊的一场大酒和归途的一场打斗，让葛强从正人君子还原为有七情六欲有火气血性的凡夫俗子，而葛勇，则由一个浪荡公子变得隐忍并能换位思考，平添了几分君子相。
英国作家毛姆的随笔集《观点》里有一篇专谈短篇小说，在分析了莫泊桑的《项链》之后，他说：“作家并非只是忠实地记录生活，而是要将生活演绎成戏剧，因此，他宁愿牺牲可信度也要照顾戏剧效果，他所面临的考验就是既能让读者觉得可信又能实现艺术效果。”他在说这番话之前提到了这一点：“如果当初这可怜的女人理智一点，马上就告诉朋友项链丢了——小说里没有给出说得过去的原因，解释她为什么不这么做——当然，如果这样也不会有后面的故事了。”其实，莫泊桑完全没必要为此提供解释，可能是爱面子的性格，可能是当时的风气或某种情境，让玛蒂尔德这样做了，任读者去猜想。照此，《君子》的读者也同样可以问：“葛勇为什么不在十年前年轻力壮的时候复仇呢？这样他就遇不上小咪了，范成斌也不会被石板压断了腿。”这样问不是好奇，也不是较真，纯粹是找碴了。
在实际情形中，牺牲了可信度也意味着戏剧效果的减弱甚至丧失，因此小说家必须经受得起在获得可信度的基础上实现艺术效果的考验。在这里，我们用得上十六世纪意大利批评家卡斯特维特罗的那句名言：“欣赏艺术，就是欣赏困难的克服。”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