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戴小华的《忽如归》：一心向“归”的 民族与家族史诗

《忽如归》与我们以往所读到的华文文学中带有个人追忆性质的“回忆录”，如齐邦媛的《巨流河》、王鼎钧的《昨天的云》等有明显不同，它以纪实的笔法，讲述了一个台湾的退伍军人家庭，自上世纪40年代末由大陆迁台后所经历的政治灾难与家庭悲剧。其中所涉及的台湾海峡两岸隔绝40多年的人物遭遇和匪夷所思的历史谬误，早已超出了一个普通家庭所承载的个体性悲剧，而成为一部反映20世纪国土分裂、两岸隔绝的中华民族痛史。它不是小说，却充满着跌宕起伏的紧张情节；它不是戏剧，却又紧扣着时代风云的社会脉搏。这就使处于腥风血雨的大时代中的小人物的悲欢离合、生死祸福有了历史的厚重感与文学的感染力。这是当今华文文坛的重要收获之一。这部作品突破了海外华文文学司空见惯的某些文学主题，比如“乡愁”，比如“漂泊”，比如“放逐”，比如“离散”等等。从林海音的《城南旧事》到於梨华的《梦回青河》，往往从一个小女孩的眼睛来反映家庭变故、时代变迁和社会潮涨潮落，虽然其中也有人物悲剧的发生，但作者的笔触往往是伤感中带着温情，忧思里含着柔婉。而《忽如归》则截然不同，它以冷峻、客观、近乎白描的细致笔触，描述了台海割裂后一个家庭中的两代人在突如其来的政治风雨飘摇与历史巨大漩涡中所遭遇的灭顶之灾，无力、无奈、无情与束手无策。这里没有小说天马行空的虚构，因为任何浪漫的文学想象在严酷到令人窒息的恐怖现实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因此，我们不能把它当作纯粹的文学作品来读，而应该把它当作一部台湾40年的政治风云录和社会大事记。作家其实在其中是承担了哲学与社会学的某种历史使命。这是我将这部作品归入海外女作家文学创作的新体裁、新主题与新开拓的重要依据和缘由所在。

历史的厚重与文献的支撑

这部作品具有反映历史事件和时代风云的史料价值与现实意义。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阐述如何观察和表现历史时指出，可以采取三种不同的方法，第一种是考核和记录“事实”的历史学的方法；第二种是比较个别史实以阐明一般“法则”的社会学的方法；第三种“是通过‘虚构’的形式把那些事实来一次艺术的再创造”，即文学的方法（《历史研究》）。除了“虚构”以外，《忽如归》基本上综合了这几种观察与表现历史的方法，它运用考核和记录“事实”的历史学方法，以“戴华光案”的个案为例，阐述了那些年诸多“匪谍案”共案的社会“法则”，再以文学的叙事将这些史实、“法则”及其时代风云、社会现状、文化心理通过一个人（戴华光）的蒙冤入狱、一个家庭（戴氏家族）的苦难历程描述出来，相互交融而又彼此映证，这就使我们真切地认识台海割裂40年来台湾“政治管辖”下的严峻而又荒诞的社会现实。在此之前，我们只是从上世纪“解严”后出现的一些“牢狱文学”中，碎片式地了解到台湾当局在实行“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戒严令”长达37年之间，如何使台湾成为动辄得咎、人人自危的人间炼狱。比如方娥真《狱中行》中的女主人公为马来西亚华侨，上世纪70年代在台湾师范大学念书，就因为暑假回大马探亲时看了一部所谓的“匪片”《五朵金花》，回台后跟“天狼诗社”诗友谈起其中“女主角很漂亮”，而后即被“情治人员”带走，接下来难逃牢狱之灾。《喝尿者》《作品之X》系列小说等，一方面让我们看到了以邻为壑、与人为敌并且特务遍地、告密者自欺欺人的可悲下场，正应了《红楼梦》里的那句名言：“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另一方面犹如一幕幕黑色幽默的人生戏剧，在细节描写上也难免露出“虚构”之痕迹。然而，《忽如归》中所穿插的当年“匪谍案”的判决书、报刊的新闻报道，以及囚禁于绿岛监狱“政治犯”的狱中书信、血书、传单以及“解密”后的机密档案、文书等文献史料，以“实录”的方式呈现于书中，让读者清晰地看到了满怀民族正义感和爱国心的戴华光及其自发组织“台湾人民解放阵线”的两位朋友赖明烈、刘国基，怎样在既无人证又无物证的情形下，仅靠七天七夜不准睡眠的疲劳审讯，在当事人处于神志不清的情形下签名的“自白书”，就被判为“中共的外围组织”而分别被判无期徒刑或15年、12年徒刑，戴上手镣脚铐，被投入绿岛监狱服刑的真实案例。让人懂得了在上世纪70年代的台湾，什么叫做“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什么叫做“无凭无据，草菅人命”。就此而言，任何文学的“虚构”在这样令人无可辩驳的文献与史料的历史呈现面前都显得苍白无力。

文学的纪实与叙事的旨归

《忽如归》写出了一曲炎黄子孙穿越海峡两岸、一心向“归”的家族与民族史诗。历史是真实发生的事件，假如《忽如归》仅是描写“戴华光案”的抓捕、审讯、胡判、监押、服刑而后减刑、出狱的苦难历程的话，那它至多也只是一部个人命运多舛的人生罹难史，或是连带着一个家庭父母兄弟姐妹的家族劫难史，而不会如此激荡着历史风云。笔者认为，恰恰正是这一个“归”字，即对国家和中华民族统一的认同感，使本书不同于其他以个人的遭遇和记忆反映时代风云变幻的回忆录。本书作者从大弟戴华光因出国留学，在美国读到先前在台湾他不可能接触到的“禁书”，如英文版《红星照耀中国》《中国震动了世界》《美国对华关系白皮书》《中国革命的悲剧》等，产生思想变化开始，正如他在法庭辩论庭上所陈述的那样，“我在美研究国际政治，读过左倾书籍，发现了1949年前大陆的情形与我在台湾所听到的不同，就产生了不同的想法”，并因此不惜放弃学业返回台湾，与几位热血青年组成“台湾人民解放阵线”，散发传单，宣传国家与民族和平统一，因而被投入绿岛监狱服刑十几年。1986年，台湾当局宣布取消“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戒严令”。1987年，台湾当局准许台湾同胞返回大陆探亲。1988年4月，台湾全面特赦政治犯。在经历了身心与肉体九死一生的双重折磨之后，戴华光终于迎来了拨开云雾，见到曙光的日子。然而，作为无辜受难者的他并未接受台湾当局的几百万新台币的补偿金，而是选择陪同离乡四十载的母亲回到大陆故土。为了方便迎候母亲常返故乡，也为了能在故乡安身立命，他在沧州开了一家西点铺，并娶沧州姑娘为妻，思乡心切的游子终于“归”家。而心心念念要叶落归“根”的父亲，在台湾“解严”后，就“决定离开这个令他伤心的地方，返回家乡居住”，此后他经常在大陆各地“饱览祖国名山大川”，直至其在家乡去世，都再未返回台湾。更令人感慨唏嘘的是，为了完成在台湾“冒台”（阿拉伯语去世之意）的母亲（作者的母亲是穆斯林后裔——笔者注）能“埋礼”于故土的遗愿，作者动用了一切可以动用的人力、物力资源，完成了“连自己都不敢相信能够完成的艰巨任务”——将母亲的尸身从台北经过香港再转北京直至沧州，按照穆斯林习俗，让母亲在她出生的故乡安葬“归真”，之后又迁坟与父亲合葬于戴家祖坟。读至这一大段文学描写，不禁令人潸然泪下，一个家庭由于历史的因缘际会，不得不离乡赴台,40多年后却又不约而同选择了回归故土。从离乡到归来，从离散到团聚，作者一家在历史潮涨潮落的大背景下完成了亲情、爱情、天伦和人性的迁徙与回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忽如归》给了我们关于历史激流中的一个台湾家庭的最终旨归和人心所向。

“归去来兮，胡不归！”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