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艳：叙事刀锋上的现代写作
这个文本对于当代中短篇小说写作有着诸多及物的借鉴与启发。先锋叙事的冷静克制与情感伦理张力的均衡，现代主义象征符码与现代白话的诗意提炼等方面，这篇小说都有着非常精彩独到的文本实践。
轻的切入与重的撞击 《小虎快跑》题材的选取和叙述腔调的设置无疑体现了作者纯熟的现代小说写作技艺，小切口进入被主流生存所遮蔽的边缘人群，从偷窃者的视角去体察现代人的遭际命运，从而赋予熟悉的日常经验以陌生化的审美效果。小说所讲述的人物和故事似乎都似曾相识，然而又带着解构日常经验的颠覆性，文本以反视角的方式透视现代人习焉不察的生活肌理与命运况味。
“我”是常态社会生活中的失败者，这种基于生理歧视的人生失败人们见怪不怪。因为身体残疾，主流社会断送一个个曾经有着高远人生目标的人，“我”即是其中的一个。“我”带着失意负气出走，这一有悖于常理的行径让“我”彻底远离了常态生活轨迹，很自然成了暗黑边缘世界的一部分。这种叙事动力似乎割裂了小说与常态社会的有机联系，一个小偷的人生能够有什么意义可言呢？然而，现代小说往往就是在无意义中寻求新的意义，在虚妄中发现虚妄存在的合法性。小说叙述的是偷窃者，然而落脚点则在“被侮辱的人生”和对于自尊、爱和所谓体面人生的向往。正是因为求而不得，常态人生以一种“神圣性”出现在叙述者和小虎的情感、伦理和价值诉求中。文本正是从这个似乎毫无意义可言的地方出发，进入现代小说对于生活本质真实的呈现。文本在对于偷盗技艺津津乐道的叙述中切入沉重的命运主题。作为被抛入历史和当下的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身、时代、文化、种族和环境，甚至于健全的身体，由此在被命定的人生轨迹上，“我”对于小虎黑暗世界中的成长叙事，便撞动了习焉不察的社会痼疾，拥有了沉重的人性内涵。
先锋的刀刃与价值的倾向性 城北地带是当代先锋写作的一个象征性符号，城北地带的叙事文本一直闪耀着刺入现实的锐利光泽。当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城北地带的少年男女们垂垂老矣的时候，作为象征性符码的城北地带也经历了数次更迭，在现代和后现代的场域中日渐晦暗不明。蹦迪、酒吧、同性恋、非婚生子、女性主义乃至声势浩大的METOO运动等等，这些残留着城北地带印迹的行为、场域和事件似乎都丧失了某种真正的先锋性，在后现代的价值碎片中，如一滴水之融入平湖，无法掀起死水中的一丝微澜。
这个作品主人公栖身的城中村和桥涵无疑是城北地带的延续，在宁静繁华的都市景观中，黑夜中的血腥、暴力和偷盗成为繁华都市的景深，是现代城市极具膨胀的物质欲望的罪恶阴影。文本中的偷窃者以城市暗影的方式侵入城市最为黑暗的地带，带着被侮辱被伤害的烙印，以恶抗恶。原本按照现代派惯常的套路，荒诞、冷漠、彷徨乃至虚无是最惯常使用的叙事策略，无论是等待戈多、了不起的盖茨比还是K，俨然都是无数个现代人的自画像。然而新千年之后，汉语先锋写作已然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着绝然不同的文本策略和价值倾向。这篇小说通过饱含张力的叙事将先锋与写实融于一体，先锋叙事的策略性、边缘人物的独特性和历史场域的再现性融合在文本中，从而赋予这个文本真正独特的探索意味。
这个文本在叙述者“我”的多视点转换叙事中完成先锋的叙事策略，从而赋予“偷窃者”更多人性面相的细节与内心呈现。文本通过对于偷盗技艺层面的铺陈叙述，撕开生活表层的宁静，暗示生活暗流中的各色人物和他们的迥异于常人的人生轨迹。偷窃的“钳工”更是主流人群中暗自滋生的毒瘤或者说细菌，历来关于黑帮教父、教唆犯、偷盗团伙等等的文学叙事在现当代经典文本屡见不鲜，然而《小虎快跑》则更多凸显出中国人生存境遇中“刀锋上的成长叙事”。
文本“我”对于小虎偷盗技艺的训练，俨然超出了一个教唆犯，更像是一个严厉的老师，一个老练的匠人，一个缜密的思想者……而在这个暗黑世界中，依然有着最为朴实的游戏规则：强者、智者和坚守底线的人会成为这一行的翘楚，人即便在暗黑世界中行走，依然需要某些似乎和黑暗不相容的品性：比如胆量、勇气、仗义、天赋，当然也包括心性与才华。作为叙述者的“我”，沉浸在对于小虎天赋技能和善良品性的玩味和欣赏，晦暗的生存因此也有着一丝隐隐的亮光和期待。然而小虎因为善念而招致死亡，命运再次显示了它“视万物如刍狗”的残酷无情。在恶的黑暗世界看到善，且目睹善的毁灭，小说因此切入富有人文关照的情感、伦理和价值判断，文本在这个维度上从现代的解构主义中抽身而出，带着绝望的希望走向未来。
符码的象征性与时代情境的意蕴表达 这个文本语言张力饱满，带有作者独特的生命体验，个性化语词让冰冷的先锋叙事浸润了独特的诗意审美。同时，和以前的先锋写作不同，文本在在对象征性符码进行摹写的时候，有着明确的时间维度和地域空间的现实指向性。比如城中村、拆迁、金庸、《双旗镇刀客》、都市斑马线、桥涵下制作假证的广告、出租屋DVD、长途汽车站等等，这些词在表达基本的语词意义之外，还指向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城市发展过程中的社会文化语境，地理空间的写实主义中蕴含着浓厚的特定转型时代的象征意蕴。
与此同时，文本中通过“刀”、“纸”、“报纸”等象征性符码完成对于“偷窃者”（“钳工”）的先锋叙事。当人生无可选择的时候，那些被赋予未来许诺的教科书和载有文字的纸被用来作为试刀的工具。失学、辍学或者拒绝接受现代教育，这意味着更加盲目的生存，更多被遮蔽的真实，以及更加艰难的未来。“报纸”则承载着更多指向未来、新世界和他者的象征物，是信息社会个体与现代社会之间最为常态的连接方式（现在是网络）。正是因为报纸，偷窃者的情感伦理和被窃者的人生产生勾连，小虎的命运才会被自己赋予了某种命定的悲剧色彩。而“中年男子”则成为另一个更加隐晦的象征性存在，这个符码暗示着成人世界中掌控局面者对于弱者的权威、暴力和专制，而这些恰恰是隐身在黑暗中的小虎们坠入黑夜的根本原因。一如小说中所言：几乎所有的流浪少年，都有一个不幸福的童年。由此父亲或者中年男人的象征性意义不仅仅在俄狄浦斯情结或者叛逆少年的层面，而是在更具人性维度的意义层面延伸，切入现代人真实的生存境遇。
由此，《小虎快跑》在先锋的叙事中呈现人性的多面相，在细节的写实中凸显命运的波云诡异，在边缘人群的生存博弈中讲述善恶的缠绕与纠结。小说起笔于阴暗荒凉的人生境遇，失意者、落魄者、流浪汉……这些聚居在城中村和桥涵下的灰色人物，聚拢在一个关于“偷窃者”的文本叙事中，叙述者“我”在灰色边缘地带回溯着人生的无常与生命的脆弱。然而文本并未止笔于黑暗边缘的迷惘与颓败，而是让暗黑生命在对于光亮的渴望与靠近中，进入审美和价值的多重内省与反思。作者对于孱弱与卑微的人及其命运投去悲悯的一瞥，一如小说所言：我（们）只是偶然躲过灾难的幸运者。还有你，以及你们！“我”带着被损害、被侮辱的暗黑气质潜隐在人生的边缘，淡漠地俯视着人世间的纷扰与苦难。小说通过“我”对于小虎的成长叙事，呈现出偷窃者刀锋人生灼烧身心的锋芒，带着旁观者的冷静客观对人性和人心进行着冷峻的打量、审视和审判。小说在极具张力的文本情境中抵达了对于罪恶与救赎、成长与坠落、个体与命运之间深切的生命体验。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