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魂、家谱、脚踝：一次认祖归宗

起初，看到一篇小说“从一个鬼魂说起”，让人隐隐担心。托上世纪八十年代魔幻现实主义和先锋文学的福，我们有那么多“鬼魂”视角的名篇，徐则臣也要躲在无所不知的“鬼魂”身后突破叙述的自由边界么？但是，“鬼魂”只是个幌子，鬼一会儿在邻居们的叙述里蹲在火盆前水汽蒸腾地烤着湿衣服，一会儿抱着胳膊出现在儿子的梦里，湿漉漉的衣服往下滴水，如此逼真的细节，只是为了引出一桩“未遂的盗墓案”。是的，读到这里我已明白，这个高调亮相的“鬼魂”，要复杂得多；这将会是一次严格限定叙事视角的叙事，因为侦探模式一旦开启，严丝合缝、环环相扣的逻辑推演将与“鬼魂”全知全能的言说自由相悖离。盗墓贼惊扰了邻近坟墓的鬼，这更像是从《阅微草堂笔记》《聊斋志异》和公案小说里脱逸出来的鬼魂，一个千年来反复托梦和显灵的民间鬼故事。徐则臣将要在此篇小说里，展开短篇小说叙事技术复杂度的一次演示。

报信的鬼魂不再给“盗墓案”的侦破以任何提示。沿着雨水没有冲刷干净的“断断续续的新泥”，“我”发现了山坡上新插的无根的灌木丛，以及灌木丛后藏着的盗洞，盗洞里遗留的两个过滤嘴烟头成为关键线索。“蓝旗”这个来自外部世界的陌生香烟品牌，将水上跑船的吴斌拽入侦破范围。吴斌虽始终在运河街的探案现场缺位，失踪数天的吴斌之子吴极和同学却顺着这条线索被发现。在少年的逻辑里这不是盗墓，这只是为了找寻失传的家谱挖自家的祖坟。吴斌对儿子关于自家“吴姓”起源于虞公守灵后代的描述，在少年的心里生根成信念并付诸行动，最终竟将地方关于“虞公山”来历的传说，坐实为一次真正的考古勘察。故事并未在此结束，“吴从虞来”之说孰真孰假，少年对父亲的深信和周围人对吴斌的怀疑构成叙述的多重声音。作者不想给你辨别的机会，他让吴斌醉后失足死在了运河里。一个妻子嘴里鬼话连篇、儿子眼里满腹故事、船老板口中“一肚子才华和鬼话、能干很高级的事”的吴斌，最后拥有了《河的第三条岸》的结局。这是文本严丝合缝侦探逻辑之内的意外，一个拒绝上岸却心中有家谱和祖宗的漂泊者，一个热衷于吹牛的叙事者和现实生活的失败者，谜底与吴斌的死亡一起沉入水底，漂浮起来的是生活和历史本身的开放、不确定和悖论性。小说在最抓地、在被沉重的生活坠住的时刻，变得轻盈和飘逸起来。叙事者如此执守现实细节的坚固和稳定，又时刻准备在这坚固和稳定之外，抓住那突然脱序和超逸的时刻。

这是徐则臣一直在做的事儿。《如果大雪封门》中离地两米半的平房屋顶，像是他小说方法论隐喻，既切近又抽离，既写实又飞扬，这是他最佳的观察位置。他就在这屋顶俯瞰这城、这劈面而来的大雪飘落，每一个毛孔都能感受到雪落在地面上又迅即融化的百味蒸腾。不要“凌空虚蹈”，他选择在离地两米半的地方起飞，在人间烟火的气味包裹里贴地飞行。

与此类似的是《虞公山》神来之笔的结尾。在推入火葬炉的前一刻，儿子抓住了父亲，“他把父亲的两条腿直直地并在一起，握住父亲的两个脚踝”。在之前的叙述里，即使所有人都说吴斌“鬼话连篇”，儿子吴极却表示对父亲的话深信不疑，甚至为替父亲“吴从虞来”找证据引出一桩盗墓案。但细节胜过语言，这一握显示出吴极对于父亲的话并未像他口头陈述的那么全信。父亲曾告诉他喜欢水上生活的理由，是因为两条腿长短不一在陆地上走不稳。儿子临别前的这一握，就变成一次信与疑之间的检验，就像每个人的成长时刻，从小聆听、被灌输并相信的那些事物，也许并非那么可靠和全无缝隙，却仍然选择去信去忠诚去百味杂陈。

这当然又是一次漂亮的起飞，叙事者近乎炫技般地翩若惊鸿、身形如魅。在徐则臣看来，“短篇小说是小说中的诗”，是最适合形式探索的文体，雅与俗，古与今，都尽可包裹在短篇小说的文体容量和弹性里。短短万字的篇幅，第三人称和“我”之间叙事视角的来回切换，人物性格的呼之欲出，梦启与显灵的志怪体元素，侦探模式里抽丝剥茧的细节，“被踩踏的草雨后喝饱了水分又挺直腰杆”，情节的起伏正如它一般逻辑严密，而在这坚固致密的叙事基石之上，竟仍有留白和雾气氤氲。这是控制之下的从容，志怪、侦探、先锋写作或现实主义手法，一切皆可为我所用，叙事者对小说艺术杂食者的胃口，长成这小说结实又灵动的身形。

然而仅仅如此么？什么躲在这精致的炫技之后逼得他非如此不可？什么是这小说形式背后隐在的问题内核？

二

和作者之前那些“到世界去”的序列不同，这是一个认祖归宗的故事。

整个故事里最焦虑的是儿子吴极。

我到底姓什么，这“我是谁，我从哪里来”的启蒙元问题，盗墓案的谜底竟是一个少年寻根的故事，叙事的原点来自于少年的身份焦虑。“吴从虞来”的说法，最早来自于少年的父亲，父亲又是依据一本早已失传的家谱，少年为了找到传说中的家谱去挖坟。而少年行动的迫切，来自于外部世界的排挤，“有种别姓吴”，刺激着少年要与他人划清界限来实现自我认同。这个故事涉及鬼话/口头传说、家谱/文字史、盗墓/田野考古三个层次的问题，充满了百年中国现代化进程里关于文明叙事、关于文化主体建构的集体无意识。家谱是中国史志传统的遗留物，在数千年的前现代社会里，它是血统和身份来源的权威认定。但在他人/外部世界所构成的现代规则里，历史与文字、与词语的关系发生了改变。口头传说被当成“鬼话”因而不可信，白纸黑字的文字史即使能与传说互证，但离开实物的证明，仍然不可能被采信。衡量历史真实的唯一方式变成了考古发掘。这个急于挖坟、考证自身来历的少年，和小说中虞公山的正名、遍布运河两岸的考古热，和国家层面的夏商周历史断代考古，是同一个文化主人公。少年的故事因而变成时代文明现场的一个隐喻，正在成长的少年，是近年“何谓中国叙事”的人格仿写，他急于自证的焦虑，也可看成是我们的文明主体，在与世界、与他者文明的关系里理清自身文明来路的紧迫心态。写到这里似乎应该庆幸，作者没有将小说中虞公山名称的四种来历，补充到第五种，唐尧虞舜、三皇五帝。在全民考古的大背景里，“虞公山”下的少年盗墓故事像是一次文明自证的集体围观。

但少年的焦虑里还有第二重，比起掘地三尺也要找到祖宗是谁的强大寻根驱动，第二重焦虑要隐蔽得多，它甚至不曾被少年所承认和正视。那就是，“家谱之说”、我们从前辈继承下来的历史叙述是否可信？这可能是当下文学里最具象征性的一对父子关系，一个常年不上岸在水上漂泊、一心“到世界去”的父亲，和一个在土地上寻根、急于认祖归宗的儿子。父亲吴斌，所有人口中“鬼话连篇”的人，一个“讲故事的人”，一个宣布自己两条腿不一样长、无法上岸行走只能顺水漂荡的人，一个满腹才华却要靠跑船人收留的人；是那么像一个前代叙事者、一个落魄的无名作家、一个失败的启蒙知识分子，一个眼光向外、向世界寻找答案、却始终无法落实到土地上行走的先行者。

但就是这样一个执着于“到世界去”、生活在别处的人，却依然向儿子传承“家谱”，文明流传的基因竟如此顽强。既然父亲的漂泊已被运河街的大众们认定为失败，儿子回应世界冲突的方式，就落实在了在地和此刻，这一代文明主体们不再执着于父辈们迷恋的“外部世界”的真理，他求助于历史与传统。相较父亲，少年的首要问题是怎么处理传统，而不是如何认知“世界”；或者说，他要从理解自身和传统的关系开始，继而理解“世界”。他要把父亲关于历史传承的讲述落实为物质证据，因而他是唯一信任父亲的人；但最后时刻握住父亲脚踝的仔细观察，表露了他不曾明言的疑虑，传统是否仍是前代叙事者“鬼话连篇”的骗局？继承者的疑虑包含了对前代叙事的尊重、辨别与评价，也暗示这一次的“认祖归宗”或文化寻根的全部复杂性，绝不仅仅是简单意义上的文化复古，它同时也包括了对传统的重新思考和披沙拣金。少年的观察里已经混入了外部的视野，他同时拥有多重眼光。

对家族传承、对物质性证据的迷恋，也是徐则臣长篇小说《北上》的隐秘叙事动力，从罗盘到笔记本到运河文物博物馆，大历史的流转还要落实到父与子代代承继的血脉里。这一代作家如何讲述父子关系，其实是值得关注的问题，这不是“弑父”的一代，“弑父”的父祖辈们生下了聪敏孝顺的好孩子……

三

很多年前，则臣随身携带笔记本，在图书馆里抄下所有心目中大师们的精彩片段。他盯着你诚挚又令人绝望地坦白读书方法，他看书的方式是逮着某一个喜欢的作家，把这个人所有的书都看了、都抄下来。读这篇小说仿佛又看到了当年的他如饥似渴的阅读状态，让你从字缝处弥漫的多种复杂气息来揣测，这回到底有多少本书变成了他的养料。说到底这是一位无一字无来历的当代用典高手。那些抄在笔记本上的文字不是生搬硬拽，而是吃下去化成自己的血肉，从自己的处境里、从时代的身心郁积里自然生发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小说开篇的鬼魂不是魔幻现实主义，而是从中国乡土传统对当年的魔幻现实主义来一次戏仿，一次文明的托梦和显灵。这不是军事独裁统治下的死者与生者共居的拉美大地，作者拎出这个浑身湿漉漉的鬼魂，只是要带来关于孝道与守灵、关于不要忘记祖宗和自身文化身份的提醒。归根结底这还是个认祖归宗的故事。为一位要挖祖坟寻找一本家谱的少年，借用一些托梦显灵的传统小说元素，徐则臣要为这个故事寻找最合适、最自然、与内容相匹配的形式。

他在某次访谈中曾说：我们是喝狼奶长大的。现代小说是个舶来品，针对世道与人心的现代性，西方有一整套极为成熟的技巧和理论，拿过来就能用。而中国传统文学中现代性恰恰是缺失的一个环节，直接从传统文学中寻找可资利用的叙事资源，难度极大，接不上头。但用汉字，写中国，背离传统无论如何是需要深思和反省的，也因此，在当下的写作中如何实现传统的现代性转化，是他在写作中迫切考虑的问题。写满西方大师精妙片段的笔记本因而像是重新激活传统的提醒，一个“看自己的不同方式”。

我把这篇小说看成是传统转化的一次尝试，不仅是技术层面上的，更是文化象征意义上的一个整体隐喻。“有种你别姓吴”，有种你别这样写小说。当小说的现代性定义依然遵循着已有的等级法则，这一代写作者已经开始回望那个疑窦丛生的传统，把向你借来的笔还给你。我吹过世界“让人一激灵”的大风，最终要降落在这片土地与河流之上。这几乎是与上世纪先锋思潮同时伴生的文化寻根冲动。前辈写作者曾如饥似渴地拥抱过外来文学思潮，曾拥有推开世界文学之窗的决绝和勇气，也曾如吴斌般“不接地气”回不了岸。他是用这样的写作向曾经的先锋冲动致敬。他已经握着脚踝量过他们的长短了，他知道怎样走得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