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下河小说的温情现实主义
汪曾祺是里下河小说作家群的旗帜性人物，他在20世纪80年代以《受戒》《大淖记事》等小说为文坛瞩目，其最大的贡献正在于给当时的读者提供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小说美学。汪曾祺之后，经毕飞宇、鲁敏、朱辉、王大进、庞余亮、刘仁前、汤成难等里下河作家的共同努力，里下河小说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气质。这种气质当然由很多因素组成，我这里要说的是里下河小说中温柔敦厚的一面。
好作家是有原产地的。作家的出生地与成长地不仅具有地理学意义，也必定具有精神意义和经验意义。里下河不是一条河，而是一片区域。这片区域无论是在江苏，还是在整个中国的版图上，它都不南不北，亦南亦北。不在江南，却是水乡。特殊的地理位置与风貌使这个地方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偏不倚、中庸雅正的地方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作用于每一个成长于此地的作家，他们笔下的小说世界便形成了与此相呼应的精神质地，我把这种精神质地称之为“温情现实主义”。
里下河小说的温情表现在其对日常生活的重视。今天，“小说写日常生活”这样的小说观念大家都习以为常了，但如果我们追溯一下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话，其实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人们普遍的小说观还不是这样的。从梁启超的“小说革命论”发端，中国现代小说从一开始就汇入了革命的滚滚洪流，属于民族国家宏大叙事的一部分。当然，在之后小说实际发展的过程中这种情况也出现了很多变化，但中国现代小说中“高歌猛进”的宏大叙事则更为正统。在这样的背景上去理解，我们就会更加明白汪曾祺当年对中国现代小说创作的贡献，以及我们今天继续言说“里下河小说”的必要。
里下河一带作家普遍受明代泰州学派“百姓日用即道”思想影响，在小说中给了日常生活以郑重的注视与书写。在里下河小说里，汪曾祺可以用很多笔墨津津有味地谈论一道菜的做法与吃法，毕飞宇对农村妇女家长里短怀有天生的描摹兴趣，鲁敏对乡村伦理在日常生活中显示出的神秘而骇人的力量敬畏又沉迷，朱辉的小说几乎都是家庭故事，显示出作家对“家庭”这一故事单位的执著……日常生活在里下河小说家笔下获得了光明正大的地位。当然，里下河小说注重日常生活，这不仅是从小说的内容层面说的，更重要的是小说家的态度：他们不是为了写日常而写日常，而是他们真正的兴趣就是在日常，生命如何在具体的日子里展开，情感如何在一种生活里落实，这才是里下河小说家们真正关注的。他们的小说写的都是每一个普通人在普通生活中触手可及的现实，因此，他们的小说相比于一些宏大叙事更温暖，也更柔软。他们认为日常生活是历史的血肉，也是可以穿越时代的、最为恒常的力量，因此日常生活最有真意，也最有深意。这是里下河小说家们的伦理观和哲学观。
里下河小说的温情也表现在其骨子里的浪漫主义倾向。里下河小说多是现实主义题材的，但把这些现实主义小说往深里读，我们却发现它们骨子里恰恰是浪漫的。当下的小说中，现实主义很多，浪漫主义很少，因为这个时代真正浪漫的小说家其实并不多，但里下河小说家却是一群真正的浪漫主义者。这里我想举一个最近手头正在读的，里下河青年小说家汤成难的例子。
汤成难的小说都是写现实的，但她小说中的人物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浪漫。她最近出版的一本短篇小说集《一棵大树想要飞》，明明注定了是扎根泥土的大树，却幻想向天空飞翔，这也是她小说里人物的精神状态。《小王庄往事》里恋上知青的王彩虹，《开往春天的电梯》里的与邻居暧昧的王彩虹，《一棵悬铃木》中给自己买了一棵树的王彩虹，还有《我们这里还有鱼》里喜欢在盆景里养鱼的姨父，《像鱼一样遨游》中一直活在失去少年同伴阴影里的老陈，《寻找一朵云》中去西藏寻找逝去的妹妹的妈妈，《去峨嵋山》中带着一包自己喜欢的杂物想独自去峨嵋山的李自，等等，他们都是一些内心浪漫的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小说中人物的浪漫，都不是小资式的浪漫，不是锦上添花般的浪漫，而是从一地鸡毛的现实中挣扎出来的浪漫，是在生活的泥泞、沮丧和甚至是狰狞的痛苦之中保有的浪漫。我崇敬她小说里的每一个人物，我觉得所有生活在泥沼中，却依然奋力生活的人都是值得尊敬的，因为他们面对命运时的倔强与抗争所带的悲怆色彩更能让人看到生命的力量。这种泥泞中的浪漫，就像一株荒漠中的花草，特别温情动人，在我看来，它还有着强烈的救赎意味。置身于生活的泥沼以及命运的庞大阴影之中的人们，很多时候正是内心的那一丝浪漫坚守才支撑她们走过那么多困厄和悲伤。
汤成难是有来处的。其实我们放眼看看，无论是汪曾祺笔下要给小和尚明子当老婆的小英子，还是鲁敏小说里想从一成不变的生活中“奔月”的小六，无论是毕飞宇《推拿》里恋上美女的盲人老板沙复明，还是刘仁前《香河》里带着几十吨的大铁驳船回到香河村的柳春耕……这些里下河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哪个人没有一颗浪漫的灵魂？用精神的浪漫与沉重的现实角力，这几乎是里下河小说家们本能的价值逻辑。
里下河小说的温情还表现在其最终的人道主义立场。毕飞宇在一篇分析汪曾祺小说《受戒》的文章里曾说到，在汪曾祺眼里没有所谓的“坏人”，哪怕他们有毛病，甚至有罪恶，他们也是可以宽恕的。这就是一个作家的人道主义立场。其实不仅是汪曾祺，能够这样体己地理解一个前辈作家的毕飞宇，以及其他里下河小说家，无论他们小说题材、形式、语言之间有多少差异，但他们在处理人与世界的关系时都不是剑拔弩张的，而是充满温情的。
毕飞宇喜欢思考和探索人性在特殊历史时期或特定生活境遇中的极端表现，鲁敏也喜欢凝视人性之暗疾，往人性的黑暗处深挖，朱辉喜欢通过人物复杂幽微的心理细节呈现人性的弱点，王大进最近的长篇小说《眺望》也是着力表现了人在城市文明中的堕落与溃败。里下河小说家们对人性的兴趣使得他们在创作中照见了更多人性的丑陋不堪，但值得注意的是，无一例外地，他们从来都没有站到道德的至高点去揭露去批判，而是不断表现出他们对人的理解与体谅。可以这么说，里下河小说家们探索人性都是为了更深刻地认识人性，从而更好地理解人性。这一点实在难能可贵，这就是作家的人道主义立场。至少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还有哪个区域的作家，在这一点上能保持如此高度的一致。
我一直在想，里下河小说家为什么能永远站在人道主义的立场去理解世界和人？这也许与这个地方作家精神深处普遍有一种孤岛意识有关。毕飞宇曾把《受戒》拿来跟张爱玲的《倾城之恋》作比较，认为《受戒》可以看成是《倾城之恋》的乡村版，因为这两篇小说骨子里都体现着一种孤岛哲学和孤岛史观。毕飞宇自己的处女座就是一个题目叫《孤岛》的短篇小说，《地球上的王家庄》《平原》里面也都有这种孤岛意识的影子。鲁敏真正为文坛关注和叫好，也是从她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叫“东坝”的地方开始的。里下河地区虽不是孤岛，但也许作家们自己都未曾意识到，那片水网纵横的地方在作家们童年的感受里就是孤岛一般的存在。孤岛不仅有偷生哲学，也有“同是一条船上的人”这种与人群和世界的关系。这种以潜意识方式存在于作家精神深处的东西，竟是一个地方对于作家无声的馈赠。
无论是日常生活哲学观，还是精神上的浪漫，对人性的悲悯和谅解，这些都像是笼罩在里下河小说之上的光，通过她的烛照，那些小说显得更加温暖而动人。或者说它们就像一层柔色的滤镜，使里下河小说的整体面貌呈现出了某种奇异的温情。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