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晓春《纸上低语是故乡》：乡村情结 精神家园
乡村方言构筑了乡村人的生活方式和心理慰藉。维特根斯坦指出：“说出语言就是一种行为的一部分，或者就是一种生活形式的一部分。”对于漂泊在都市的游子来说，乡土语言无疑是撩拨乡愁的弦。毛晓春运用了大量的陇东南乡村语言。比如，写到母亲常常感慨的“那时候穷得光巴怜系的。”（穷得叮当响，一无所有的意思），长婆回击想吃长婆家杏子的弟弟那句“给！穷得吃不饱饭，还想着吃六谷。”（六谷比额外奢求），村里人叫二队的牛牛为“瓜牛牛”（即傻的意思）等，明显呈现出陇东南乡村语言的直白、淳朴，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淳朴与幽默风趣的性格和节奏舒缓、悠然自得的生活方式。
大量乡村人走向城市，遭遇的便是乡村土语方言与城市普通话的差异。语言的变化，必然带来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变化。步入城市的乡村人在遭遇过去习以为常的方言在强大的城市普通话面前简直不堪一击，他们所能选择的只能是融入城市普通话的大流，但他们在舍弃习以为常方言的同时，也必然疏离乃至舍弃自己的语言之家，也只能舍弃作为曾经心理慰藉的精神家园。
乡村饮食养育着乡村人情感世界和人情世理。几乎所有中国乡村都依赖各自地理位置、气候条件、物产资源养育了各自饮食习惯，又借助各自饮食习惯养育了不同乡村人们的情感世界乃至人情世理。作者没有忘记对故乡乡村饮食的讴歌，“乡愁是一碗凉粉”，将夏天吃一碗用山荞纯手工制作、冰凉到心底的凉粉，视作最大的精神享受；将拥有一缸正宗的用菜发酵特制的带浓酸味的酸菜浆水，享用一碗荞面酸菜浆水面片，不亚于满汉全席，视为人生的最大荣耀资本。由此延伸到将土炕作为童年的梦，人们不仅在乡村，甚至在陇东南乡镇一些人家的楼房中也能见到类似的改进了的土炕，所有这些，不仅融入人们衣食住行的生活方式之中，而且成为其情感世界和人情世理的核心。陇东南乡村没有极其奢华的食材，也不用罕见的作料和烦琐的技艺，一般都是就地取材、因势利导，但养育了这里的人们对生命创造和自由进化的透彻体悟。
快节奏生活和商品流通使各地城市饮食和住宅习惯趋于雷同化，也使城市生活显得有些隔膜甚至冷漠。布莱恩·贝利指出：“这些城市人远离他人，在接触中保持距离、世故，对周边的事抱怀疑、冷漠的态度。与其他人的关系只是一种类似商业往来的方式存在于特定的角色和任务中，因而，与周围的人日益疏远。”但相对有些顽固的乡村饮食和居住习惯，却冥冥之中养育了乡村人内心深处的某些默默坚守。毛晓春在诸如此类饮食、居室习惯的勾勒中，寄寓着对故乡邻居、朋友和亲人之间“真情”的赞美，彰显了陇东南乡村淳朴宽厚和乐于助人的人情世态。虽然乡村的这种坚守，在浩浩荡荡的新农村建设和城市化进程中可能显得有些不堪一击，但这些相对有些顽固的乡村饮食、居住生活习惯等，确实印证也养育了人们“不会感到孤独，而是被融合到一个温情氤氲而又紧密的封闭团体当中”的情感世界和人情世理。
乡村民间信仰支撑起乡村人精神伦理和社会秩序。大家有目共睹，现代城市文明的发展，虽然促进了经济的繁荣和人们的富足，却也加剧了人们内心的烦恼、焦虑、孤独，以及“空心病”和“暴戾症”。作为根植于神灵崇拜观念和民间祭祀仪式之中的民间信仰，虽然似乎有封建迷信的性质，但正是这些民间信仰广泛而持久地支撑了乡村人们的精神动力和伦理秩序。毛晓春写到四咀山的娘娘庙只有“苦命人”才能去，人们相信吃了娘娘庙娘娘怀中小孩的鸡鸡土，就可以得到儿女；凤凰山虽然只是一座山，但人们每年3月都要祭祀凤凰山庙里的泰山爷，这实际是将其作为故乡的人们心灵深处的圣山，以及精神信仰之最隐秘寄托在心灵深处敬畏和崇拜神灵和圣贤，常常潜移默化地成为陇东南乡村的人们的集体无意识。正是与民间信仰紧密联系的《太上感应篇》“心起于善，善虽未为，而吉神已随之；或心起于恶，恶虽未为，而凶神已随之”，《周易》“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等支撑起陇东南乡村人们内心世界最神秘的心理慰藉、最严密的道德防线。也正是这些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民间信仰真正筑起了人们精神伦理、日常行为规范和社会生活秩序。他立足乡村视域，对一些具有乡土情结的名家的记述，貌似脱离了乡村的直接讴歌，其实仍然是这种民间信仰的寄托、拓展和提升。
毛晓春对乡村乡土语言、乡土人情和民间信仰的描写，至少可以引发人们如下思考：虽然乡村并不一定是真正意义的桃花源，也不可能完全没有矛盾、竞争和强制，但相对于嘈杂、浮躁、焦虑的城市而言，必定还有着相对宁静、恬淡、闲适的特点，还有着更接近本性和自然，更能使人获得心灵最大自由和解放的空间和机缘。尽管城市化进程不可阻挡，但不能全然无视乡村的价值，更不能因为一味城市化，以致人为扼杀乡村文明。也许在城市与乡村文明之间找到平衡点，使城市与乡村文明协调发展，才是明智的选择。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