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洁茹《小故事》的叙事新变：从“问题少女”到“临界中年”
一
尽管《小故事》由相对独立的18个小故事组成，但因其内在的统一性：人物和故事的统一性、主题和情感的统一性、语言和风格的统一性，就连叙事者也全部都是第一人称“我”，其实不妨将其视作一个相对完整的大故事。作为故事主人公的“她们”，不外乎刘芸、吕贝卡、葛蕾丝、崔西、珍妮花、米亚等等，这些名字无论单独出现、次第出现，还是集体出现，其实只是不同的命名而已。“她们”不是“我”的同学、闺蜜，就是“我”的朋友、邻居，香港师奶或太太团的成员，而且几乎都是在40岁这个年龄段，这些不同的名字和面孔的同龄人组成了一幅众声喧哗、毫无违和感的女性群像，各自演绎着大致相同的中年悲欢，嘈嘈切切的两人、三人或多人对话和争吵，其实是“我”个人思想观念多重矛盾的纠结和冲突，当然也可以理解为“自我”“本我”“超我”不同层面的对象化投射，更是对芸芸众生之香港女性生存困境和精神困扰的叩问。
延续着早年成长叙事的主题，如叛逆少女、爱情创伤，小说在叙事内容上更加侧重婚姻家庭、父母子女、公婆小姑、丈夫情人等话题，除了小家庭中与“他”的关系问题之外，还有大家庭中与父母、公婆等的关系问题，与太太团的相处，与前同事的恩怨，与好朋友的隔阂，当然还有和这个整体的社会环境之间的融入问题。人物活动的场所也不外乎公园、餐厅、游乐场、会所，从尖沙咀到油麻地，从天水围到太平山……虽然没有特别的地景描写，仍可以看出从美国到香港的人物踪迹，以及香港生活的点点滴滴，从城市地标到餐饮品牌，营造出浓郁的香港生活质感和香港文化生态。对话体叙事的焦点依然围绕着男人，或者是朋友圈里你删了我我删了你的恩怨情仇，最大的悲欢也就是不爱了还爱着，或者是看透了爱情的幻象，最大的困惑就是不爱了还有性，婚外性带来了婚外情。但所有这些都掩盖不住一个事实：曾经任性而桀骜的女孩们不得不承认已经进入临界中年，问题少女转眼间成为问题妇女，甚至一而再、再而三地以“四十岁”这个年龄反复进行着某种自我提醒和确认。
《小故事》叙事内容的一个重要转变就在于对临界中年女性群体及其心态的刻画。《四十》中的“我”回顾了16岁时跟“17岁”的那场初恋，尽管始终不能释怀，但也不得不承认那已经是24年前的事情了。如果“我”会画画，笔下就是一个臃肿的中年妇女的背影，头发蓬着，衣服是灰的，而且站在街上哭。《抱抱》中的刘芸人到中年，且与“我”有着漫长的青春友谊，仍然会因“爱”的缺失而崩溃痛苦，从而在陌生人的“抱抱”中寻找某种安慰。《吃相》中的陈小姐经历了惨烈的车祸，劫后余生却没能保住婚姻，离婚期间又失去了父亲，因失掉所爱而失去了食欲，最终却因为有所爱而恢复了食欲。借饮食写欲望，写无爱的婚姻，写欲望与爱情的冲突，写女人和男人在面对欲望和爱情时的根本差异。
曾经傲娇的“她们”不得不融入现实的人际生活，不得不直面糟糕的职场人生，正如不得不恢复食欲生存下去以继续有爱或无爱的婚姻家庭。仍有几分矫情，但更多的是无奈，无奈中又有几分讥讽和对抗。正如香港作家蔡益怀所说：“她的笔下，没有大悲大苦，没有呼天抢地，没有哲人式的沉思，也不追求高深，却自有锐气和灵敏的触觉。她有一种天赋，能够透过一些极细微的细节，看到一个人的生存状态，又很透彻地表现出来，一种张爱玲式的手笔。”这点“透彻”和“沧桑”恰恰是周洁茹小说叙事中“临界中年”们的状态。不过，与张爱玲“香港传奇”中以“他者”目光审视香港不同，周洁茹是以美国海归或者内地新移民的“在地”身份讲述新的“香港故事”。
二
尽管这些中年女性们饱经离散，日渐沧桑，但她们追求自由和渴望独立的意念从来没有泯灭。自由的缺失、友情的匮乏、太太们交往的无聊、对于香港生活的不满意以及身份认同的困惑充斥日常生活，于是，她们为了追求那种自由的感觉，费时费力地爬山涉水，只为了站在最高处，看滑翔伞里自由的人儿，幻想自己也获得了鸟儿一样的自由。《野餐会》写的就是这群太太们的一次野外活动。想到自己的好朋友葛蕾丝已经离开香港，寒冷的山顶上，裹着两条垃圾袋的“我”还是心碎了。
她们是如此地渴望独立和尊严，看似高档豪华的生活却给她们以绝妙的讽刺。《读书会》是一幕生动盎然的讽刺剧，人物不多，但各具神采。这出精彩剧的演出场所是一处豪华的会所，管理员反复出入其间，吕贝卡、我、赵太太、钱太太原本要在这里举行一个读书会。尽管大家都没有来得及提前阅读《简爱》这部名著，但她们眼下各自的生活和简爱这个将近两个世纪前的人物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和对比，因而产生了戏剧性的讽刺效果。更加夸张的是，豪华会所的环境竟然不仅和读书格格不入、简直是互相抵触，以至于她们的所谓读书活动尚没有真正开始就遭到多次举报和警告，最后不得不以啼笑皆非的结局收尾。这既是香港太太们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香港文化环境异化的某种写实。
对于这些临近中年的女性来说，针对现状的反抗虽然显得那么艰难、滑稽，但她们仍然在一步一步走向自立，尽管走向独立的过程相当曲折。《伤心水煮鱼》中，所有的人物终于汇合：吕贝卡、葛蕾丝、老公、老板以及水煮鱼，生活中谁都是多余的，谁也都是不可或缺的。曾经的太太团成员，如今加入了职业女性的行列。为什么不叫伤心水煮鱼呢？“有什么好伤心的。葛蕾丝说，有老公养，有佣人服侍，不用工作，大把钱，大把时间，天天睡到大中午……”曾经不工作被老公养的崔西、凯西，写了好多作品，拍了很多照片，离开了太太团，外面的世界果然很大。《华特餐厅》里的刘芸，婚后抚育两个孩子，10年婚姻之后打算出去工作的时候，却查出来肠胃方面的肿瘤。“我”在一家豪华餐厅请客，环境和时间都很好，昂贵的龙虾海鲜也很好，但是刘芸却吃不下。尽管不知道接下来会怎样，但“我”却实实在在地为这餐饭而心痛不已。人到中年的职业女性，或者曾经的太太们，终于品尝到艰难的人生况味。
即便上述的自由、独立、尊严甚至自我都不可得，她们至少还拥有对自己身体的主动权。她们的自我反抗/革命就通过这唯一的身体进行。无论是《同乡会》，还是《如果蘑菇过了夜》都通过身体的反抗以维持自我精神上的平衡。她们反抗男权的方式无非是出轨、一夜情、婚外情、婚外性，以此对抗婚内冷暴力抑或性暴力。在珍妮花那里，过程和结果都不重要，而我还纠结在“爱”的问题上，不愿意仅仅为了性而性。尽管有些极端，但珍妮花的选择确实代表着一种女性通过身体进行的、针对男权的最本能也是最激烈的反抗。
可喜的是，《小故事》还部分地走出了幽闭的个人生活，深切观照到更加现实的因素，一是独生子女的养老问题，一是底层女性的自我独立问题。《来回》虽然不脱太太圈里ABCD的故事，但重点在于独生子女们如何养老。包括“我”、我的朋友刘芸在内，六种类型的养老方式，六种父母和儿女的心态，都不能掩盖一个问题，那就是女儿与父母之间的爱、责任和义务。《油麻地》是周洁茹继小说《佐敦》之后的又一创造性书写，其最值得称许之处在于透过阿珍为中心的香港底层女性的心酸生活史描绘、塑造了阿珍的自我成长。
正如刘芸的成长一样，阿珍也历经磨难终于敢于并学会理直气壮地面对一切。作为周洁茹作品中为数不多的底层女性，阿珍代表着某种香港力量，从中似可看到香港的未来和希望。
三
众所周知，周洁茹在叙事方式上习惯采用“对话体”。其实，“对话体”并不意味着真正的对话，对话只是作为一种形式、姿态或者策略而存在。与其说是对话，不如说是个人絮语更恰当。周洁茹说过：“我的小说就是我的生活。”所有的女性角色既可能来自现实生活，同时又是一体两面或者一体多面，以不同的名字幻化为不同的角色出现。当然，她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太太团，或者称之为师奶团，依靠朋友圈、餐厅约饭和各种聚会维持着人际关系。周洁茹小说里的“我”虽则总是与“她们”一起出现，但“我”永远是与众不同的“另一个”：抗拒世俗，抗拒同化，拒绝平庸，拒绝收编，拒绝一切不符合个人意愿的改变。正如傅小平在访谈中所说：“没有跟着潮流不断变换写作路数，与其说你追新求变，不如说你始终如一，追求内心的自由，表达的自由。”这也是周洁茹创作“新变”中的“不变”，以书写对抗时间的侵袭，并保持自我的独立，这也是周洁茹《小故事》中潜藏的另外一个长长的“抗拒中年”的故事文本。
不得不说，周洁茹的叙事新变还意味着由一个纯粹的中国作家华丽转身为一个世界华文文学作家：一个中国作家意味着她的视野聚焦于中国故事，而一个世界华文作家则瞩目于世界。尽管一个中国作家也属于世界，但毫无疑问一个世界华文文学作家更为世界所接受和认同，也必然需要在其作品中更多地融入其世界身份意识，更多地表现其跨文化的经验和思考。游走于美国东西两岸，同时往返于香港和内地之间，周洁茹的观察和思考已经与当年不同，其中对生活的体验，对空间的感受，对生存、生命、情感以及所有一切的认知都已经转换为另外一种向度。
在一定程度上，周洁茹的小故事与黄碧云笔下微小、暗哑、悲哀的旨趣和风格相近，但周洁茹没有黄碧云那种阔大的悲哀和绝望，更多的是一种率性与较真。相较于多年前施叔青的“夹缝中生存”的香港人，周洁茹笔下则是一群不甘寂寞的新移民师奶（太太团），以一个个小故事表达着她们切身的个人悲哀。但时代的巨轮滚滚向前，在更大的艰难和涤荡中，哀愁或许会变得更加切近现实和大众。小故事没有完，也不会完，它沉到底，将会触及并拨动更深更广的时代脉息及其超越性悲欢。周洁茹的香港，一个突如其来的大时代，“走出来你还是你，只是这个世界都不同了”，其实，换个说法也未尝不可：“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不同，改变的只是你自己。”如此，期待更好的周洁茹创作和更好的香港文学。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