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旭红《白莲浦》叙事原型及其情感方式：涸辙之鱼 相濡以沫
还有些作品的背景是市场经济时代背景下的乡村，如《那对美丽的云青坛》《亲和酒》《思富湾》。《那对美丽的云青坛》写的是南门矶两对夫妻离开土地、改变世代谋生方式，分别来到镇上和县城创业，通过他们夫妻关系的变化寓写了乡村社会传统的发生改观的趋势。《亲和酒》是一首传统乡村社会没落的挽歌，世道人心不知不觉间发生改变，邻里之间人情在变薄，乡亲之间出现隔阂，令人怅惘却也无可奈何。《思富湾》叙述思富湾村落一群小伙、姑娘外出闯荡，在北京打工的遭遇，乡村耕作劳动方式已经不能维持生存需要，所以乡村青年人必须到大城市去打工，然而他们身上乡村的局限性制约着他们不能很好地融入都市社会。陈旭红叙写了受市场经济波及影响的乡村，抒发了她对传统的流连，表达了传统乡村没落是必然的历史趋势。
陈旭红的本意所在不是叙写传统乡村没落，而是抒写涸辙之鱼相濡以沫的情义。老一辈的“我娘”白莲用她的怀抱哺育了两个从出生就被遗弃的孤儿“我”和细骚儿，年轻一辈的清芬同样以她的情怀翼护思富湾陈氏宗族的一众兄弟姊妹。少儒老人年轻时为了拉扯弟兄长大成人，承担着长兄如父的角色，耽误了娶妻生子成家，最终孤老一生，晚年寄居水月庵的一间厢房，收养了非亲非故、天生痴傻的孤儿“友忠儿”，恩同再造般关爱体弱多病的“我”。这些鳏寡孤独的乡村社会女人、老人，都是自顾不暇的人，却又是如孟子所称的那种自己尚处冻馁却把衣食馈与他人的人。互相温暖不仅是一种情感方式，更是一种生存方式，这些慈爱的老人、善良的女人，在温暖、关爱别人的同时，他们自己的生命因此有所寄托，情感有处安放，他们赢得乡亲的敬重，当“我娘”白莲、少儒老人、蒙古大爹去世，临终关怀成为家族慎终追远的仪式。人们是同一个命运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并没有真的孤独者，“我娘”（包括少儒老人、蒙古大爹、清芬）式的根源于同情之心的互相温暖，不是个体行为，而是一种文化自觉，这种相互温暖其实是在传承一种文化。这是陈旭红小说“温暖写作”“善良写作”的意义所在。
只是任何美德和善举终究不能改变既定的命运，如同相濡以沫不能阻止辙印中的水蒸发，直至完全干涸。然而这不是否定或取消美德和善举的意义，相反，涸辙犹如悬在美德善举上方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二者的紧张关系，让这种泛伦理情怀的爱愈发揪紧读者的心。
所谓“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陈旭红以她悲悯的情感方式否定了这下半句。《思富湾》中清芬因祸得福，在江主任的帮助下在贸易城开了一个做皮制品生意的店铺，境况看好，同村一起出来打工的春风得意兄弟、丰收丰产兄弟及其他同乡仍然处于混的状态，他们对清芬构成潜在的威胁，江主任劝清芬与他们保持距离，以规避可能的风险，这就是大家相忘于江湖。但清芬不假思索地回绝了江主任的善意。她的笔墨全部集中在表现这些涸辙之鱼相濡以沫的“相与”（友爱）。
陈旭红悲悯的情感体验中传统文化的侵染很重，感性色彩浓厚。陈旭红以特定乡土情境中的乡土人物群体之一员的身份，叙述自己和大家的生活事件、人生、命运。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生活资料相对匮乏的情况下，各种不可知的外在事物和力量都足以影响、决定、制约人的生活和命运，陈旭红把乡土社会的意识认同为自己的观念，并构成她“悲悯”的叙事基调。她的小说就是用悲悯的笔叙写乡土社会中的爱、善行。
这种悲悯构成对老子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的人的宿命的抗拒。陈旭红小说中的人物，无论仁慈的老人抑或善良的女人，没有一个好命，有中年丧偶的、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身陷牢狱的、被遗弃的、孤老终身的、遇人不淑被抛弃的、身罹绝症的、自尽的……这些悲剧不是社会的，也不是性格的，而是命运的。虽然陈旭红吝惜于给她的人物一个明媚的人生，但她却怀着悲悯心善待每一个不幸的灵魂。她以一支纤笔写出生而为人的高贵，他们没有被命运摧毁，而是自助助人，互相温暖，显示出了一种源远流长的伟大传统的顽强生命力。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