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洱《应物兄》：词的困境与物的难题
一
“兄”、“先生”和以名自指
应物兄，本名应物，之所以成了“兄”，小说给的理由是，因为编辑将作者听成了“应物兄”。这背后有现实根据：互相尊称“兄”是知识分子间的惯常行为。深层根据也有，书商季宗慈乃不择手段逐利之人，改名多半是其蓄意为之，起码有意将错就错，制造“捧杀”式营销。而从总体立意来看，通过设置以“兄”自指这一统摄性情节，小说深度揭示了知识分子的精神自恋与人格分裂。只不过，如果让颇有自省意识的应物兄泰然接受这一名称，很不合理，所以小说先安排他发火，又安排季宗慈和程济世将之诠释为“以物为兄”，将自恋反转为自谦，才让逻辑顺畅。[1]只不过，这一切都建筑于一个几乎完全不可能的情节之上。一个作者不可能等自己的图书出版之后才发现署名多了一个字。出版过程中，作者会多少次看到样稿和封面样图？哪一次看不到自己的名字？
这或许是苛责，文学书写有其深层的象征与隐喻，而不必与现实逻辑严丝合缝。但“应物兄”一词绝非小事，它关系到全书立意，较下真或不多余。继续探寻“兄”的同类词，会发现还有一个“先生”。
小说中并无其他以“兄”自指的人物，但有低俗自恋、渴望获得文化身份的商人雷山巴，喜欢以“先生”自称。受雷山巴资助进行“复活”济哥研究的科学家华学明，当付出艰辛努力取得成功后，发现自然苏醒的济哥已然漫山遍野，于是精神崩溃，也开始自称“先生”。二人行为自然关联，显出构思的精巧；同时，又与以“兄”自指相呼应。但应物兄并未意识到这种呼应性，反而对华学明批评道：
他雷山巴可以自称先生，你华学明不能啊。雷山巴是生意人，自称先生相当于自抬身价，相当于给自己做广告。你呢？你是学者，是生命科学家。世上有哪个学者称自己为先生的？
这段话自然也是应物兄的“腹语”。他的分裂，揭示出知识分子精神沦陷的悲剧。但应物兄还是有着促成自我反思的思想资源，来自于从1980年代走出的理想型知识分子、应物兄的精神教母与暗恋对象——芸娘（有意思的是，芸娘这一自我命名也是以尊称自指）。应物兄想到，雷山巴和华学明的自我指称方式芸娘曾特别谈论过：
“Illeism”，说的就是这种以第三人称来谈论自己的方式。
后面进入具体论述时，小说交代了因由，原来是源于芸娘反感鲁迅研究专家郑树森频繁以“树森”自指：
芸娘说：“可见，用第三人称来谈论自己，是有很多说法的。鲁迅所讨厌的政客们最喜欢这样说。英文中，有个词叫‘Illeism’，说的就是用第三人称来谈自己的方式。……”
郑树森知道芸娘不喜欢他自称“树森”后，曾以鲁迅自称“迅哥儿”来为自己辩护，但被芸娘一句“‘迅哥儿’是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但不是生活中的鲁迅”轻松驳回。郑树森犯下的低级错误当然印证了其不学无术，令人发噱。
这里可以抽绎出两个小说认同的命题：一、有些知识分子所喜好的以名自指，是一种自我夸耀，与自称“先生”相同；二、鲁迅不会以名自指。
知识分子以名自指，在当下中国少见，但曾经相当流行。不过，它并非自夸，而是自谦。在传统中国，“主体”意味浓郁的第一人称代词“吾”“予”“余”“我”等，受儒家文化影响，反而内含某种自夸的意味，并不常用于与同辈或尊辈的交际，以名自指是十分普遍的一种第一人称自谦方式。[2]因此，命题倘能成立，也仅限于当下的语境之中。
以名自谦的传统一直延续到民国，鲁迅似并未提出异议，并且还亲自践行了它。1926年1月13日，为欢迎易培基就任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校长，鲁迅作为校务代表在欢迎大会上对女师大全体师生、各校校长及学生会代表等五百多人致词。记录者记下的第一句便是：“今天……可惜马先生忽然生了病了，所以又由树人替了马先生来说几句话。”[3]在私人信件中，鲁迅屡次以“树人”自称。比如1927年他给蔡元培的信中说：“兹有荆君有麟，本树人旧日学生”。[4]因此，命题二不能成立，且著名儒学研究者应物兄对传统语境中第三人称自指的涵义，也无清晰的意识。他所了解的，是芸娘讲授给他的克尔凯郭尔的认知。这一点，其实隐秘地表征了1980年代的知识谱系。
或许与此有关，《应物兄》在提到姚鼐回忆其老师闻一多如何讲述梁启超时，说道：
对梁启超先生，闻先生向来直呼其名：梁任公。
这里是要表彰老一辈学者姚鼐的直率与不拘礼节。但是，任公不是“名”，而是“号”，呼人之号恰是对人尊重的表现。
二
《应物兄》的现实性问题
词之外，《应物兄》也精彩地介入了物——现实。但《应物兄》在进行现实书写时，有些地方可能并没有十分妥帖地“及物”。
秘书可能是最为“及物”的知识分子。《应物兄》便塑造了两个生动的秘书形象：费鸣与邓林。“应物”之名其实更适合他们。当然二人也有差异。费鸣还有较为明显的知识分子脾性，这自然和他身处高校、能不时获得导师乔木的耳提面命有关；而邓林虽然最初也管不住嘴，但经过锻炼，变得更加精通人情世故。两人后来的遭际也不坏，费鸣虽被葛道宏驱逐到筹建中的儒学研究院，但比应物兄更清楚地意识到其中的凶险，主动离开；而邓林，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抢在栾庭玉出事前成为桃花峪县县长。他们的命运，与应物兄形成有意味的对照。词与物在应物兄身上无疑分裂了。
但是，精于“应物”、能力超群的费鸣，为何会被驱逐呢？小说给的理由是，校长看中了屁股饱满的乔引娣（小乔），而编制缺乏。这让人诧异。因为费鸣和小乔显然承担着不同的职能，分工本该同于邓林和金彧。金彧尚且读书上进，小乔却是一个连程济世是谁都不知道的人，她怎么可能替代费鸣的工作呢？能干的邓林，领导不舍得放手（怕也是不敢），才是现实的逻辑。那么，是否葛道宏的能力不足以多弄一个编制呢？显然不是，小说中应物兄也曾说他“位子坐得很稳”、“一言九鼎”。当儒学研究院即将开张之际，校方不断往里塞人，编制根本没有成为问题。所以费鸣被处心积虑赶走，让人难解，应该主要是服从于情节安排的需要，是物对词的妥协。
又如，栾庭玉对黄兴的到来十分关注，后来又陪同敬香。但是，当应物兄要为黄兴争夺敬香权时，明知不易，却不找神通广大的邓林，居然跑去找了季宗慈情人、在电视台工作的艾伦。果然，由此带出来大段的谈话和故事。这些内容固然有其意义，但可能会因此容易让人有冗赘之感。后来，问题还是邓林给解决的。
再举一些类似的例子。长袖善舞、热衷奔竞的京剧大师兰梅菊，在栾庭玉母亲寿宴上对栾的妻子略作指点，居然收费10万元。难道他已知栾庭玉即将下台？堂堂济州大学校长，要请福山来校讲演，居然要通过卡尔文这种混子。小说中还有个细节，当下的女大学生将李泽厚当作李泽楷。这极可能实有其事，生动折射出时代的变迁。但作者太喜欢这个段子了，后面又将其运用到电台女主播朗月身上。于是，一段不会有多少人知晓的理论，经朗月说出口后，她补充道：这“是李泽楷的观点”。荒诞感在这里解构了反讽。因为能说出那段变形了的李泽厚观点的人，是不可能说出后面的话的。这里其实还涉及《应物兄》较为常见的另一个问题：重复。
或许和《应物兄》的文本与写作周期都很长有关，小说中有不少内容多次出现。这种重复有时对读者（甚至可能也包括作者）是贴心之举，但一个成熟的读者，不需要那么多重复。据统计，“如前所述”一词，在小说中一共出现了19次之多。其中许多都不必要。没有“如前所述”标示的重复也不少。比如小说先提到郏象愚评论郑树森：“人在逆境中才会爱上鲁迅。你呢，身处顺境，却仍然爱鲁迅。”后来芸娘又说道：“都说一个人身处逆境的时候，才会和鲁迅相遇。你们呢，一个个身处顺境，顺得不得了，大都处在教授级别的上游，还这么爱鲁迅，所以只能让人更加佩服。”小说在费鸣第一次向应物兄辞职时写道：“问起原因，费鸣却不愿解释。再问，费鸣说了四个字：‘一说便俗。’除此之外，再也无话。”当费鸣第二次去找应物兄，小说又将此复述了一遍：“他问起原因，费鸣说了四个字：一说便俗。除此之外，不愿再多说半句。”这或许可以说明，《应物兄》对许多琐碎的细节，尚缺乏有效的统合与提炼。词与物同步冗余、旁逸斜出，无疑会影响表达的精练与力度。
削弱《应物兄》现实感的另一个因素，是对理想型人物的塑造欠缺力度。作者特别擅长描绘小丑、坏蛋以及亦正亦邪的人物，但当处理正面人物时，往往相形逊色。比如书写老一辈有情怀和个性的学者，亦正亦邪的乔木和程济世，就远远比理想型的双林、何为和张子房生动。中生代的精神标杆芸娘和文德能，形象也很单薄。两人都极富学识，但有时展现出来的并不足够出彩。比如小说四次呈现芸娘拒绝求爱者的言论：“我没有你感觉到的那种感觉。”让她形同一个小女生，实际拉低了她的精神层次。至于陆空谷，形象尤其缺乏现实基础，其思想与行为都让人摸不清来路，最后还毫无障碍地接受了芸娘给她包办的婚姻，闪电般嫁给了此前与她全无交集的文德斯。大体来说，这些理想型人物普遍缺乏现实“及物”性。
小说快结束的时候，应物兄曾产生一个幻觉：“自己就像站在词与物的交界，就像在一个界面上滑动。”一个曾经雄心勃勃的人，虽然名为“应物”、为“兄”，但在深刻地体会到世界的复杂与自我的无力之后，已然丧失“应物”和“其鸣自詨”的乐观。当游走在“词与物的交界”，物与我两忘而又交融之时，他或许已如双林院士一般，实现了人生的“不悲不喜”。如果这时候我们问他一句：“你是应物兄吗？”他将会如何回答呢？
注释：
[1]李洱：《应物兄》，人民文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75页。季宗慈和程济世的说法显系世故之言，何为教授便将“应物兄”理解为占人便宜，参见李洱：《应物兄》，第268页。
[2]王力：《古代汉语常识》，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27页。
[3]《校务维持会代表周豫才先生致欢迎词》，《女师大周刊》第118期，1926年1月18日。应该说明的是，今日可见的鲁迅其他讲演记录稿，一则因为“我”自新文化运动后开始大量普及，二则因为其讲演更多面向后辈，并无用“树人”者。
[4]《271206 致蔡元培》，《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94页。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