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慧瑜：非虚构写作与20世纪中国文化经验
一
从非虚构写作回望20世纪中国历史
非虚构文学是对Non-fiction的直译，来自美国60年代，是一种深度调查式的社会写作，比如美国记者杜鲁门·卡波特的《冷血》（1966年）、诺曼·梅勒的《夜幕下的大军》（1968年）、《刽子手之歌》（1979年）等都是代表作。他们是记者，通过深入挖掘和调查采访，用新闻事件来呈现美国六七十年代的社会反思，从个体命运展示时代特征。这种深度调查式的新闻写作又叫新新闻主义，这些记者也借这些成功的非虚构作品获得作家的身份。2015年白俄罗斯记者斯韦特兰娜·亚历山德罗夫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得诺贝尔奖，她也是一名记者，她写的非虚构作品都是大题材，比如关于前苏联切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阿富汗战争（《锌皮娃娃兵》）等，还有一本是《二手时间》写的是苏联解体对普通百姓的深远影响，采访了上百家普通家庭，看大历史在每个人、每个家庭身上打上的烙印。这是一种典型地用非虚构的方式来介入宏大历史。
在中国语境下，非虚构写作的流行与《人民文学》杂志2010年开设的“非虚构”专栏有关，梁鸿的《中国在梁庄》最早就在这个栏目发表。在中国，大致有两类人从事非虚构写作，一类是梁鸿、黄灯、阎海军、王磊光等非职业作家，他们用非虚构的方式来写当下的乡村故事，从外来者的视角描写乡村的衰败和被掏空的状态。比如黄灯的《大地上的亲人》写的是她的家人和她丈夫的家人，借这些亲属的故事还原当下中国农村的变迁，包括堂兄、堂弟在广州打工的故事，这可以说延续了现代以来把中国叙述为乡土中国的传统，用乡村来隐喻中国。还有一类非虚构作品就是媒体人、传媒人写的。因为新媒体基本没有新闻采编权，这并不意味着新媒体不能进行新闻报道，非虚构这种讲述新闻人物、新闻事件背后的故事的文体，成为制造移动互联网爆款的重要形态，比如咪蒙公号就依靠这种文体而成名，也因为一篇虚假报道而遭遇质疑。因此，非虚构写作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成为社会调查和新闻报道，另一方面也具有商业化、投机性和猎奇化。
从非虚构写作的基本理念，可以看出非虚构与既有的文体之间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首先，非虚构与文学的关系，最直接相关的是报告文学。如果说非虚构来自于美国，那么报告文学的出现则与19世纪的巴黎公社等共产国际运动有关，第一篇报告文学就是关于巴黎公社的新闻报道，是一种把用文学的方式来介入政治。另外一部被公认的报告文学经典作品是美国进步记者约翰·里德写的《震撼世界的十天》，讲述的是苏联十月革命的故事，是对重大政治事件的深度报道，现在看来也是一篇出色的非虚构作品。还有另一位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也是一部深度报道，借斯诺的眼光向世界展示红军长征和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报告文学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传入中国，被茅盾称为是“文学轻骑兵”。最早的报告文学参与到对日本侵略中国的新闻报道中，如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阿英主编了《上海事变与报告文学》、郭沫若等编著的《上海抗战记》、范长江主编的《淞沪火线上》、胡风主编的《闸北七十三天》、曹聚仁的《东线血战记》等，都是当时的文学家、战地记者写的军事报道。报告文学在七八十年代之交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徐迟的《哥德巴赫猜想》用报告文学的方式参与到伤痕叙述和社会反思的潮流中。90年代文化游记、纪实文学、新写实小说等成为文化消费市场的热点，如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把自然化的山水文化“化”，成为最早的文化旅行“指南”。90年代中后期的右派口述史、知识分子回忆录也成为畅销书，这些个人化的、私人记忆成为重写20世纪当代史的载体，把个人作为历史的人质和受害者，从而让政治变成外在的、迫害性的力量。
其次，非虚构写作与90年代以来新闻形态的变化有关，尤其是深度调查、深度报道的出现。90年代初期在媒体市场化改革的背景下，市场化的都市报兴起，出现了新闻专业主义理念下的调查记者和调查性写作，又被称为深度报道，这成为报纸提高发行量的重要手段，比如《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针对重大新闻事件的深度报道，都在90年代和新世纪以来的公共舆论空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与传统新闻理念和记者的主体状态不同，新闻专业主义更强调客观性、中立色彩，带有深度揭秘和社会调查的色彩。从90年代一直在2010年移动互联网兴起之前，都是纸媒的黄金时代，也出现了非常多的名记者如李大同、卢跃刚等，建立了一种记者行业里边的“鄙视链”，能写深度报道的记者是一种业务能力、经验丰富的资深记者。1995年《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发表第一篇深度报道《北京最后的粪桶》，讲述的是返城知青成为北京最后的掏粪工的故事，也开启了讲述普通人、老百姓故事的报道方式，在一种政治话语中作为人民、群众的主体变成了人道主义、人性论中的普通人和老百姓的人文传统，这与90年代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的纪录栏目《生活空间》所开始的“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在理念上是一致的。除了这种人文主义报道风格，另一种深度报道是对新闻事件的深度调查，如2003年南方都市报发表《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最终导致废除收容制度的政策改革。2010年移动互联网兴起之后，很多深度调查的记者转移到了移动互联网平台，出现了更多以非虚构写作的方式出现的深度报道，如《喊麦之王》、《了不起的茅侃侃》、《天才球员董方卓的残酷答案》、《太平洋大逃杀亲历者自述》、《少年杀母事件》等。与资深记者不同，这些文章是由更年轻的、更习惯网络写作的青年媒体人完成。
第三，非虚构写作与社会学、人类学也有密切的亲缘关系。如费孝通的《乡村中国》、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项飚的《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史》和《全球“猎身“——世界信息产业和印度的技术劳工》等都是社会学、人类学田野报告，也带有非虚构的色彩。和一般记者只是把现象做全景式描述不同，这些学者借助一些社会学方法，对陌生的群体、地域进行深入观察和调查研究，从中归纳、总结出一套认识世界和观察社会的理论概念和框架。这和非虚构的精神也是一致的，非虚构也不是客观性、中性的描述，而是一种高度介入式的思考，把研究者的态度和对某个事情的理解都写出来。比如社会学家吕途，近些年写了三本与“新工人”有关的著作，《中国新工人：迷失与崛起》、《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和《中国新工人：女工传记》，这三本书处理的都是进城农民工问题，进行了大量的采访和调研，三本书放在一起展示了改革开放以来3亿新工人的生存境遇和社会状况。尤其是第三本“女工传记”，更像非虚构作品，作者采访了50后、60后、70后、80后、90后等几代女工的个人生命史，给每一位女性写一篇小传，这些个人的生命故事合在一起就是一部新中国女工的文化史诗。
非虚构写作是一种关于他人、他者的写作，即便写自己的故事，也是把自己对象化、他者化。更不用说是那些自己之外的人、社会和历史，因此，非虚构写作的工作方法可以借鉴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方法、理念，如口述史、民族志、田野调查等，这涉及如何理解他人的问题。首先，倾听是第一步，先听他人的、别人的讲述，理解他人的生活逻辑和社会逻辑；其次，是对话，用自己的视野和知识框架与他人展开对话和交流；第三，是理解，这种与他者的交流必然会反思自身的生活和知识限制，进而在辩证中认知和理解自己和他人。
二
国际友人视角下的20世纪中国经验
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中有一类非常特殊的非虚构作品，这就是国际友人写的中国报道，他们有的是外媒驻中国记者，也有的是参与中国革命、社会实践的技术专家。这些国际友人写的中国故事，大部分属于中国共产党对外传播的范围，而且是非常有效和成功的对外宣传。如1936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发表的《红星照耀中国》、1944年到延安访问的中外记者团所写的延安报道等，成为对外讲述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及其治理下的根据地秩序的重要方式，也为抗战时期的中国争取到了宝贵的国际支援。这些来到中国的外国记者，除了撰写大量新闻报道之外，还参与到中国教育、医疗、外交等事务中，甚至有的留在中国，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如新闻领域的爱泼斯坦、著名医生马海德等。借助他们的目光，我们得以重返20世纪的历史现场，对20世纪中国经验进行再反思。近些年关于中国故事的讲述经常跳过20世纪历史，把当下与古代对接起来，这就使得五四以来的现当代中国历史变得非常暧昧，或者说现当代历史处在被遗忘当中。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实现了现代化，无须突显一种现代焦虑感，反而需要追溯传统中国和悠久历史来作为现代中国的源头；另一方面，在这一后革命的语境下，现代中国的现代性、当代中国的当代性都消失了，传统与现代、现代与当代不再是冲突关系，20世纪的革命也被解释为一种传统中国的延续和复活。在这个意义上，通过国际友人的视野重新回溯历史，是为了找到一种进入20世纪中国现当代历史的方式，重新获得一种现代感和当代感。下面我想简单地把20世纪中国的国际友人分成三类。
一类是斯诺、爱泼斯坦、史沫特莱、斯坦因等新闻记者，他们在根据地调查，对外写出了大量的关于延安、根据地、解放区的报道，如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史沫特莱的《中国红军在前进》等。比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还要早的一本关于中国的报道是捷克新闻记者埃尔文·基希用德文写的，他是共产党员，也是最早把报告文学作为一种战斗性、介入性文体的记者。30年初期他受苏联委派来到中国，在北京、上海等城市进行大量的实地采访，1933年出版了一本《秘密的中国》，向西方世界展示了现代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1936年作家周立波陆续把这本书翻译成中文，对中国报告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最著名的记者是埃德加·斯诺，斯诺在宋庆龄等人的安排下从国统区到陕北，进行了几个月的深度采访，上至毛泽东等共产党领导人，下至普通的红军战士，斯诺以独特敏锐的记者视角观察延安，描绘了大量的生活细节，使得《红星照耀中国》这部纪实文学具有较强的可读性。这部书作为一次成功的对外宣传，第一次讲述了红军的发展历史和毛泽东的故事，是一部在西方产生巨大影响的、了解当时中国真实状况的作品。其他如国际记者爱泼斯坦、史沫特莱、斯坦因等，他们也用英文写了很多中国报道。同时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作为记者以外，这些国际友人还亲身参与了中国的革命与建设，如史沫特莱参与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外语工作，发起了节制生育运动、灭鼠运动等卫生运动。这类外国记者、作家的经历和作品在中国具有一定的知名度，但他们相互间的人际网络、信息网络如何组织和维系，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具体是怎样，目前鲜有人研究和整理，这其实联系着一种被历史遗忘的国际视野。比如整合欧美左翼知识分子的英国援华会在国际援华运动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英国援华会筹集的绝大部分资金流向了白求恩的国际和平医院，而其出版的刊物《中国报道》最早刊登了有关白求恩、斯诺和史沫特莱等的文章，其中《红星照耀中国》也是由援华会的左翼读书会出版发行。这些“中国故事”文本背后的人际网络、传播网络、权力网络甚至是资金网络，都是考察20世纪中国对外传播机制的关键，值得深入研究。
第二类是科技、技术专家，如写了《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深翻:中国一个村庄的继续革命纪实》的韩丁以及韩丁的妹妹寒春和妹夫阳早。韩丁是一个农机专家，受《红星照耀中国》的影响来到中国，1945年参加联合国的项目，一开始给国民党服务，后来到北方大学担任英语老师，在这个过程中亲身参与了山西长治张庄的土地改革，他搜集了大量的资料。解放之初他留在中国，培养了新中国第一批拖拉机手。1953年回到美国，受到麦卡锡主义的迫害，花十余年完成《翻身：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纪实》，是一部用现实主义的手法完成的讲述中国土地革命和人民翻身运动的史诗作品，这本书的影响力在西方仅次于《红星照耀中国》。直到70年代中美建交之后，韩丁担任美中友好协会会长，多次回到中国，参与到80年代中国农村现代化和机械化的实践中。韩丁的妹妹寒春和同学阳早40年代末期来到延安，就没有离开中国，一直在中国从事农业、畜牧业方面的工作，对中国奶牛养殖和牛奶质量提升作出突出贡献。还有一位是燕京大学的电报专家林迈可，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林迈可和妻子逃到陕北，担任晋察冀根据地的通讯技术顾问，创建新华社英文广播部，帮助根据地改造发报机和培养无线电技术人员，抗战后回到英国，他写了一本《抗战中的红色根据地》，写了他对根据地的观察，其中提到他认为当时根据地有两点做得非常好，一是后勤保障工作，根据地虽然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但通过高效率税收和群众动员，让士兵打仗没有后顾之忧，二是情报工作也很出色，中共的高级密码很少被日军破获，而根据地的通讯网络也非常畅通。这些都涉及到根据地的行政和社会治理经验。还比如英国人大卫·柯鲁克、伊莎白·柯鲁克夫妇，他们40年代末期被派到中国观察土地革命运动，后来完成了《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和《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群众运动》等研究中国土改的社会著作。其中大卫·柯鲁克是英国共产党，参加过西班牙内战，也和白求恩认识，他们都受斯诺写的《红星照耀中国》的影响。他们完成土地革命调查之后，就一直留在中国，甘心为中国培养英语和外交人才，是新中国外语教育的创始人和重要参与者。从这些不同领域的外国专业技术人员在中国的工作、生活与革命实践，可以看到新中国的诞生、发展和建设与国际援华运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间更为深刻的联系。
第三类是从事摄影、电影等影像工作的艺术家，如伊文思、布列松、安东尼奥尼等。荷兰纪录片大师伊文思30年代来中国拍摄了《四万万人民》，把中国也作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组成部分，并在武汉“偷偷”赠送给根据地一台摄影机，袁牧之、吴印咸等30年代从上海到延安的左翼电影人用这台摄影机拍摄了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70年代伊文思又到中国拍摄，这就是由12部独立纪录片《大庆油田》、《上海第三医药商店》、《北京杂技团练功》、《对上海的印象》等组成的《愚公移山》，这部纪录片提供与常见的“文革”影像不同的那个年代的普通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还有一位法国摄影大师布列松在40年代末期到中国，是在上海解放前夕做最后一班飞机飞到上海，当时的布列松为美国《生活》杂志供稿，他正好见证了上海解放的全过程，于是，后来出版了《从一个中国到另一个中国》的摄影集，展示了旧中国向新中国的转变。50年代后期布列松又被邀请到中国来，这次拍摄的照片在西方发表后，国内展开了对布列松的批评，认为这些照片丑化了中国的大跃进运动。与此相似，70年代后期，意大利电影大师安东尼奥尼受邀到中国拍摄了记录电影《中国》，也遭遇了50年代的布列松相似的情景。这些艺术家在不同时代多次到中国拍摄作品，他们的关于中国的影像在当时和事后引起了极大争论，我们不仅要关注这种“看与被看”之间所引发的误读，更应该看到这些影像工作者与20世纪历史中更广阔的国际背景之间的关系，从30年代席卷全球的左翼运动到80年代末期冷战终结，中国也处在这种特殊的国际网络之中。
当然，还有许多曾经在中国扮演过重要角色的国际友人和组织，被历史有意无意遗忘或忽略，对他们的发现和梳理将是进入20世纪历史的重要方式。国际友人的经验和叙述为我们理解20世纪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关系提供了新的视角，从而更深刻地理解20世纪独特的全球政治图景。国际友人的个体生命经验与20世纪全球左翼运动的思想与行动网络交织，与中国的革命与社会建设相互作用，呈现出一个复杂、动态的全球20世纪时代景观，也为我们审视与反思当下的国际关系和全球秩序提供了独特的视野。这种历史重返也需要避免用怀旧的、崇敬的心态将这些国际友人的中国故事浪漫化，借由国际友人重建我们与20世纪的对话关系，其落脚点仍在于更全面、公正地审视中国的历史、现在与未来。
三
“一日体”群众写作运动与历史价值
在20世纪历史中，还有一种重要的非虚构写作方式，就是群众写作运动。与让普通人也学会写作的创意写作相似，非虚构写作也带有平民色彩，很多作品是由非职业、非专业作家完成。这些平民视角的非虚构作品，反映了主流文学叙事中不可见的群体、地域和记忆，带有一种民主性的群众文艺的面向。这种创意写作的理念也来自于美国，美国有着成熟的创意写作课程和社区写作推广方式，相当多的美国作家，他们谋生的手段是在大学或在社区里教创意写作，也有一些作家是靠上创意写作课来学会写作的，如美国最有名的华裔作家哈金，就接受过创意写作训练，成为知名作家后又从事创意写作教育。这种普通人学会写作的方式，与50年代到70年代培养工农兵作家有相似的地方，当然后者具有更大政治性，要让工农兵占领文化领导权，不要被作家所代表，而是自己写自己。其实，20世纪现代历史中也有一个群众写作运动的传统。
1936年上海生活书店的出版家邹韬奋看到苏联文学家高尔基正在发起一个”世界的一日“的征稿运动，就联合茅盾、陶行知等中国作家发起了”中国的一日“的征稿启事，号召人们写下1936年5月21日的“所见所闻，所作所感”，收到三千多篇、约600万字稿件，最终由茅盾主编汇集成了《中国的一日》，全景式地再现了各个地方、各种职业所感受到的中国，看到当时民族危亡下普通中国人生活的”横断面“。受此启发，1941年冀中抗日根据地的主要领导发起了”冀中一日“的征文活动，号召根据地的普通军民纪录1941年5月27日这一天发生的故事，约有10万人参加写作，征集到5万份稿件，当时冀中文艺界的作家孙犁、王林和李英儒等把稿件汇编成册，真实反映了当时根据地时期军事、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现在读起来也非常生动和立体。1987年改革开放时代，又发起了《新中国的一日》的写作活动，在电视上也播出了征稿启事，各路来稿最终汇编成册，不仅有文化人的书写，更有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反映80年代思想解放所带来的蓬勃生机。这种“一日体”在今日也有延续，在腾讯谷雨和快手上分别有文字版和短视频版的“中国人的一天”栏目，仍然接收着各种形式（文字、短视频）的来稿，记录着这个时代的点点滴滴。从这些“一日体“群众写作运动中可以看出，写作本身是一种普通群众可以掌握的文化权利，也是把个体生命故事转化为对不同时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参与者、见证者的社会媒介。
总之，从20世纪中国历史的视角看，非虚构写作不只是一种当下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时髦文体，而是文学创作介入宏大的历史与社会问题的重要方式。它与文学、新闻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有着直接关系，是一种用平民视角和纪实精神来理解、感知社会巨变的方法，可以帮助我们看见更加丰富的2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的时代图景。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