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光炜：“80后”批评家的崛起

2020年，最早一批“80”后已经40岁了。

他们从青春期的懵懂少年转型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并逐渐拥有稳定的形态和鲜明的特征，一路走来，犹疑与执着并举，迷惘与坚定并在。

值此节点，中国作家网特推出“‘80后’作家对话录：个体·代际·经验”专题，通过与八位知名“80后”作家、评论家、诗人的深入交流，力图展现他们的新风貌，以及他们对生活、文学创作上的思考。此外，专题亦约请相关评论家关于“80后”文学的评论文章，多角度阐释“80后”作家群体的创作。希望在本次专题中，我们能够对“80后”文学群体有更多新的发现与思考。让我们在回望中细致梳理，在展望中奋力前行。

在新世纪二十年的进程中，既有老作家一拨又一拨新著的推出，中青年作家的各辟疆域，也有批评家群体的更新换代。虽然资深批评家仍处在活跃阶段，但新进批评家群体——“80后”批评家的涌现，也同样引人注目。在他们身上，可以看出以下一些醒目的变化：一是历史感的走弱，个人意识的凸显；二是批评的兴奋点不再集中在八九十年代成名的那些老作家身上，而将聚焦点投注到更为年轻的一代作家创作实践中；三是与新作家一样，日常生活经验成为不断被发掘的新话题。当然，这与上世纪九十年代文学相对于宏大叙事的个人叙事，也明显拉开了距离。

“80后”批评家多出身于各大名校，也有一些来自省属院校，是国内研究生教育持续发展和累积的必然产物。因此训练有素的学院派方法、眼光和作品评价标准，也被运用到他们的批评实践中。一些观察家发现，传统批评所强调的“知人论世”的切入视角似乎不再显灵，相反，个人体悟，加之知识的推演，变成一个有别于上一两代人的独特的空间。

另外，还有对“同代人”文学的强调。诚然，用“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新世纪”对时代进行新的命名的同时，也把自己对与此相关的社会事件的认识潜含在对文学的理解中。这个“同代人”，显然不再需要“路遥式”个人悲情奋斗故事来支撑，虽然个人挫折依然不绝于缕地出现在他们成长的经历中。这个“同代人”，似乎更为关注“资本故事”，他们成长的每一步，都与购房、婚恋、网络事件，也包括各种需要分辨的八卦，在重和轻的层面上联系在一起。

在这个意义上，在新世纪的框架中，“80后”批评家还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界定和认识的文学史概念。在这个形成史最终型构之前，一切还有待时日。

“80后”批评家的概念，最早见于2012年《南方文坛》主编张燕玲女士推出的“‘80后’学人三人谈”专栏的系列文章。她著文声称：“在业内，‘80后三人谈’便成为文学批评界一件标志性的文学事件，其意义也许会日久弥深，眼前三人合集《以文学为志业——‘80后’学人三人谈》，便不止于纪念和佳话了。” 又据《以文学为志业——‘80后’学人三人谈•后记》所言：“该专栏一共发表有六篇对话，其中第六篇《当下写作的多样性》因为我们觉得过于草率，没有收入本书。除此之外，本书的第六篇《‘80后写作’与‘中国梦’》是我们三人的第一次对话，发表于《上海文学》2011年第6、7期，此时与国家意识形态‘中国梦’的提出尚有三年之距，我们完全是在文学的意义上来讨论这个问题。第七篇《什么是‘80后文学’》开始是金理和黄平两人在2014年完成的一个对谈，因为它与《‘80后写作’与‘中国梦’》有某种承继关系，同时我们也想加强讨论同代人写作的内容，所以杨庆祥后续加入了对话内容，仍然扩充为‘三人谈’的形式，并收入本书。整个对话前后时间跨度近三年，这三年也是我们作为青年学人不断自我调整，摸索甚至徘徊的过程。” 这个概念的继续发酵，与后来杨庆祥批评与反省兼顾的《“80后”怎么办？》 ，与中国作家协会现代文学馆推出的“客座研究员”制度，以及云南人民出版社最后出版的《“80后”批评家文丛》等一系列事件的推波助澜也有较大关系。

“80后”批评家名单涌现在中国作家协会现代文学馆选聘的五批“客座研究员”的大名单中，他们中已经成名的有杨庆祥、金理、黄平、徐刚、杨晓帆、何同彬、傅逸尘、项静、李德南、王晴飞、丛治辰、陈思、刘涛和张涛等。五批研究员中也有不少出生于六七十年代，也已活跃于批评界的霍俊明、梁鸿、李云雷、张莉、周立民、房伟、张定浩、黄德海、张丽军、曾立果、刘志荣、刘大先、郭冰茹、李丹梦、马兵、张屏瑾等。在国内各大学论资排辈严重、年轻学者和批评家很难从大学体制中走出来的情况相比，中国作家协会现代文学馆建构的“客座研究员”体制，显然迅速催生了大多出自于各大学中文系、知识结构新颖、批评眼光敏锐的新一代批评家。在“50后”、“60后”批评家之后，新一代批评家已经在各种文学批评杂志上崭露头角，成为当代小说批评中一支不可或缺的新生力量。

杨庆祥、金理、黄平、徐刚、杨晓帆、傅逸尘、项静、何同彬、方岩和王晴飞是成绩突出的批评新秀。杨庆祥博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现为该院副教授。他的成名作是《路遥的自我意识和写作姿态》，之后陆续写出《如何理解“80年代文学”》《审美原则、叙事体式和文学史的“权力”》《在“大历史”中建构“文学史”》《无法命名的个人》《当代小资产阶级的历史意识和主体想象》和《历史重建和历史叙事的困境》等一批历史触角敏锐、批评眼光前沿的文学史研究和批评文章，包括他撰写的《80后，怎么办》这一长篇社会批评报告，都在同代人中产生了较大影响。金理博士毕业于复旦大学中文系，现为该系副教授。他受过严格的近代思想史、中国现代文学学术训练，进入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领域后，这些学术资源形成了他强劲的批评根底与动力。他的研究论文和批评文章包括《在时代冲突和困境深处：回望孙少平》《有风自南：葛亮论》《文学史“事实”、“事件”的缠绕、拆解》和《“自我”诞生的寓言——重读<十八岁出门远行>》等。黄平博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现为华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他最早引起关注的是《“人”与“鬼”的纠葛——<废都>与八十年代“人的文学”》《从“劳动者”到“劳动力”——“励志型”读法、改革文学与<平凡的世界>》和《革命时期的虚无：王小波论》等文章。最近几年，他潜心读七八十年代的文学杂志和各种史料，写出了一批以“新时期文学的‘发生’”》为总题目的系列长篇研究论文，把新时期文学发生前后诸多历史力量纠缠、博弈与妥协的复杂因素揭示出来，大大推进了这一领域的研究。徐刚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徐刚的文学批评擅长从文本进入，通过对作品的耐心阅读，建构他对小说创作和作家个人意识的理解。他还喜欢以史论结合的方式，在批评中与作家具体的创作过程展开对话。这些批评特点，体现在他近年来的文章当中，例如《小说如何切入现实：近期几部长篇小说的阅读札记》《“十七年文学”中的“乡下人进城”》《“十七年”家庭情节剧的妇女解放主题》等。杨晓帆博士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现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杨晓帆本科和硕士师从王一川、陈雪虎教授，受过较好的文艺学训练，这使她的研究论文和批评文章中，始终有一个或隐或现的理论视角，有一个比较清晰的问题框架。以下文章显示了这一批评特色，如《知青小说如何寻根——<棋王>的经典化与寻根文学的剥离式批评》《历史重释与“新时期”起点的文学想象——重读<哥德巴赫猜想>》和《走异路，逃异地，寻求别样的人们——改定版<心灵史>与八九十年代“转折”》等。但几位年轻批评家的关注领域，近年来也呈现出某种分化的迹象，与“80后批评家”建构时力图“同代化”的意图截然不同。黄平把研究领域定位在新时期文学初期阶段的文学史研究上，杨庆祥、徐刚相对关注当下年轻小说家创作的走向和状态，金理是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研究和批评齐头并进，杨晓帆则对八十年代文学有持续的热情。傅逸尘活跃于军旅文学批评领域。项静艺术感觉细腻，把握问题准确。王晴飞文风锐利。何同彬的文学史研究的批评触角明显。方岩倾向于八九十年代文学的文学史问题。这一分化现象，说明他们开始产生自觉的研究意识和批评观念，正在朝形成自己独特鲜明的个人特色的方向大步前行。

细致说来，杨庆祥的《路遥的自我意识和写作姿态——兼及1985年前后“文学场”的历史分析》一文，其醒目特点不是被动附着在作家自己的意识和姿态上，而是以锐利的批评态度深入剖析“路遥现象”与历史的关联。他毫不客气地指出：“时至今日，关于路遥的研究和言说似乎越来越具有‘仪式’的气氛。在一篇文章中，路遥被认为是一个‘点燃了精神之火’的人，在另外一篇很让人怀疑的调查报告中，路遥和鲁迅、钱锺书等经典作家一起，被认定为最受当代大学生欢迎的十大作家之一。”“可以说目前大多数关于路遥的研究文章都是‘反历史’的，对于路遥的无缘故冷落和无条件吹捧都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历史分析的态度。”接着，他对作家的“自我意识”和“写作姿态”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剖析。 九十年代社会危机中的“王小波现象”，曾经是一代迷失青年心灵上的指路明灯，但学术界对这一文化神话的严肃反思始终不够。黄平的《革命时期的虚无：王小波论》发别人所未发，先声夺人地发表了精彩见解。他坦然表示：“本文在反思‘自由主义/文化研究’二元框架中的王小波研究的基础上，以《革命时期的爱情》为例，从叙述视角入手分析王小波独特的‘局外人视角’，勾勒一条理解王小波作品的深层线索‘历史创伤—反讽—虚无—自由’，由此把握王小波作品的历史起源、形式特征与精神脉络。通过与村上春树的对照式阅读，分析作为中国语境的后现代写作，王小波作品的魔力所在，在于治愈了读者面对当代史的负罪感。本文最后进一步讨论，叙述能否真正治愈精神创伤。”这种见识，为同代人所少见。 金理的《在时代冲突和困顿深处：回望孙少平》是一篇别具生面的历史研究文章，是作者一贯温和讲理的叙述的方式。它不是通常的人物形象批评，而是从“孙少平的主体想象”、“文学青年和他的阅读史”、“孙少平的个人意识”和“历史的符号与历史的反抗”等几个方面入手，根据孙少平的历史处境、位置和个人感觉，在阔大的史论视野中展开分析。金理这篇文章一如既往地显示了他敏锐细致的历史感觉以及学术根底严谨的行文风格，例如他发现并提醒人们：“孙少平的形象，在今天可以被理解为某种主流话语（‘活着’哲学、‘奋斗’神话）出现的‘前史’或‘想象性的审美预演’。这当然源自后来者所作的历史批判和反思。问题是，当代文学的生命力一方面在于把文学历史化，另一方面要在历史化的过程中把文学与文学人物作出一个解释——由路遥所展示的孙少平的命运（借钱谷融先生的说法，孙少平在艺术表现上无疑是一个‘真正的人’，有血有肉），在时代节点与历史现场中给出了何种努力，他的生存与精神生活在特殊境遇里有何创获，为我们留下了什么样的经验。” 杨晓帆令人印象深刻的文章是《知青小说如何寻根——<棋王>的经典化与寻根文学的剥离式批评》。 它的难度，在于理解“知青小说”是如何变成“寻根小说”的复杂过程，以及究竟是什么文学批评力量改变了历史走向，将两个好像不同类型的小说作品巧妙嫁接到一起的。晓帆这篇文章又披露，在没被认作“寻根代表作”之前，阿城关于这篇小说的“创作谈”都与“知青故事”有关，被重新认定之后，他口气变了，一直使劲地把这个知青故事往“寻根”思潮需要的历史叙述上靠。这种历史分析的精彩点，不在“揭露真相”，而在非常客观、冷静和超然地将这种历史叙述推回到原来的历史情境之中去。于是，同代作家创作于不同时期的两种小说现象，它们从文学观念到创作手法的“转型”的难题，就这样被充分揭示出来了。

“80后”批评家的突然崛起速度大大超出了人们的预期，同时也暗示了这代批评家将有很长的路要走。他们毕竟都在35岁上下，锐利逼人，精力无限，同时前途远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生转折口。以后的发展将会是什么局面，还有待放长历史的眼量才能有所观察若干，但这结实的第一步，已经令人心里满怀欣悦。

毕竟，“80后”批评是一本刚翻过一两页、还没有最后完成的未来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