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下河文学流派崛起的文学史意义
仅从小说创作而言，里下河文学流派小说如涓涓细流，从上世纪80年代一直流淌至今，不同于宏大叙事，也区别于先锋派小说、新写实小说，虽然它与新写实小说都归属于日常生活叙事。与宏大叙事相比，里下河文学流派小说关注的是民间而非庙堂，即使在作品之中关涉重大政治题材、主题，它也将其置放到日常生活时空中来展开，以民间立场、态度来理解、评价和进行艺术处理。日常生活成为了社会历史的本体和小说的生活基础。毕飞宇的《平原》、刘仁前的《香河》和刘春龙的《垛上》即使都写到了“文化大革命”这一残酷、荒诞的政治运动，但却没有像伤痕小说、反思小说那样，正面书写所谓的正面人物与反面人物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没有描写红旗招展、轰轰烈烈的文攻武斗场面，而把笔墨用在了“文革”意识形态对日常生活诸多层面的影响上。像毕飞宇的《平原》就重点关注了阶级斗争思维、权力思维对王家庄百姓的日常社会伦理、生活心理的渗透。在王家庄，权力思维不仅是当权者王连方、吴曼玲的思维方式，也同样是支配普通百姓的文化心理和行为的思维方式。权力欲望让支书吴蔓玲由女人异化为男人，让端方在攫取权力的过程中走向了异化。
而进一步与新写实小说相比，里下河文学流派小说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主体性”的回归和自觉。里下河文学流派小说同样具有现实主义精神，但放弃了“零度情感”，转而追求有滋有味地、有节制地叙事，寻求表现生活的诗意美，表现出对自由人性的热切赞美。里下河文学流派小说与新写实小说一样，都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拉开了距离，不再追求生活的传奇，不再刻意书写戏剧性矛盾冲突，而是自然地、本色地展现生活流，但里下河文学流派小说没有放弃对“生活”的选择。在追求自然地展现乡土时空体时，始终保持着对天空的仰望、对意义的捕捉，对悲天悯人境界的由衷赞美，超越原汁原味的现实生活的维度一直存在于小说的字里行间，表现出古典主义倾向。里下河文学流派小说不只是回归到了日常生活领域，解放了作家把握生活的视角，而且进一步追求日常生活的审美化，审美地书写日常生活，这是对宏大叙事、新写实小说的反拨，也是对以京派小说为代表的日常生活叙事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里下河文学流派的汪曾祺、毕飞宇、曹文轩等出入于现代派文学，对先锋派小说的精神和技巧了解都比较透彻，但他们后期都疏远了现代派小说，里下河文学流派小说是接地气的，小说叙事尊重生活的肌理，追求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先锋派小说是高蹈于现实生活之上的，小说叙事尊重的是形式美原则，只重形式而遗落内容的。由此来看，里下河文学流派小说一直处在新时期小说主潮的边缘，扮演的是纠偏者的角色，甚至是批判者的角色。
在审美地表达日常生活时，里下河文学流派小说把笔锋深入到了生活的褶皱里，点化细节，引发诗意。他们把里下河地域风景、民俗风情和方言口语等地域文化因素作为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仅就民俗来说，民俗是民族历史生活的“活化石”，它集地域的、心理的、历史的、民族的等多种文化因素于一体，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书写里下河日常生活的小说不只凸显了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地方色彩，也强化了小说的民族风格。
中国现代小说在发展过程中，一方面持续着对小说未来的期盼，追求现代化、先锋性，另一方面又时刻留恋着古典美，一步三回头，抒发着挽歌的忧伤。里下河文学流派小说在整体上都具有古典美倾向，透露着节制、中庸、和谐、秩序、恰当、含蓄的古典美学追求，让情感与理性、过去与现在、主观与客观、内容与形式以及写实与浪漫走向和解与圆融，深受“天人合一”哲学观念的影响观念。 穿行在中国现代小说潮流中的里下河文学流派小说是小说史的另一个维度，另一种路径。与现代派小说相比，它不是以非理性反抗现代性霸权，而是以古典主义对抗现代性，与先锋小说相比较，里下河文学流派小说依然有自己的价值判断和主体性，是追求意义的，有深度模式的文学。它重视文学形式实验，但追求内容与形式的统一，它与宏大叙事歧路，在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意，其价值哲学的核心是人道主义。
除了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追求古典的倾向之外，里下河文学流派小说在文学史上的意义还表现在对小说文体的创新方面。汪曾祺、曹文轩、毕飞宇、罗望子、鲁敏等作家的小说都汲取了散文、诗歌、绘画的要素，小说明显地表现出了散文化、诗化特色，具体表现为人物意象化、结构空间化、语言诗化、意象叙事，善于创造诗意隽永的小说意境。汪曾祺的《大淖记事》、曹文轩的《草房子》、毕飞宇的《哺乳期的女人》、鲁敏的《纸醉》等都是文体创新的代表作，悠然自如，情节淡化，诗意悠远。
最后要指出的是里下河文学流派小说在叙事艺术层面的贡献。 里下河文学流派小说具有明显的自叙传特点，总是渗透着作家的生平经历和经验。小说多采用回忆视角是里下河文学流派小说的叙事艺术特色之一。在以回忆的视角叙事时，作家并没有完全站在现在，以成年人的眼光和语调贯通始终，而出现了双重视角的交错运用。当叙述童年时，叙事视角会转向当年的儿童经验视角，完全以童年的眼光看待当时的一切。像汪曾祺的小说《受戒》就时常在成人视角中，返回到童年视角。
在里下河文学流派小说叙事艺术的创新中，值得推崇的是毕飞宇创造的“第二”人称。在小说《玉米·后记》中，他说，“我坚持认为这本书采用的是‘第二’人称。但是，这个‘第二’人称却不是‘第二人称’。简单地说，是‘第一’与‘第三’的平均值，换言之，是‘我’与‘他’的平均值。人称决定了叙述的语气，叙述的距离，叙述介入的程度，叙述隐含的判断，叙述所伴随的情感。当主观与客观融合，距离感与亲切感、介入与超脱的张力平衡时，艺术才容易走向极致。这与前面论及的“双重视角”都属于叙事话语层面的对话性，让读者同时听到两种声音，两种价值评判。
在文学流派的生成和发展过程中，继承与创新之间的张力始终存在，没有仿效、继承，流派就无“家族相似性”和凝聚力，没有创新，流派则无生机活力。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是里下河文学流派在现在和未来都是不可回避的问题。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