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撕裂的现实和现实主义
2019年，广受瞩目的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名单出炉，首位70后得主徐则臣的长篇小说《北上》赫然上榜，可谓震惊了中国当代文坛，从而使得评论界意识到70后作家已褪去文坛代际轮替的人为痕迹，俨然已具备文坛主力军的潜质，并能在长篇小说这种文体的创作中占据一席之地了。然而，检视徐则臣的创作尤其近期创作中，除了评论界广泛注意到的京漂书写、大运河叙事、重返历史场域等关键词外，还有一点可能是少有人注意到的，就是徐则臣创作对于现实主义传统的扬弃和拓展。
徐则臣的部分创作对于现实主义的切入，其要义并不在于传统的现实主义对于生活之事无巨细的勾勒，更不在于构筑宏大叙事。徐则臣创作的意义，在于以一种类似底层人物图系的方式，为北京这座发展中的超级大都市加上了注脚。
在徐则臣的创作中，京漂是一个特殊的存在，而在其京漂人物群体中，有一种关键核心人物类型出现的频率很高，就是假证（假文物等）制造者，譬如，《啊，北京》中的边红旗、《伪证制造者》中的我姑父、《把脸拉下》中的魏千万、《浮世绘》中的宁长安、《天上人间》中的“我”、《耶路撒冷》中的易长安等。徐则臣笔下的庞大的伪证制造者群体，其个体又各不相同，有的是为了漂流在北京的理想而无奈以造假证谋生的，有的则是以假证为事业、做着发财梦的拉斯蒂涅甚至是伏冷脱们，还有的是陷于贫困边缘被迫铤而走险做假证的底层人，他们有共同的一点，都是在时代转型期，为了自己生存而以身试法的边缘者。制造假证是身处市场高速发展期的大众出于对文化身份、社会认同、体制压力、金钱等因素的追求而生发的特殊需求，即使随着教育部门的联网和相关证书的查证，学位学历证书的造假市场萎缩，但是其他类型假证还有很大市场，这个产业应该很难根除。这类假证制造者，既是时代底层风云的见证者，也是时代转型的现实买单者。徐则臣通过真实的细节还原了假证制造的工作流程，这些假证制造者游走在法律的边缘，一旦被抓就要面临殴打、拘留、判刑的责罚，而假证需求者一方通常并不需要承担责任。
假证制造者更是北京这个大都市飞速发展、泥沙俱下的隐喻者，他们的罪与罚亦是时代转型的产物。除了假证制造者之外，跑龙套的小演员、摊鸡蛋饼的小商贩、疑似人贩子的民间小艺人、报社的小记者、贫穷的在读博士生，这些文化程度不同的人，都是京漂这个独特群里当中的个体，他们承受了几乎来自这个时代的所有挤压，物质和理想的、京城和外省的、中心和边缘的、传统的和现代的等。在徐则臣近期小说中，这一点体现得更为明显。在《兄弟》这篇短篇小说中，北京近郊的一群底层外省人，他们因不同原因来到这里，却不得不面对在短时间内迅速离开北京的粗暴行政命令，当推土车悍然开进出租屋的时候，为保护邻居小孩的珍贵照片，戴山川抢进租房内，被轰隆隆的推土车碾压。戴山川保护小男生的照片的行为，既可视为一种天然的道义，也可视为对以推土车为象征的某种强权的悲剧性反抗。
如果说《兄弟》有一定的现实隐喻，那么《如果大雪封门》更是将悲惨的底层现实撕裂给读者看，租住在小破烂四合院的几个年轻人，看到人贩子让拐来的小孩拼命卖艺，小孩备受虐待，就大胆萌生为孩子寻找亲生父亲的念头，护送孩子千里寻亲的王枫却被孩子亲生父亲恶意当成人贩子，孩子的处境并没有得到改善，反而又落入了乞讨卖艺的悲惨境地，而这次的主人是孩子的亲生父亲，有正义感的底层京漂青年的一腔热血化为冷冰。
若要溯源这几部作品《兄弟》《如果大雪封门》的发生背景，它们是有一定现实基础的，譬如《兄弟》的故事与现实中2017年下半年北京大兴等地清除外地人口运动有相互呼应的关系，《如果大雪封门》与猖獗多时的拐卖未成年案也有联系，我们似乎可以在它们中间找到底层文学的影子。然而，它们恐怕并不能完全被视为底层文学。
2005年前后兴起于中国当代文坛的“底层文学”，如曹征路的小说、郑小琼的诗歌，很多作品具有较明显或粗暴的干预现实的意味，而徐则臣的作品则以隐喻居多。此外，底层文学过于急切地试图反映现实，这种急切甚至是以作品自身的审美性作为代价的。而徐则臣的作品则在叙述故事、对话、场景方面有较精细的一面。正如有学者评价底层文学是新世纪的工人阶级文学，认为它接续了现代文学中的左翼文学的传统，但终因其在审美描写方面力有不逮而影响消淡。
作为中国现代左翼文学的主将，后期鲁迅并没有完全放弃五四思想启蒙，而是将之进行了超越，鲁迅一直倡导理性的精神和个人的独立思考，这也正是他在“革命文学”中与一些大牌左翼批评家发生严重冲突的原因之一。徐则臣的独特之处，在于并没有将左翼文学的传统给窄化。面对底层生活、面对法律边缘者和撕裂的现实生活，徐则臣其实是采取了更复杂的姿态。如果说徐则臣的作品中的底层文学的表征，无意中与左翼文学有了某种间接的呼应，那么这种呼应也是建立在其对于现实的复杂认识和叙事艺术的探索上的。譬如《兄弟》中就用精巧的叙述语言、象征性的场景和富有张力的对话，表现了这个具有底层生命野性的租住地被毁灭的悲剧，戴山川要寻找另一个我，鸭蛋要保护想象中的兄弟鸡蛋的照片，都是同一类隐喻。
对于北京这个超级都市急剧膨胀而生发的阶层撕裂的悲剧性，在徐则臣的《王城如海》中有更为显在的体现。这部长篇小说篇幅并不长，仅12万字，应该可以称之为“小长篇”。小说题目取自苏东坡的诗句：“惟有王城最堪隐，万人如海一身藏。”作家将这个古典的象征意蕴转变为一个现代的荒诞剧。王城堪隐，万人如海，每个人的孤独都是根深蒂固的、互相牵制的。正如作品中叙述的“尽管现在中国的城市化像打了鸡血一路狂奔。城市化远未完成，中国距离一个真正的现代国家也还有相当长段路要走。一个真实的北京，不管它如何繁华富丽，路有多宽，楼有多高，地铁有多快，交通有多堵，奢侈品名牌店有多密集，有钱人生活有多风光，这些都只是浮华的那一部分，还有一个更深广的、沉默地运行着的部分，那才是这个城市的基座。一个乡土的基座。”小说采取跳跃性的故事切换的方式来展开情节，余松坡拥有炫目的经历，海归、先锋戏剧导演，既有名望，收入丰厚。本来站在食物链顶端的成功者余松坡遭遇突变，他在天桥上遭遇因他告密而入狱十五年的堂兄，沦为流浪汉的堂兄早已疯癫，余松坡的梦游症因此频繁发作。余家保姆罗冬雨的弟弟罗龙河在帮姐姐整理书房时候，偶然窥见余松坡多年前写的遗书而知晓真相，故意带流浪汉堂哥与余松坡对峙，岂料女主人提前归来，倒在血泊中……作品中海归导演、小演员、刑满释放的疯癫者、准备硕士研究生考试的底层青年、卫校毕业的小保姆，快递员，不同阶层的人物在一种类似连环套式的命运链里发生了猛烈的碰撞。
与其说，《王城如海》展现了命运的偶然性，还不如说，作品更重要的是体现了社会各阶层之间发生的悲剧性的撕裂，引出了一个更深刻的结论，就是改开以来关于共同富裕和发展的共识已被打破。居住在高档社区的余松坡、祁好、余果等海归成功人士，和居住在简陋出租屋的韩山、罗龙河、罗冬雨、鹿茜，彼此之间几乎不可能有任何回旋的余地。并且，受到过良好教育的新一代知识者（进京准备研究生考试的罗龙河）与靠出卖体力的年轻人（快递员韩山），因上升渠道的阻塞，在内心深处对位居上层者产生深深的拒斥和仇视，这种阶级敌视在作品和现实中都是不可能和解的。
倘若说新的时代催生新的文学方式，时代也在严苛地推动着文学的发展，文学是“耸立于风沙中的大建筑，要坚固而伟大，不必怎样精。”对于年轻作家来说，大建筑固然是追求的目标，精也并非不可能，这在徐则臣的长篇小说《王城如海》《耶路撒冷》《北上》中已经程度不同地有所体现，相信以后会更丰富。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