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求是《等待呼吸》：在不幸与幸运之间安放人的命运
当然，小说中的事件没有这般清浅，毕竟，那“溅”来的，不是浪花，是足以构成不幸的流弹。但读完整部小说，我顽固地认为，被不幸穿胸而过的同时，我又被轻盈地托起，笼罩在某种“幸运”的告慰之中，经受了“离心脏只有两厘米”的死亡，而后，奇迹般地，活了下来。于是，我甚至也不再为杜恰、为夏小松感到遗憾，这年轻的人们，无可避免地站在了时代的湖畔，于是，湖面的风物与恶浪，必定将与他们有关。在这个意义上，面向自己时代的人，终将谈不上“无辜”，我们尽可以将其称之为命运，并且，是那种“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命运。
就好像，当你走过了四季，你不会在酷暑与严寒的迫害下，申诉自己的无辜。是的，正是时代与命运，构成了《等待呼吸》最为显豁的经纬。它是经由浩大事物织就的小说。
当然浩大，故事伊始，两个年轻人就站在了历史的浪口。时代的湖面风云激荡，他们是旁观者，也避免不了地成为了见证人，乃至，终究被“溅”到，从此，世界换了人间，他们换了命运。于此，钟求是写出的，是一个几近铁律的事实——在时代的湖畔，我们都是当事人。是这种深沉的认领，让这部总体上可被称之为以一场未尽的爱情所驱动的小说，避免了庸俗的自恋，流布着人在时代与命运面前的无能为力，以及在庞然大物的挤压之下，“等待呼吸”者的盼望与尊严。
《等待呼吸》正是这个时代的作家才能写出的那种小说。这很重要，尤其当我们的小说大规模地像是古代作家或者未来作家写出来的一样时。这么说，并不仅仅在于钟求是征用了时代显明的标志性变革，还在于，他写出了这个时代我们切己的心灵震颤，否则，我不会在夏小松对于马克思、恩格斯一路到萨缪尔森、弗里德曼的阅读中心生难言的感动，钟求是也不会在终章的时刻，让杜恰用英、俄两种语言给腹中的胎儿朗读《资本论》。
我相信，小说如此书写，已经不是一个小说家斤斤计较出的技术性结果，是专属于他此在的生命经验在自然弥散。基于我们所共同经验着的时光，这些元素所蕴藉着的况味，既让人伤怀，又令人宽慰，它们显而易见的理想主义色彩，在巨浪滔天与水落石出的时代湖面上，霞光一般铺洒着莫大的、更像是欣然一般怅然的余晖。于是，《等待呼吸》又是那种任何时代优秀的小说家可以写出的小说，它呼应着的，从根本上讲，却是超乎具体时代的人的永恒的问题。
时代即是它重要的标记，却也是它奋力跃出的铁衣。因为，更为复杂与紧要的还在于，当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如此清晰地与自己的时代相互借用时，它必须要弥散出某种与现实保持距离，以一种艺术的谨慎，对之“沉默”并且摆脱之的气质。让清晰的变得恍惚，让确定的变得迷离，而这些就是一种“被时代的流弹击中”的心情。
时代，是规定性；流弹，则是艺术性。你将确定地知道，那击中你的，来自一个不确定的方向。弹道，力量，这些科学主义的分析，其实无助于你理解自己的命运，于是，你才需要捧起小说，从中找出能够搀扶你的力量。好的小说家会替你艺术性地解释出被时代规定了的蛮横的一切，丧失了这样的前提，“时代”进入小说的正当性，便所剩无几。对此，我将之视为一项重要的“小说理性”。在我看来，当我们在《等待呼吸》中与时代劈面相遇，“流弹”即是一道极具艺术性说服力的光芒。它所蕴藉的“被动”，那种微妙的不确定感，正是平衡“时代”这种确凿之物的艺术力量。
那么，“时代”便不再是唯一攫紧我阅读目光的因素，艺术性才是《等待呼吸》所发散出的最动人的气质——它没有藉着时代之名给自己揽下一个仿佛不证即可自明的优势，它始终在小说艺术的本分里发挥着效力。它不是用无关痛痒的小把戏撩拨你，挑衅你的智商，也不是用大口径的火炮轰炸你，蹂躏你对痛苦的理解，它将你毫不回避地投进时代里，继而，又坚决不让时代大而无当地吞噬你。在不幸与幸运之间，安放人的命运，正是小说艺术高贵的分寸所在，亦是《等待呼吸》内在的尺度所在。
在这部小说中，所谓的“不幸”，已不仅仅指向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伤害，是的，那的确残酷至极，但它所喟叹的，是生命必将遭遇的普遍的凶恶——你不在热血年少时被打在坦克上弹回的子弹“溅”上，也会在四岁那年元宵看社火花灯时被人贩子拐走（《红楼梦》），于是，那所谓的“幸运”，也不仅仅指向一个又一个具体的得救，而是一种对于命运所降下的一切整体性地承受之后，方能达成的平静。在这样的胸臆之下，钟求是将浩荡时代之下的个体，体恤地搀扶住，让女主人公在经历了严酷的侮辱与损害之后，依然站立出了人的体面与优雅。
他是如何做到的呢？当然，这事关一个优秀小说家的笔力，钟求是的小说能力早已有目共睹，江南同行们的技术与审美水准，也早已是有口皆碑，但是，在我看来，除去这些显而易见的优势，钟求是今日的书写，更胜在了与技术相较而言，更为难能可贵的写作的深情。
《等待呼吸》写得何其深情，令人几可感受到小说背后小说家满含泪水的眼睛。小说的写作，在这样的呈现之下，已绝非是一场得意洋洋的虚构，它就是在兑现小说家的生命实感，那种憔悴的、敏锐的、子在川上仰观俯察一般的深情。这是对于那些只满足于以小说来炫技者的反驳，那些家伙躲在小说背后的双眼，从不满含泪水，只会放着捉弄人得手之后的诡诈的贼光，继而还口吐莲花，哄骗读者说此谓“高级”。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检阅自己也检阅前辈，会发现，人云亦云着的江南作家的优势，背后原来是什么在垫底。那么，你会理解，余华何其深情，格非何其深情，苏童何其深情，艾伟何其深情，钟求是何其深情……是他们的深情，驱动了他们的表达，让技术趋近了艺术，不再只是一个个花活儿。同样，反观我们的文学现场，那些退场了的，究竟是因何退了场，那些还在场的，还能杂耍多久，便都有了答案。
是深情，让深情者的作品普遍具有了某种神秘的宿命之感，这种神秘的宿命之感，也因之避开了纯粹用花活儿堆砌出来的空洞。这样的阅读感受，在阅读《等待呼吸》时，让我联想到了格非的近作《隐身衣》与《月落荒寺》。我并不想对不同作家的作品进行勾连，我想要说的是，好的作家真的会有某种你无从说明的、共同的气息。
我完全相信，让钟求是站在小说的戏台上变魔术，他一定不会玩儿得比任何人差，然而，将一群人扔在时代的湖畔，钟求是必定将显得突出而特别，因为，相较戏台上变魔术者之众，钟求是即是那种少数能在他人中弹之后眼含热泪的人之一。在我看来，这才是一个优秀小说家最核心、最紧要的天赋与品质。
为此，钟求是不惜在《等待呼吸》的结局，让杜恰“将孩子生下来送给自己”。这是我们这个时代历经悲伤的女性对自己的犒劳，也是我们这个时代小说家钟求是对自己笔下生命的祝福。我之所以用了“不惜”，恰恰是因为在那种被过度扭曲了的现代小说观念中，对于“生殖”的褫夺，都成为了魔术师们廉价的道具。
昆德拉在重读《百年孤独》的时候，敏锐地捕捉到了此中玄机，他发现“这些伟大的小说里的主人翁都没有小孩”——
拉伯雷《巨人传》的庞大固埃没有，巴奴日也没有后代。堂·吉诃德也没有后代。《危险的关系》里的瓦尔蒙子爵没有，梅特伊侯爵夫人没有，贞洁的德·图尔韦院长夫人也没有。菲尔丁最著名的主人翁汤姆·琼斯也没有。少年维特也没有。司汤达所有的主人翁都没有小孩，巴尔扎克笔下的许多人物也是如此，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也是，刚刚过去的那个世纪，《追忆似水年华》的叙述者马塞尔也没有。当然，还有穆齐尔的所有伟大人物——乌尔里希、他的妹妹阿加特、瓦尔特和他的妻子克拉丽瑟和狄奥蒂玛；还有哈谢克的好兵帅克；还有卡夫卡笔下的主角们，唯一的例外是非常年轻的卡尔·罗斯曼，他让一个女佣怀了孩子，不过正是为了这件事，为了将这个孩子从他的生命中抹去，他逃到美国，才生出了《美国》这部小说。
昆德拉的确眼毒，也难怪连他最终也会成为后来者在戏台上遮挡无能的幕布，将“厌恶生殖”视为了现代小说炫目的徽章。但昆德拉仍然在《百年孤独》中看到了小说的艺术似乎走出了这场梦，只不过，“注意力的中心不再是一个个体，而是一整列的个体”。他将之视为“向小说的年代的一次告别”。
什么是小说的年代？从前，大地朴素，人类笨拙，我们在小说中繁衍生息；后来，我们开始在小说里大张旗鼓地丧失掉繁殖的能力；继而，作为一次小小的反动，我们在小说里生出一个个面目模糊、彼此混淆的后代。现在，钟求是在《等待呼吸》中，重新将那“一整列的个体”区别成一个个单独的人，并且，让这单独的人，再度行使生殖的权利。在我看来，这堪称重大，能算作“向小说那更为古老的年代的一次回归”。
如果说，不同时代的小说观念也如同一枚枚的流弹，总有少数的小说家，将会被遴选出来，被他所属的时代某些最为值得关切的流弹所击中，这，亦是他的幸运和不幸。钟求是只能迎向他所在时代的流弹，而拉伯雷和堂·吉诃德，让他们光荣地在他们的时代去迎接属于他们的流弹。在他们的时代，他们天才一般地选择了“不生”，而在钟求是的时代，它的弹道和力量，决定了“生”，重新成为了宝贵的勇气。以自己的胸膛，去挡过去时代的枪眼，在很多时候，那不值得傲慢，不过是寡情与少智。
那么，什么才是钟求是的时代？在这部小说中，它是远东横亘万里的铁路，是能量惊人的地下组织，是人居然可以隐匿的身份与从未有过的行动空间，是自始至终萦回着的马克思与《资本论》，如果换一种眼光，你甚至还可以从中看出独属于它的某种“自由”。一切是如此的错综，一切又是如此的蓬勃，当钟求是这样的小说家将这种空前的经验替我们捕捉出来、并赋予其一枚流弹的轨迹时，我们将看到时代金属般的光泽，它悲怆，迷人，是如此艰难又如此值得一过。
这么说吧，我是在春节前阅读的《等待呼吸》，现在，当我重读一遍时，除了再度惊叹于它富有预见性的时代概括力，“等待呼吸”这四个字，竟也已与昔日的同样的四个汉字不像了。这就是我们的时代，在我们时代的流弹“溅”射之下，至少，我如今需要在小说里重温人内在的坚定、明亮的惝恍、毫不迟暮的理想主义、神秘的宿命感、以深情达成的伤怀与宽慰，以及，葆有生殖勇气的女主人公。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