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雪垠构想中的《天京悲剧》
近日，作为《姚雪垠全集》编委，笔者趁便从姚海天先生处获得这份即将收入《姚雪垠全集》的《天京悲剧》上卷概要，先睹为快。阅读之后，对姚雪垠先生构想中的长篇历史小说《天京悲剧》有了大致了解，对有关问题也有了新的思考、新的认识。
在写出《天京悲剧》上卷概要13年后，与茅盾通信时，为便于茅盾了解《李自成》全书基本内容，姚雪垠又拿出“文革”前写出的71000字的《李自成》内容概要寄给茅公看。《天京悲剧》原计划写100余万字，后决定压缩一半。《李自成》全书约330万字，按概要与全书的比例，《天京悲剧》仅上卷概要即已达57000字，比《李自成》概要详细得多。确如作者在回忆录《学习追求五十年》中所说，两部书是在上世纪50年代同时酝酿构思的，“甚至可以说，关于反映太平天国历史的小说轮廓比反映明末历史的小说轮廓更为清晰”（《姚雪垠回忆录》，中国工人出版社2010年版，第170页）。我们从这不到60000字的概要，已可基本领略《天京悲剧》全书的大致风貌。
《天京悲剧》上卷概要是以书信体形式写的，共包括15封“信”。但第一封不知为何在交周勃保存前已遗失，目前所见为第二至第十五封。这14封“信”实际也就是上卷第二至十五章的基本内容（以下我们说第几章，对应的就是第几封“信”）。
读此概要，对比已经完成的小说《李自成》及其全书概要，笔者明白了作者为何当时没有先写《天京悲剧》而选择先写《李自成》。
据现在看到的内容概要，《天京悲剧》与《李自成》结构上明显不同。一是基本按照时间顺序叙述，故事单线发展，只在第十四章《恐慌的北京城》中暂时离开征战中的太平军，专述敌方清政府方面情况。这与《李自成》将明、清、李、张各方面情况分别展示的复线叙事及大开大合、横云断岭的结构方式迥异。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天京悲剧》主要聚焦于起义军方面，探讨反思太平天国运动的经验教训，而非全面描绘清晚期中国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它不属于《李自成》那样的“百科全书”式作品。倘若全书写成，它会以历史与人性反思的深度取胜。如果说《李自成》是以讲起义军如何兴起为主（全书五卷占其四），那么，《天京悲剧》的重点在于探讨总结起义失败的教训。全书重点在下卷，这从书名即可判定，因为“悲剧”在下卷才开始展开。上卷实际是下卷的铺垫与埋伏。
在《李自成》中，姚雪垠曾总结过李自成起义失败的原因和教训，例如忽略了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忽略了清朝的力量与动向，忽略了招降吴三桂失败、吴与清兵勾结的巨大威胁，以及进北京后因腐败及措置失当而失去人心等。太平天国起义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与李自成起义有相同之处，又有其独特的地方。这里且说其独特之处：较之李自成起义，太平天国运动更接近现代意义上的“革命”，而非以往意义上的“改朝换代”，因为李自成要建立的是新的封建王朝，是与被他推翻的明王朝性质一样的王朝，而太平天国具有全新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理想，其所建构的政体也是中国几千年历史所未曾见。按其所提“天下凡间实为一家，男尽兄弟女尽姊妹”，“使乱世变为公平正直之世，共享太平”“无处不饱暖”的理念与理想，较之李自成“不纳粮”的号召，更细致、更系统、更有感召力。太平天国的革命既是政治的革命，也是社会的革命、文化的革命。它的思想理论资源来自西方，来自不同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督教文化。另一方面，“拜上帝会”又是对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中国化，与原初意义上的西方基督教判然有别。按今天观点，太平天国起义严重冲击了地主阶级，具有阶级斗争特点；但太平军打的却是“斩除清妖”的国内民族斗争旗号。
《天京悲剧》上卷虽然写的是太平天国事业的上升时期，太平军优点一面表现更多，但在概要中姚雪垠已明确指出了其主要失误或历史局限。此时洪杨矛盾尚未显露，太平军上下团结一致，军纪严明，比较得底层百姓的人心，作者所揭示的太平军弱点或失误不在“内讧”，而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宗教意识形态宣传。《概要》指出：杨秀清和萧朝贵联名发布的《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和《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虽然“在革命初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毕竟不符合广大中国人民的传统信仰和习惯”，“特别是会引起知识分子的反感，失去了很多可能争取的人们到革命的阵营中来”。第十一章写到，闻听太平军即将到来，苏州方面代表去南京馈赠银两、表示投降，但“他在半路上听说太平军的宗教主张，使他很抵触，便写信回苏州，主张不去见太平军谈判了”。
第二，“平等”宣传与具体执行的自相矛盾。姚雪垠直言，想到这些时自己“心中是不大舒服的”。太平军“从一开始就宣扬了人人平等和男女平等的民主思想，但从起义后就建立了严格的等级制度，在诸王与其他人之间画了一道鸿沟”。建立女馆本为保护妇女免遭奸淫，但“后来主要目的变成了动员和强迫妇女参加战时劳役”；“太平天国在世界妇女解放运动上放了异彩，从理论上肯定了男女平等”，“但诸王可以选许多妃子”。
第三，对旗人太不人道。尽管作者申明“不能拿今天的眼光看100年前的事情”，但还是批评或谴责太平军的狭隘民族观以及对满族普通人民人道主义精神的缺乏：一旦破城，对满人不分老幼男女一概屠杀。写到这些，作者联系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军虽仍以排满相号召，但“不再进行残酷的民族报复，而提出民族的平等与共和”，认为是“大大地跨进一步”。他更肯定新中国“消灭了各民族间的隔阂、压迫和残杀，建立一个亲密团结的大家庭，这是多么幸福的大事！”不过，另一方面，姚雪垠也指出早期太平军除了对旗人报复性屠杀以外，“决不妄杀一人，就是对清朝官吏也不是一概都杀”，力图给太平军以客观公正评价。
《天京悲剧》上卷第十五章概要（第十五封信）写到南京攻克后太平天国诸王的入城式：“沿途居民奉令跪迎，不许仰视”，“洪秀全进入天王府以后不再出来了”。这预示着，在下卷中，天朝政府脱离人民、违背初期承诺的趋向将会被重点表现。可惜这下卷的概要未能写出。
姚雪垠在谈及《李自成》的写作时，多次强调写历史小说要“深入历史，跳出历史”，而深入研究历史是前提。这一点在《天京悲剧》概要中也有明显体现。作者多次强调对史料的辨析，他既不盲信旧时地主阶级文人所记录或纂集的史料，对解放后新的历史学家的论著也有分析、有批评。对封建文人的记述，姚雪垠考虑到其阶级偏见，摒除对太平军的污蔑成分；对解放后“十七年”时期新历史学家的观点，则指出其对太平军过于美化和理想化，认为其“强词夺理”，“不能叫人心服”。
关于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教训，尚有需进一步研究讨论之处。《天京悲剧》上卷概要第十五章说“西方的殖民主义者当天京建立的初期就帮助反革命方面”，这虽有一定道理和依据，但还可作重要补充。据河南籍台湾史学家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在太平军进军南京途中及定都天京初期，英、法、美等国基本保持中立，甚至曾对太平军有所同情，因为他们认为太平天国的“拜上帝会”毕竟源于西方的基督教，“中国如成为一基督教国家，可大有裨益于通商传教”，如果太平军成功，“中国亦可走上进步之途”。但他们与太平军接触时，东王杨秀清回复“尔远人愿为藩属，天下欢乐，天父、天兄亦欢乐。既忠心归顺，是以降旨尔头人及众兄弟，可随意来天京，或效力、或通商，出入城门，均不禁阻，以顺天意”，完全是“天下外国皆来降”的态度，显示出太平天国领导人极度的自大无知（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7-69页）。最后，西人中立一段时间后，改而明确支持清政府。这应该是属于太平天国在外交方面的失误与教训。笔者相信，倘若姚雪垠先生倾力写完《天京悲剧》的话，经过对史料的进一步发掘研究，这方面的内容也会表现出来，因为在《李自成》漫长的创作过程中，作者正是不断发现新史料、深化自己历史观点并完善艺术构思的。
如前所述，读罢《天京悲剧》上卷概要，笔者对姚雪垠先生为何在已有更清晰构思的情况下没有选择先写《天京悲剧》而选择先写《李自成》，有了更深的理解。曾有人将这种选择解释为出于迎合毛泽东的考虑，这是对作者的曲解。作者自己的解释是：“第一……在五十年代的历史条件下，要深刻地写出近代史上革命领袖的缺点和错误是不可能的。第二，太平天国革命的主要活动地区是在南方，主要人物是两广籍，而我在地理上、风土上、生活上、语言上……都不熟悉。至于写《李自成》，这一切都不能成为障碍。”（《姚雪垠回忆录》，中国工人出版社2010年版，第170页）这解释完全合乎情理：在“十七年”时期，关于可不可以写英雄人物缺点，当代文学界曾发生争论，最后的主流意见虽未明确说不许写英雄人物缺点，但写了缺点的作品都受到批判，被指为丑化英雄。这样，写英雄人物缺点实际上已不可能。古代、近代的英雄也不例外：当时的主流史观是农民起义推动历史前进，起义领袖都被视为革命英雄，当然也必须尽量高大完美、可为楷模。如此，以总结起义军失误与教训为主题的《天京悲剧》，当然无法面世！
同时，这也使得我们更理解了自《李自成》诞生起就被争议的一个问题，即为何该作前两卷特别突出李自成的优点而很少写其缺点。即使如此，由于姚雪垠坚持现实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写出了李自成的帝王思想和天命观，当年仍受到一些批评家的责备。若将《天京悲剧》写成主要反思和揭露太平天国运动失误或缺点的作品，结果可想而知。而写《李自成》前两卷则既可避免上述问题，而又合乎情理：前四卷写的是李自成事业上升期，是其如何在逆境中坚持与奋起，展示这一阶段李自成的超人之处就显得合情合理；第三卷李自成开始暴露更多缺点与失误，而该卷出版已是改革开放时期了；第四、五卷出版时，历史反思已成主潮，史学和文学界对农民起义负面作用的强调渐成主流，而此时姚雪垠在小说最后两卷中既反思李自成失败的教训，也并未将李自成的敌对方写成小丑、甚至作为悲剧英雄来塑造，不会显得突兀。但姚雪垠仍认为李自成不失为失败的英雄，这又与世纪末主流有所不合，显示出姚雪垠的不同流俗。
据周勃回忆，在创作《李自成》第一卷时，姚雪垠曾于梦话中感叹张献忠难写（周勃：《姚雪垠下放东西湖琐忆》，河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4页）。笔者认为，这是因张献忠在民间及史书记载中名声不好，作者不能不将其写成有明显缺点的英雄。还好当时有李自成作为完全正面的形象予以“矫正”。而《天京悲剧》中的主要人物洪秀全和杨秀清，都是缺点不亚于张献忠的起义领袖。而且，太平天国起义与现代革命更接近，缺点与失误处理起来更难。
《天京悲剧》概要与《李自成》的概要有所不同：《李自成》概要是在全书第一卷已经出版、第二卷也基本完成的情况下写的，对于前两卷来说它是对于现成作品的压缩，因而能从中看出结构设置匠心与人物性格塑造。《天京悲剧》概要尽管较之《李自成》概要详细，但它毕竟只是作者在搜集辨析史料后理出的故事脉络或情节大致线索，是“深入历史”的结果。按照姚雪垠的美学思想，在正式创作小说时，他必定会再“跳出历史”，通过艺术想象，通过巧妙构思对情节结构进行精心设计，并着力塑造一系列性格鲜明并具有高度典型性的鲜活人物形象，展示出与《李自成》不同的别样风貌，给读者以不一样的艺术享受与思想启迪。因为姚雪垠是一个不断突破自我、富于独创性的作家。可惜天不假年，《天京悲剧》终未写成，我们只能抱憾了。在作者原先的创作规划中，在《天京悲剧》完成后，他还要写辛亥革命题材的《大江流日夜》。倘若这三部作品都能如愿完成，读者看到的会是姚雪垠的“革命反思三部曲”，《李自成》的反思意义和价值也会被重新认识。1999年姚雪垠先生病逝后，了解《天京悲剧》写作计划的《李自成》第一卷责编江晓天感叹说：“姚雪垠先生带走了他心仪已久的《天京悲剧》，是文学界的一大损失。”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