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小说的智性写作——以韩少功、格非、李洱为中心的讨论
在这个过程中，智性写作不仅意味着表层的知识储备与文化累积，更重要之处在于小说写作中的现实性与未来感，由此生发厚重和深邃的文学表达，形塑具有解释力和生产性的知识话语、思想意识与文化理论，回应当下中国的历史命题。不仅如此，从小说的内部而言，智性叙事有助于矫正当下叙事的琐屑与表述的随性，在文体、语言、意象、章法等方面加以深耕与经营，从而为修辞与形式的变革不断提供新的创造性元素。
纵观当代中国小说史，尤其从新时期一直绵延到新世纪的当下，韩少功、格非、李洱的智性叙事，在问题意识与思想观念、先锋姿态与理性深度、知识发抒与文化批判等多重维度中，倾向于将谨严的知识体系和前沿的思想理念，投入更为谨严的结构、更有深度的情节、更具概括力的人物之中，由是指认历史的症结，触摸时代的痛点，透析革命、政治与文化中的人性人心。从这个意义而言，智性写作不仅代表着作家的主体构成，还直面当代中国文学写作中的内外困境，尤其在与百年来中国历史现实的深切互动中，书写20世纪中国的革命史、社会文化浪潮中的思想史以及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史。
一、韩少功：问题与思想
韩少功作为寻根文学思潮中既有理论建构又有创作实践的代表人物，在《文学的根》中开启了新时期文学的寻根之思。一直以来，学界围绕着文学之于“根”的怎么寻以及寻什么样的根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而更值得注意的是，韩少功提出“问题”本身兼以小说的方式“寻根”，其背后的精神意指、文学价值及时代意义更值得探究。发现、指称与命名“问题”，以及追寻和求索“问题”的解答，始终贯穿着文学的发生和流变，新文学以来的百年文学便是一个文学不断提出问题、结构问题、生产问题乃至试图处置问题的过程。而正是在回到“问题”的过程中，文学的力量和生机才真正得以显露。
韩少功前期的创作多受反思文学的影响，叙述知青生活的体验，呈现“文革”对于人类情感认知的冲击和影响。但韩少功迅速穿越了伤口之下的痛与斥，开始遥望致中华文化断裂的深渊。在短篇小说《月兰》《风吹唢呐声》《西望茅草地》等作品中，塑造了一系列固执、勤劳、憨厚的典型的中国农民形象，在改革的大潮与创业的热情的推涌之下，随流前进，却被卡在文化裂层中，进退维艰。这一群体耕作于当代中国的乡村土地，而横亘在他们眼前的文化的与现实的鸿沟，则指向了关于“根”的身份认同：我们是谁，我们如何存在，又将往何处去？这一问题不仅指向了数千年来于传统文化之中安身立命的农民群像，更涉及到急于塑造新的文化与意识形态体系的新一代，并成为二者之间相互纠葛的所在。《月兰》中当作为下乡青年知识分子的“我”找到月兰孩子过继的人家，想弥补自己的愧疚时，那一对农民夫妇向“我”发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疑问：“你是他的什么人呢？”这一句疑问成为了过往的招魂词，带着幽灵般的回音，沿着时间之流回溯过去，牵引着曾经失落的文学走出赞美与歌颂、哭诉与仇怨，破除了结论与假象的二元分立，而回归到“问题”本身，由此成为了当时形势诡谲、前后茫茫之下的中国如何得以前行的关键。
在《马桥词典》中，韩少功将一个个深埋于历史地底的“词”复活，重新为其招魂与赋灵，以对抗历史进程中对于词语的篡改与歧义等，事实上其背后关注的是社会的话语系统形成与主体精神建构等问题。只有真正的问题得以浮现与生成，文学才有了探寻的动力与方向。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问题意识与理性支撑，马桥之“词”难以入“典”，问题是前提，而方法是形式，情感的充沛与思想的芒辉，显然是无关乎孰轻孰重，更无所谓孰对孰错的，关键在于问题背后的文体理性与形式探索，后者能够创造新的语言世界与文化隐喻。“但谁又能肯定，那些在妥协中悄悄遗漏了的形象，一闪而过的感觉，不会在意识暗层积累成可以随时爆发的语言篡改事件？谁又能肯定，人们在寻找和运用一种共同语时，在追求心灵沟通时，新的歧音、歧形、歧义、歧规现象不正在层出不穷？一个非普通化或逆普通化的过程，不正在人们内心中同时推进？”（韩少功：《马桥词典·后记》）与寻根之问相关联的是，《马桥词典》代表着“问题”的延续，这也是韩少功小说的思考姿态和书写范式。小说透露关于民间与庙堂、乡土与城市、边缘与中心的二分对立，马桥完全就是一个独立自足的世界，这个世界丰富而多元。如小说中提到马桥人的传说时，写一个“农民起义领袖”马三宝，他被传为“真龙天子”，叙事者潜入深层的历史伦理中，重新设置价值审判的标尺，其中，一同起义的人们，“他们赴汤蹈火，浴血奋战，只不过是把自己的命运交到了这样一个癫子的手里”。在《马桥词典》中，那些关于“词”的虚构之“典”究竟意义何在？很显然，这已经超越了简单的民俗学意义上的方言再现，也非纯粹意义的社会学中的乡土求索，其从背后隐现的问题与困惑出发，蕴藏着对新的权力结构和意义系统的理性探询。
值得注意的是，在问题与思想的参与下，韩少功如何在小说文本中进行充分的形式化，成为不得不面临的一大难题。对于韩少功而言，无论是前期的反思、寻根文学探索，还是后来的《日夜书》《修改过程》等作品，其小说或多或少都出现理性化的叙述，叙述者时常以固有和既定的立场跳出文本，进行阐释论说，直接表达观点，而且在小说中，还直接述及自身思考的社会文化焦点，进入语言的与个体的内部，形成极具革命性的叙述，“在韩少功的研究中，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一致认为韩少功是一个思想型作家，思想在他的创作中占有重要的位置”（陈鹭：《韩少功的思想立场与思维方法》，《南方文坛》2017年第1期）。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此并不是主题先行，而是作者在叙事中以问题为切入点，以理性主义的思想形态，不断锚定文学史与思想史的坐标，树立更为壮阔的宏愿，也代表着当代中国小说叙事中的智性蕴蓄，在寻根文学阶段欲在寻向一个更为隐蔽、芜杂、博大的文化之根；而在后寻根阶段，重新审视和开凿历史，也一度成为韩少功小说叙事最重要的旨归。
无论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苦心经营的复调叙事，还是托尔斯泰执拗述及的“托尔斯泰主义”，又或者是博尔赫斯在小说世界中的哲理探射，在世界文学史中，不乏以强烈的问题意识、理性观念及哲理观照切入小说叙事的尝试。从这个角度而言，小说固然不必需要过多考虑情感与思想的占比，关键在于“问题”与“思想”如何在叙事的框架内展露声色。因为问题的背后，是文化的追问，是思想的投射。对于韩少功而言，这是小说不得不面临的思想性难题，也即小说蕴蓄着作者的问题与困惑，进而去探寻叙事的方式与方法。这就不得不要求理与情之间完成充分的语言转化、形象转化以及结构转化，如是，内部的智性力量方可推至一个更高的层次和更大的空间。只有一个强大的胃部，才能咀嚼那些坚如磐石的知识的、思想的与文化的硬度，令其不是妨害而是助力叙事的进程。
萨义德曾经提到，“身为知识分子最困难的一面就是代表经由你的工作和介入所宣告的事情，而不僵化为一种体制或机器人，奉一种系统或方法之令行事。”韩少功的小说有着自觉的方法论指引，而且也有一种自行运转的知识系统渗透在小说的叙事之中，因而在当代中国文学中显得独树一帜。然而这也是一把双刃剑，韩少功的理性主义中的情感阙如也受到诟病。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理性参与，并不一定就代表着生硬与僵化，“是的，你有信念，下判断，但这些信念与判断来自工作，来自与他人、其他知识分子、基层运动、延续的历史、一套真正生活的联系感”（萨义德：《知识分子论》）。而韩少功小说对文化历史以及乡土世界的深厚而深刻的联系感，使其作品在诸般思想的操持下，往往还具备内在的浑厚情感，最终形成一种认知诗学与文化品格。“历史的亲历者在检视过往时，难在客观，更难在获具自反性（苏格拉底式的‘认识你自己’）品格。韩少功新近的长篇《修改过程》通过交叠式互文（声音互文、视角互文、结构互文），建构起一种对话性认知诗学，对文本、主体、群体、时代展开深度的自反性追问。”（廖述务：《互文与自反：〈修改过程〉的认知诗学》，《南方文坛》2019年第4期）韩少功的认知诗学在他201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修改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1977年高考恢复后踏入大学教育的肖鹏、陆一尘、马湘南、林欣等人，在小说中各自的命运出现了岔路分歧，韩少功通过他们命运的反转与被反转，在不断反躬自省的理性参与下，重新审视1977年以来中国的教育史、文化史以及当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史，从而将后革命的叙事引向深处。正如王蒙所提到的，“思想是指世界观的科学性、广博性和深刻性，指对于真理的认识。思想不能仅仅是一个道德规范、行为规范的范畴，作家的思想应该同时是一个认识论的范畴，它应该反映的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究竟在什么程度上掌握了历史发展和宇宙变化的规律，究竟掌握了多少真理。而这一切，离不开对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的知识的掌握”（王蒙：《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谈我国作家的非学者化》，《读书》1982年第11期）。当然这些未必在文本中直接显露，尤其对于小说而言，需要在语言与形式层面加以结构，而在这个过程中，学养与知识、观念与理性的有效介入，必定将在文本中不断构筑新的观念世界。从这个意义上看，韩少功的智性写作意味着一种精神的吞吐与思想的能量。
二、格非：先锋与理性
1986年，格非发表了《追忆乌攸先生》，次年，成名作《迷舟》出炉，而接下来的《褐色鸟群》，更是一举奠定了他在先锋文学思潮中的地位。先锋已然不仅代表文学的流派，其更是一种叙述话语、艺术理念与文化思想。格非以先锋小说出身，直至当下，依旧没有从先锋的影子中完全脱化开来。对于格非而言，作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他的写作史与阅读史是紧密相连的，其小说可以视为一种学者型的写作。他的思想揉入先锋写作，也不断地调整和改造之。先锋文学本身便时常伴随着激进与革新的思想，但是格非的独特性在于，他对先锋写作的优势了然于胸，并同时意识到它的不足，他的先锋美学经常是自觉的与自省的。而在他的后先锋写作中，同样显示出他对于历史规律、文化逻辑与精神主体的把捉。
王蒙曾在《读书》上探讨作家“非学者化”的文章，就作家的学养积淀、知识储备等，提出了作家“学者化”的观念，“作家不一定是学者，诚然。但是大作家都是非常非常有学问的人，我不知道这个论断对不对。大作家都称得上是学者。高尔基如果只会洗碗碟和做面包，毕竟也算不得高尔基，他在他的‘大学’里读了比一般大学生更多的书。如果清代也有学士、硕士、博士这些名堂，曹雪芹当能在好几个领域如音韵学、中医药学、园林建筑学、烹调学……通过论文答辩而获得学位的吧？现代文学史上的几位大作家：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巴金、曹禺、谢冰心……有哪一位不是文通古今，学贯中西的呢？鲁迅做《古小说钩沉》，鲁迅翻译《死魂灵》《毁灭》……鲁迅杂文里的旁征博引郭老之治史、治甲骨文及其大量译著；茅盾《夜读偶记》之渊博精深；叶圣老之为语言学、教育学之权威；巴金之世界语与冰心之梵语……”（王蒙：《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谈我国作家的非学者化》，《读书》1982年第11期）这里提及的“学者化”不仅仅意味着一个作家的知识储备与基本素养，更为重要的，是基于此而形塑的精神格调、文化观念与理论视野。“格非小说叙事的机智、结构和语言的智慧，使一个作家的文本进入诗学的领域。这部小说的文本力量，强烈的神秘感、存在感和浓郁的现代人文气息，引人瞩目。在这里，格非并未在叙述中为我们提供任何判断、揭示事物真相，阐释意义和种种迹象的可能，我们却意识到这位作家开始写作一种更为纯粹的小说文本，愈发远离所谓后现代的叙事游戏，远离精巧地摹写现实的层面，而从自己的内在精神出发，去透视事物并将其提升到诗学意味的高度。”（张学昕：《格非论》，《钟山》2020年第2期）格非小说中的理性、智性及诗性，主要体现在他对历史意识与时间观念的注视，特别是其中所投射出来的历史链条与文化延续过程中的主体精神困境，成为他小说中极为重要的内在核心和叙事主轴。无论是前期的先锋写作，还是后来的《江南》三部曲、《隐身衣》《望春风》，都能呈现出格非所意欲透露的显在的历史感与时间性。
其中，《江南三部曲》（《人面桃花》《山河入梦》《春尽江南》）代表着中国百年来的历史革变，从近代以来的乌托邦探寻，到后革命时代的主体失落，小说铺设了一个世纪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衍变。事实上，格非小说思考传统与现代的时间观的过程，正是他的理性统摄下的历史意识展露的结果，在T.S.艾略特看来，真正的历史意识，“不仅感觉到过去的过去性，而且也感觉到它的现在性”，而且，“这种历史意识既意识到什么是超时间的，也意识到什么是有时间性的，而且还意识到超时间的和有时间性的东西是结合在一起的”（T.S.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无论是文本世界还是其中传达出来的文化观念，都可以呈现出格非历史意识中的话语自觉。在这背后，则是思想的绵延与精神的敞开，这构成了先锋写作及其变体的内在源泉，其中流露出一种极为强烈的现实感与当代性。值得注意的是，格非小说中寓于文本内部的理性，生成了宏阔的处置问题的观念意识，在谈到小说《人面桃花》时，格非提到，“一定程度上，这个小说试图为中国人如何面对这一百年历史的问题，提供某种答案，或者说围绕这一问题，做出某些处理。但它也不光是历史小说，我对写纯粹的历史小说是没兴趣的，最终还是想通过历史解释我们当下的存在。”与韩少功相联系的是，格非的小说对于“问题”的处理，作为一种阐释的功能，提出问题并试图处置之。格非对于社会历史与人文的思考，往往可以直接对应于小说文本的人物/情节呈现。不仅如此，对于小说《人面桃花》，格非认为，“读者当然可以从阅读中各取所需。我希望书里所呈现的自己长时间的思考，对如今的读者仍然有意义，并且能够和他们构成一种对话关系”（丁雄飞：《格非谈〈江南〉内外》，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19年9月2日）。具体来看，《江南》三部曲涉及的也正是一种历史的观照，试图为中国晚近的革命幻象与理想幻灭下一个注脚，包括女性身份认同与性别话语的衍化更迭、革命世家与仕人氏族的精神演变，都在亦真亦幻的革命/战争中走向了自身的悲剧。可以说，格非在小说中试图以新的历史意识“提供某种答案”，也即形塑一套政治社会、性别文化与革命历史的阐释系统，以回应“一百年历史的问题”。
《山河入梦》的故事发生于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小说将谭功达与姚佩佩的古典主义式的情爱，放置于当代中国的革命骤歇与余绪之中，对于谭功达而言，从梅城到花家舍，从白小娴到姚佩佩，政治与情感的“乌托邦”遭遇了双重的幻灭，更重要的是，在他身上一以贯之的革命情结也于焉走向坍毁，这显然是格非以后见之明进行的批判性观照。可以说，与韩少功理性视野下的问题探询不同，在格非那里，思想烛照下的问题意识可以是开放式的，而小说也并非提供某种必要的有效解决，而是启发问题的发现与命名、悬置与处理，形成精神的与文化的图景。
在《春尽江南》中，由诗人谭端午与李秀蓉之间的情感，串联起当代中国社会的系统性困境，格非在纵向的历史时间与横向的文化情态中，书写了无处安放的情感、欲望及理想，也提示了难以取消的精神与文化惶惑。“近代以后，进步主义的科学世界观成了主导的意识形态，我们会觉得历史是一个敞开的过程，向着一个目的螺旋式上升。应该说对于这些问题，我有过比较长时间的思考，我很早就接触到了亚历山大·科耶夫的著作——在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流行之前，所以如果你读得仔细的话，你会发现《春尽江南》的开头，长寿变得没有意义了，时间实际上已经面临终止。”（丁雄飞：《格非谈〈江南〉内外》，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19年9月2日）格非在写作中，时常将自身的阅读、思考与见解融入文本，尤其善于将文化史与思想史的脉络植入人物个体的精神流变与性格命运之中，在不断变迭的叙事观念和话语形态中，探幽人及人情人性的质地。“作家的重要职责之一，在于描述那些尚处于暗中，未被理性的光线所照亮的事物，那些活跃的、易变的、甚至是脆弱的事物。”（格非：《塞壬的歌声》）诗人谭端午是一个复杂的多层次的知识分子，他的存在对于妻子、绿珠以及其本身而言，有着不同的价值认同，他本身也代表着多重的复杂与分化，更意味着当代中国不断折射与分裂的隐而不彰的思想境况。而且，“实际上我当年部分参考了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讨论的‘常人’——海德格尔将其定义为‘无此人’。很多人活着，但并不存在。存在是我们的最低目标，也是最高目标。用米沃什的话说，我们所面临的存在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我在此’。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在此，而不在彼？每个人都希望自己存在，感受自己的有效性，确认自己生命的意义，而不仅是像符号一样的活着”（丁雄飞：《格非谈〈江南〉内外》，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19年9月2日）。作为理性主义者的格非，将存在主义哲学中对于人的处境化入小说的人物形象之中，析解百年来中国现代性文化流变中的两难境遇——启蒙与革命、理想与现实、虚空与实在等，并将其掺入当代中国的文化历史场域中的知识分子命运，关切思想者/文化人的精神惶惑。
在2019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月落荒寺》中，格非的思想再次发生转圜，与既往在时间追索中形塑历史意识不同，他重新回到世俗的生活现场，回到个体的欲念与困惑，其中作为知识分子形象出现的林宜生等人，也迥异于先锋写作及《江南三部曲》时期所背负的历史因袭与理想困境。在《月落荒寺》中，以林宜生为代表的知识人沉沦于当代都市生活中的道德与伦理，在左突右冲的欲望以及难以安放的灵魂之中，不断为新的精神困惑所囿制。“对比之下，真正的知识分子是世俗之人。不管知识分子如何假装他们所代表的是属于更崇高的事物或终极的价值，道德都以他们在我们这个世俗世界的活动为起点——他们活动于这个世界并服务于它的利益；道德来自他们的活动如何符合连贯、普遍的伦理，如何区分权力和正义，以及这活动所展现的一个人的选择和优先序列的品质。”（萨义德：《知识分子论》）然而，在后现代的城市生态与商品社会的文化场域中，无论是生活在北京的高校哲学老师林宜生以及在他生命中似有若无的楚云，还是崇洋媚外最终被抛弃落魄的林宜生前妻、年轻学者白薇，又或者是仕途坎坷跌宕起伏的李绍基，等等，通过他们生活之欲与人心之虚，格非将关于历史与现实主体的人的思想，切入更深层人性世界以至更广阔细腻的当代中国社会肌理之中，照亮其中之人心，更透析其间之病征。
三、李洱：知识与批判
梁鸿曾经指出，李洱的小说呼唤的是那些经过了充分准备的读者：“阅读你的小说，你不仅需要有关哲学、美学、历史等方面专业知识的储备，还需要具备充分的智性思维和与之对话的能力，需要一种对于复杂性的理解能力和辨析能力，否则，你很难碰触到作品中的机智、幽默和反讽的核心地带。”（李洱：《问答录》）李洱对知识的运用和化用，不仅体现在宏观的理性观照与批评视野中，同时也体现在文本内部的处理上，从而使其知识密度和精神深度并在。“罗兰·巴特提出，当代写作需要更多的知识，更多的趣味。我也忠实于这样的说法。当代作家的使命，就是要不断创造出新的个人趣味和个人语言，换句话说，就是创造出自己的个人修辞，当然它必须置身于一种与传统的对话关系之内。”（格非、李洱、吕约：《现代写作与中国传统》，见《收获》微信公众号，2018年9月9日）可以说，“知识”的蕴蓄与转化，成为了李洱小说中最重要的美学趣味和叙事调性。
一般而言，在知识介入文学叙事的过程中，叙事的反作用也是极为明显的，其不仅可以重新发现知识，拓宽知识的边界，甚至可能生产出新的知识系统，创生新的世界。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创造了如此丰富、宽广、深邃的内在世界，但丁《神曲》中虚设了九层漏斗形的地狱，我们同样对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中马孔多世界与布恩迪亚家族深信不疑，将那个我们未经涉足的世界以及其中的知识纳入认知范畴。而在李洱那里，从《导师死了》，到后来的《花腔》，叙事文学中的“知识”，是与世俗与情感、生活与伦理相关联的，尤其通过知识，以及个人化的意识等因素结合在一起的，是一种世俗化的与综合性的系统认知，知识、知识分子及其映射中的文化书写，不断提升着小说叙事的格调。郜元宝指出，“王蒙曾呼吁中国作家要在一定程度上走向学者化，但王蒙似乎更强调一种综合的文化修养。其实在提高文化修养之外，还可以将学问本身设定为一种特殊的小说叙事的对象。当然在文学史上，这样的写法也并不鲜见，但至少在中国现当代的长篇小说领域，没有谁像李洱这样极端。李洱的探索有文学史的基础，我们要把他所引用的哲学、思想与小说的内涵、人物、情节构思真正关联起来，由此做出公允而如实的评价，这才对得起李洱的苦心。”（王尧、郜元宝等：《〈应物兄〉给文学史留下了怎样一根骨头》，《名作欣赏》2020年第3期）除去王蒙所提到的文化修养以外，郜元宝更进一步推及文学的探索意识，也即文学将学问本身纳入认知范畴，在语言与形式的内部充分运转，尤其在科学与理性化更为凸显的当代世界，文学如何吐纳知识，完成新的叙事探索，成为了新的时代命题。卡尔维诺在《美国讲稿》中提到，“在许多工作中，宏愿过多会受到谴责，在文学中却不会。文学生存的条件，就是提出宏伟的目标，甚至是超过一切可能的不能实现的目标。只有当诗人与作家提出别人想都不敢想的任务时，文学才能继续发挥它的作用。自从科学不再信任一般解释，不再信任非专业的、非专门的解释以来，文学面临的最大挑战便是能否把各种知识与规则网罗到一起，反映外部世界那多样而复杂的面貌。”可以说，文学语言的精确性、小说结构的精心布局以及叙事内核的思想蕴藉，往往牵涉到的是文学更为准确、精妙与宏大的鹄的。
直至《应物兄》的出现，李洱更是直接将批判的矛头指向知识/知识分子。《应物兄》中围绕着儒学研究院的故事叙述，写的是当代知识人/文化人的世俗人生，其中最主要的知识内核与文化深度来源于当代儒林的思想倾向及言说形态，“在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代，儒学研究从来都跟日常化的中国密切联系在一起，跟中国发生的变革密切联系在一起”（李洱：《应物兄》）。然而不得不说的是，小说中的儒学、儒门与儒术，却又是偏离儒家精神本身的内质的。事实上，在《应物兄》中，儒学/儒术分为四个圈层：世界格局—意识形态—知识分子—民间日常。以程济世、葛道宏、应物兄等人为代表的前三个圈层一直处在不断崩溃的过程，也逐渐弱化、降格或堕落成市侩而庸俗的儒学。不仅是儒学，在中国内部，以其为代表的“知识”本身同样如此，由是延伸至当代中国文化的一种普遍性的系统危机。从更宏大的视野而言，“虚己”与“应物”的二元分化，儒学/知识在自身逻辑与伦理的背反中走向了衰微。更重要之处在于，小说由儒学及其知识界的崩坍，引向相关联的更为宽广的文化危机，这才是李洱将智识/知识作为批判之对象的更深层的缘由。马兵指出，应物兄既是一个“失败者”，也是一个“悲壮的英雄”，“链接出三代知识分子和整个士林的顽疾，辐射出从庙堂到江湖、从跨国资本到贩夫走卒的广阔生活世界，从而做到了将历史深度与价值关怀融入‘此在’与日常经验的组织肌理中，并予以有效处理”（马兵：《“在纵欲与虚无之上”——〈应物兄〉论札》，《南方文坛》2019年第3期）。萨义德在《知识分子论》中提出，“知识分子基本上关切的是知识和自由。但是知识和自由之所以具有意义，并不是以抽象的方式（如‘必须有良好的教育才能享受美好人生’这种很陈腐的说法），而是以真正的生活体验。知识分子有如遭遇海难的人，学着如何与土地生活，而不是靠土地生活；不像鲁滨逊（Robinson Crusoe）把殖民自己所在的小岛当成目标，而像马可·波罗（MarcoPolo,1254-1324）那样一直怀有惊奇感，一直是个旅行者、过客，而不是寄生者、征服者或掠夺者。”萨义德对知识分子的认知实际上提示着两重意味，一乃文本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二是作为写作者的知识分子。在萨义德看来，重要之处不仅在于知识分子是什么，更在于知识分子不是什么。知识分子身上的那种流亡意识与边缘性，决定着“知识”的伦理走向，在这其中，流亡意识不一定是移民或放逐，其“仍可能具有移民或放逐者的思维方式，面对阻碍却依然去想像、探索，总是能离开中央集权的权威，走向边缘——在边缘你可以看到一些事物，而这些是足迹从未越过传统与舒适范围的心灵通常所失去的”。可以说，自觉的边缘化，是知识/知识分子重新形成有效而清醒视角的重要因素，知识的探索、构筑与传播过程，事实上由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与文化格调所左右。如诸多论者所提及的，李洱的小说有一种非常独异的反讽，可以援引萨义德所指出的，“对我来说有趣得多的是，如何在心灵中保有一个空间，能够开放给怀疑以及部分的警觉、怀疑的反讽——最好也是自我反讽”（萨义德：《知识分子论》）。也就是说，反讽不仅指向外部，同时也回溯自我。在讽刺与自省的结合中，探向人物内部灵魂的匮缺。
黄平提出《应物兄》中塑造的“现实自我”、“局外人自我”与“局内人自我”，从世界文学的角度，尤其引入浪漫派视野下的“第三自我”，对小说中多重辩证的“自我”加以论析。（黄平：《“自我”的多重辩证——思想史视野中的〈应物兄〉》，《文学评论》2020年第2期）丛治辰也提及反讽与团结的辩证，提出对知识共同体的批判性建构。（丛治辰：《偶然、团结与反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9年第11期）可以说，围绕着“应物兄”，他者与自我、局内与局外、解构与重构是一种辩证式的存在。事实上，李洱曾提到过三重经验，如果从更为宏阔的全球化时代与媒介化尤其网络化时代的经验出发，将知识/知识分子抛掷于世界与媒介之中打碎、糅合，并重新组织阐释、观照和叙述他们的话语，那么事实上，李洱将知识分子从第一人称转入了第三人称，从一个纵向的同时也是开放的时间历史中来聚焦当代的知识发抒和知识分子辞令；而貌合神离的知识共同体的瓦解，则需要在新的未来语境中重新捏合，这个过程必须建立在经验的审视与知识的批判基础上。刘康在《世界的中国，中国的世界》中指出，“以中国与西方、中国与世界的主体性互相渗透、互相对话、互相建构的模式，代替那种零和游戏的、自我—他者二元对立的模式。”因而，他建议“用‘世界的中国’的思维模式代替‘世界与中国’模式。借用后结构主义的‘互文性’观点，文本之间是互为主体、互相渗透、互相贡献、复杂共生的关系，这与中国之于世界、中国之于西方的真实关系是非常类似的。”（刘康、颜芳：《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学术月刊》2020年第2期）如果我们联系济州大学筹备成立儒学研究院，邀请美国的大儒程济世从哈佛大学落叶归根，这便进入了一个中国/世界的语境当中，李洱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将儒学及其批判置于全球化视野。“我们这代人的经验，可以说是‘三足鼎立’：我们都有市场经济时代的经验，也有商品经济时代的经验，1990年代中后期以后，我们也有了全球化的经验。这或许可以说，在这些年持续写作的过程中，这三种经验共同构筑了我们。”（毕飞宇、李洱、艾伟、东西、张清华主持：《三十年，四重奏——新生代作家四人谈》，《花城》2020年第2期）小说中，全球化经验中的知识主体不断产生文化互渗，程济世在受邀回国后，迅速地陷入中国知识界的风气和人际之中难以自拔；而且，应物兄等人依旧奉程为神祗般的存在，甚至在殒身车祸之前，还在为找到程的故居而沾沾自喜；在这期间，儒学研究院也在商、学、政的魑魅魍魉中丧失了其真正的文化价值。可以说，世界—中国的文化链条在知识的操练、发抒与建构中，没有形成真正意义的对话，其一定程度上反而是断裂的。李洱在小说中的思考向度极为宏阔，他的批判意识基于全球化与媒介化的视野，直击知识的重复、曲解与过度开掘，揭示知识的膨胀及其碎片化在当代中国历史语境中的症结，而且对中国文化的当代及未来走向表达了深切的隐忧，这正是李洱的智性写作最具标志性的所在。更重要的是，李洱对知识的批判意识不仅体现在针对外在的文化历史的判断与知识分子的内部审视，其更是对知识本身的元批判，也即知识的稳固性与可靠性在知识主体的世俗运作中出现了扭曲与变形，其中所代表的那种权威主义以及围绕其中的超保护形态，都必须且只能在智性写作及其透露出来的知识审视中进行重估。
四、结语
概而言之，韩少功及其寻根话语实践中系统性的认知和塑造背后，隐现着另一种文化再造的问题意识；格非的先锋意识和思想格局，是历史意识与现实经验重新验证的过程，其往往通过现实的幻想或乌托邦的虚有，逐渐过渡至实在的现况；李洱小说中的反讽则是一种知识、规则与关系的诗学，是在科学理性所宰制的当代制度型社会中，重新锚定文学的知识、话语与目标，确立文化的位置和任务。可以说，在他们小说的智性叙事背后，总是隐现着一种宏阔的布局，使得无论小说再拉杂琐屑与虚无缥缈，都始终牵引着精神的线索与理念的根茎，或者这样说更为准确，其是从小说内在的深处自行生长的品质，由是塑成了叙事文本内部坚硬的内核和高拔的格调，借以回应历史的虚无与实有、现实的幻梦与困境，并推演不可预见的未来。
韩少功的问题与思想、格非的先锋与理性以及李洱的知识与批判，其所映射的当代中国小说智性叙事中的多重维度，事实上其来有自。从纵向的文学史看，韩少功的寻根文学之于现代中国文学的国民性批判，格非的先锋写作之于“五四”文学及其在新时期所接续的先锋意识和世界主义，李洱之于知识/知识分子批评的精神传统一如《儒林外史》《围城》《财主底儿女们》等。值得注意的是，三者并不是截然而分的，其中触角和视角的交叉，代表着一种理性、思想与知识的融汇洽合。总而言之，在韩少功、格非和李洱的智性写作中，对应着当代中国小说的外在挑战与内部探索，与此同时，也试图去直面当代中国碎片化与世俗化的知识/理性溃散，是在后现代社会的总体性危机中，对抗不及物的浅层表述以及蹈虚趋空的虚无性征，以“智性”集结起新的叙事形态，携带着无远弗届的想像力与独树一帜的美学调性的一种智性认知和讲述，成为了当代中国文化精神范畴中不可或缺的方法论，重新为文学蓄势、造意与赋能。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