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发》：港式怀旧与海派复古
正如小说题目所揭示的，《飞发》是一个关于头发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理发店的故事。按照汪民安的说法，自我对于身体没有绝对的主宰权，但对头发却有绝对的控制权，因为头发乃是人体唯一可以被公开展示的可写的文本。且不论头发的历史如何回应革命与反革命的历史交错，但头发的可写性无疑使之成为某种“有意味的形式”。头发的特性最终被理发店这个结构化的生产组织全部承载。理发店里的裁剪“既是对头发的裁剪，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组织的裁剪，一种生活结构的裁剪”。《飞发》中的理发店（“飞发铺”）无疑蕴含了太多的信息可供解读。最为明显的是，从曾经的“孔雀”，到如今的“乐群”“温莎”，这些位于香港（更准确地说是一九四九年以后移民到香港的内地社群）的理发店，在体现香港殖民岁月里的新旧杂陈、华洋并置的同时，无一例外地指向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老香港”。
“我想写写老香港”——在小说的第5节，葛亮不惜直接表明主观意图，由此可见作者鲜明的立场。这种主观化的立场暗示小说并非一段历史的指认，而毋宁说是建立在叙事策略上的历史的想象，甚至“成为某个阶层温柔的时代断片”。如果说对历史的叙述通常借助历史感的回溯，那么小说中的历史则借助对上世纪六十年代香港文化表象的成功复制，来生成一种遥远的怀旧感——不复存在的“孔雀”成了北角一带老辈人的集体回忆；“乐群”里的招贴画、电唱机、爵士乐乃至整体氛围都旨在营造一种浓厚的“港式怀旧”；即便是留有海派遗风的“温莎”，也仍然将“六十年代”当作古旧的证据。
尽管这种充满形式感与具象化的怀旧，很容易被处理成某些文化符号的拼接，但葛亮依然凭借其缜密的叙事，挖掘出大时代里并未远去的人事浮沉，最终将这种遥远的怀旧感还原为真切的历史感。《飞发》从“我”无意间进入翟康然的理发店讲起。但让“我”感到诧异的是，虽然同为“乐群理发”，翟康然的手艺却和翟师傅截然不同。原来，翟康然并非学徒于父亲，反而拜师于“温莎”这家上海理发公司的庄师傅。父子两人的矛盾由此不难想见。这固然可以归因于代际间的断裂所导致的两人截然不同的感受、思想和行为方式，但这种断裂实则是受到完全不同的重大社会事件或潮流的影响。
对于新中国最早南下香港的一代人而言，翟师傅（翟玉成）恰逢一个翻滚着巨浪而只待冲上云霄的大时代，那里有着一个热气腾腾的大时代里的流金岁月。年轻时的翟师傅因种种人生机缘，成就了他一生的高光时刻——那时，他一手经营的“孔雀理发公司”闪烁着缤纷绚丽的霓虹，维纳斯也复原了自己的双臂。但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终究是短暂而迷幻的。梦醒时分，大时代终于露出了它岁月无情的一面——“孔雀”消失了，翟玉成从此一蹶不振，直到“乐群”的开张才得以重操旧业。“孔雀”终于成了别人口中的神话，当然也是他一个人的秘密。然而，对于“子一代”的翟康然而言，曾经的一切辉煌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传说，甚至“不会觉得与自己有一丝毫的关联”。年少时的翟康然被海派的造型气质深深吸引，以致于他“觉得自己十多年养成的审美，受到了某种击打”。这才使得他最终走进了庄师傅的上海理发公司“温莎”。
事实上，这种看似因代际和审美造成的矛盾，正是小说结构自身的关键所在。简言之，小说中的港式怀旧与海派时尚呈现出奇特交织的状况。这显然与作家本人的经历不无关系。葛亮自南京移民香港的人生经历使得作品带有独特的视角：它既与内地流行审美保持了距离，也不同于香港本土作家看待事物的方式。《飞发》所极力营造的港式怀旧，不仅建构了作家想象中的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老香港，还将其成功地嫁接到内地社群对于上世纪三十年代民国上海的想象之中。“乐群”与“温莎”虽然分别代表了“港式”与“海派”这两种不同的风格做派，但本质上都是自身文化与在地文化交织碰撞后的结果。如果一个社群坚守自身文化而拒绝在地文化，那么香港就只能是人们南下的寄居之所而非心灵驿站。就小说而言，这个讲述老香港的故事在怀旧氛围中，稳定地坐落于民国上海的坐标之上。当怀旧之舟停泊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老香港，人们遥遥相望的乃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繁华的大上海。面对香港这个“异地他乡”，上海竟唤起了人们的强烈认同。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有趣且意味深长的悖论。
如上所述，庄师傅的“温莎”不仅带来了海派理发的一整套技艺、服务和规范，还撩拨了一个少年的心思，致使他放弃家业而立志成为一个上海理发师傅。在小说的第5节，当店堂里的爵士乐忽然转成了女子的慵懒之声，翟康然“似乎看到了三十年代的老上海”，虽然“那是他从未去过的地方，只在电视与画报上见过”。“他想，这就是他的理想。他要成为一个上海理发师傅，他离着理想，越来越接近了。”事实上，一个看似无意识的想象往往隐藏了难以直言的讯息。或许，香港这个殖民世界是让一个有点困惑的中国人从远处来观望的。（李欧梵语）香港与上海构成了镜像般的“双城记”。一方面，当香港彻底走上全盘西化/殖民化的道路而将上海远远甩在身后时，上海反倒因其带有的“异域”气息而被证明是“中国”的，因此唤起了移民社群的心理认同；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香港对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民国上海则怀有越来越多的“乡愁”——和一个被殖民者腐化和破坏的新移民社群相比，来自民国的上海成了带有世纪末情调的大都市。
无论如何，葛亮都是擅长处理时间的好手。他把时间带给人事的迷乱与惶恐，通通化作怀旧的凝视；又把怀旧的凝视再度还原为大时代里人们的挣扎与无奈。面对时代大潮，曾经的“孔雀”成了最好的见证。仅仅依靠几个老辈熟人帮衬的“乐群”“温莎”，其实早已气息奄奄——“乐群”仅仅成了陪伴翟师傅生命里最后一段时光的执念；“温莎”同样寿终正寝，转变为民俗博物馆里用来展示的时代凭吊。事实上，《飞发》固然可以看作葛亮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老香港”的深情缅怀，却也从最初就暗示了这种缅怀只能是一个想象的能指，一个缺席的在场。小说中的理发师如同手工业时代的能工巧匠，将理发当作匠人的手艺来运用。这不仅寄寓了作家本人对逝去时代的追忆和致敬，也隐隐透露出这种“前现代”的经营方式只能裁剪出“复古”发型的尴尬。但是，葛亮的过人之处恰恰在于对这种既定的线性叙述的不满，他偏要反其道而行，回溯被大时代湮没的人事风物，使之焕发古旧的光晕。用本雅明的话说，葛亮是“把一个特别的时代从同质的历史进程中剥离出来，把一种特别的生活从那个时代中剥离出来”的作家。
《飞发》因葛亮的时间观成为特定地域里两代人的心灵史的记录。这种心灵史不只包括观念的流动，也包括观念的梗阻。事实上，支撑小说主要人物行为逻辑的，并非社会现实或道德律令，而往往是某种心理上的自我期许。虽然这种心理上的自我期许与时代发展如此格格不入，以致于它只能在某个时刻陡然乍现而充当起一个怀旧的符号，但是，它毕竟构造了人们心灵上的真实，一个只有小说才可抵达的隐秘之境，尽管它在客观上调动起了整个二十世纪全球化的文化想象。
杨毅，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研究生，从事当代文学与文化批评。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