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单纯的野兽》：人的“动物化”与胡桃的“铁栅栏”

一

小说隐含了“逃离”的文学主题。叙事者“我”在逃离，胡桃在逃离，胡桃的弟弟也在逃离。逃离恶劣的原生家庭环境，逃离不堪入目亦不堪重负的生活。故此“我”对于胡桃的离家出走，“隐隐约约的”，“甚至称其是一件好事”。但这种逃离的姿态不仅没有解决生活中的问题，反而使得这些正在逃离的个体极度缺乏有效的沟通、交流和对话。胡桃像极了一个锁闭在个人世界里的孤独个体。卡夫卡的名作《判决》写父子缺乏交流，写到儿子几个月都没去过父亲的房间，常与父亲在起居室同坐一会，却是“各人看自己的报纸”。而在谢络绎这里，胡桃是“差不多一个月才往家打一回电话”。不仅如此，在胡桃小姨“我”的眼里，她更是“脾性难以琢磨”，“有时候她化身流氓在街头挑事，有时候又关闭门窗，伪造出家里没有人的假象，躲在角落里看书”。从小说技法上来看，他们的逃离和缺乏交流为胡桃父亲在小说叙述中的突然出现制造了足够多的悬念和出人意料的效果。但更重要的是，谢络绎创作谈中提到的表现人与人的关系，此处已经浮出水面。“逃离”正是“等待”的逻辑起点。

勾连起“逃离”和“等待”的是爱的缺乏。在流浪狗登场以前，文本简直构筑了一个“无爱”的小说世界。“我”对家族的厌恶和逃离自不待言。“我”姐姐年少生下胡桃，却遭到肇事者抛弃，她不仅对男人“产生了彻底的仇恨”，结婚又离婚之后更是“再也不与任何人谈论感情”，“变成了一个只会愤怒的人”。胡桃便既得不到父爱，也得不到母爱。在她离家出走已经一个月的时候，她母亲向“我”求助时却说，“找回来我打死她”。不止如此，大专毕业刚刚进入社会的胡桃却因为工作上的失误被公司要求全额赔付损失。为躲债务，胡桃有家难回，几近于走投无路。至此，生活的“无爱”制造出了对生活的彻底“绝望”，不仅渗透进了胡桃的内心，更外化成了小说环境：

“当时是下午三点半，我记得很清楚，写字楼周围没有一棵树，玻璃幕墙和大理石地板上全是反光，一道道剑一样尖利，刺得人浑身火烧火燎。我走在其中产生了一个奇怪的想法，如果我能被这样的强光融化掉就好了，化成一摊水，无声无息地蒸发，一点一点地消失，我不必为要去哪里担忧，也没有人知道我去了哪里。”

更需警惕的是，长期的“无爱”几乎彻底扭曲胡桃的心。当她所谓的爸爸忽然出现，抹平了胡桃的债务，对她讲述当年的故事并请她原谅时，胡桃却完全不知道有了爸爸，生活会有什么不同。她甚而觉得自己的邻居和同学与自己爸爸相处的场面很尴尬，甚至认为“老天没有让我承受那样的尴尬实在是因为爱怜我，这样的安排让我感到轻松”。对自己的妈妈，则几近于怨恨，“我妈妈完全可以更彻底一些，直接抛弃我，但是，她对她自己的放弃与一开始就抛弃我有区别吗”，“多少次我都想，如果她没有生下我该多好”。如是，对胡桃来说，她爸爸竟“连无关紧要都算不上”，“我认为他还是立刻消失为好，也认为他会这么干”。“无爱”所造成的创伤显然给胡桃的内心留下了难以填补的空白。故此，胡桃“最为头疼的问题始终是去哪里”——“无爱”也造就了胡桃在生活中始终无处可去的境地，同时将这个个体与外部环境的关系推之于极限。

二

在此基础上，我们终于可以来讨论小说的核心问题——“等待”。有关“等待”，谢络绎在创作谈里有过详细说明。她关注维系等待所需的忠诚和信任，而我的视点则有所不同。谢络绎提到卡夫卡和雅诺施有关“动物书写”的对话，这场对话到底是什么情况？据雅诺施回忆，1922年的春天或者夏天，雅诺施的一位朋友巴赫拉赫一天给雅诺施带来英国作家大卫·加尼特的长篇小说《妻子变狐记》，并认为加尼特这本书里一个女人变成狐狸的情节模仿了《变形记》。雅诺施随后迅速告知卡夫卡，卡夫卡不同意加尼特模仿了其《变形记》的说法，认为“我们两人都是从时代那里抄去的”。在他看完加尼特的这本书后，又对彼时文坛流行“动物书写”的现象做了一针见血的分析。在卡夫卡看来，那时候写动物的书之所以多，是因为“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背负的铁栅栏后面”。故作家爱写动物“表达了对自己的、自然的生活的渴望，而人的自然生活才是人生” 1，那个时代人的生存太过艰辛，“所以人们至少想在想象中把它抛却”2。雅诺施据此联想到浪漫主义文学运动里“返归自然”的口号，对此卡夫卡进一步指出那时的人们比这个口号还走的更远。在他看来，那时的人们“混在兽群里，穿过城市的街道去工作，去槽边吃食，去消遣娱乐”3，这生活“像在公事房里一样”，是精确计算好的。“没有奇迹，只有使用说明、表格和规章制度”4。最重要的是，“人们害怕自由和责任，因此人们宁可在自己做的铁栅栏里窒息而死”5。卡夫卡在这里提出的是他自己文学创作中的重要命题，即“人的动物化”。与这个命题相关联的，是人生活在自己所背负的“铁栅栏”里的隐喻。彼时人们向往的是自然的生活，可为躲避自由和责任，人们却过上了“铁栅栏”里“动物化”的生活，且并不自知。“动物化”和“铁栅栏”恰又是解释谢络绎小说中之“等待”的关键要素。胡桃等待她爸爸的注定无果正在于其父亲的“动物化”。面对多年未曾谋面的私生女，这位父亲最关心的不是去弥补胡桃最缺失的父爱，尽力抚平她心中的创伤，而是想去检测胡桃的DNA，确证两人的血缘关系。“即使我们如此相像，我的五官再有棱角一些身材再高大一些便是他，他的五官再圆润一些身材再矮小一些便是我，即使我有一个同他二十多年前背弃的女人同样的姓，即使他明确地知道我来自于他从小生活的那个地方”，这些都不如血缘让这位父亲信服。在小说叙事中，笔者到处寻找这位父亲对胡桃流露亲子之爱的段落，可怎么找也找不到，怎么看也还是觉得这个父亲不是在安置自己的女儿，还是像在安置他“在外养的女人”。胡桃被多人攻击的关键时刻，他看在眼里，却“慢慢走过来，慢慢地，一条十几米的小道，他走了一个世纪那么长”；他自己被围攻的时刻，胡桃奋力拼搏试图维护自己的“父亲”，可得到的却是“父亲”为“躺在地上的女人”的求饶；更不必谈小说结尾处他在花园的暗处鬼鬼祟祟出现的样子。

对于这些，胡桃并不是不知道。爸爸要测DNA，她已有不满。历经了被攻击的波折，爸爸又要离开，她尚且不知道他的联系方式。此时胡桃的心理值得玩味，“我想要移动脚步追上他，却像被施了魔法”。父亲与她的隔膜，她早已了然。谢络绎说胡桃要跨过单纯才能与父亲对话。可问题并不在这，而是一个父亲对女儿基本的呵护和爱何在？尽管如此，胡桃还是选择了“等待”，还将这场“等待”弄得颇具仪式感。她饬弄住处原本荒芜的花园、原本干涸的水池，将这些弄得颇具生机。按她的说法，这些让她满怀希望。她整日开着窗户，在窗边翘首凝望窗外。直到“我”找到她的那天也还是如此。小说还借助“我”的视角描述了她居住地的恶劣状况，“一段长时间的无序的装修期，遍地建筑垃圾，那种被敲下来或有待铺在什么地方的砖块随处可见，尘土飞扬，白天黑夜，电钻声在墙壁间钻进钻出，投诉无门”。可“建筑垃圾”“砖块”“尘土”“电钻声”这些东西却根本都没有出现在胡桃的叙述中，完全不构成她“等待”的阻碍。甚至自胡桃入住那天起，她自己的行李箱都没有打开过。所有这一切都使得胡桃的“等待”更为哲学化，也更现代。卡夫卡说每个人都活在自己背负的“铁栅栏”中，“无爱”的过去和无路可走的当下便是胡桃所背负的“铁栅栏”。可胡桃已决意改变未来，这场事关爱、希望与未来的“等待”便是胡桃试图打碎自己所背负“铁栅栏”的抵抗和努力。从这个层面来说，胡桃后来的“等待”其实已经并不完全指向那条流浪狗，更不指向她那所谓的爸爸。她的“等待”已经在指向“等待”这个行为本身，她试图在用“等待”这个行为本身去打碎她身上的“铁栅栏”。在这里，谢络绎完成了她自身创作的推进。在《兰城》6里，同是逃离“无爱”家乡和过去的美兰编织了一个叫“兰城”的谎言和幻梦，把“兰乡”变成“兰城”，意在抹掉自己的过去，迷醉自己的神经，填补内心的自卑，可这反而让她越陷越深。她有望从“铁栅栏”里脱逃还是有赖于他者（李达）的理解和爱，而小说中他者的理解和爱其实并无征兆也并不充分。它或许可以解决美兰现实的婚恋问题，却并不能真正助她打破把自己圈进“铁栅栏”里的东西。而到了胡桃这里，她已经隐约意识到她突破“铁栅栏”的可能所在并不在他者，而在她自己“去等待”这个行为本身。这是谢络绎对自身创作的突破。

不管怎么说，胡桃的“等待”起码还是收获了这只“单纯的野兽”的信任、忠诚和羁绊7。这便又是“动物的人化”。当然，她还收获了“我”的理解和关怀。而在“动物的人化”的映衬下，“人的动物化”便让人更觉无奈。“动物化”的又岂止胡桃的爸爸？胡桃那位 “不与任何人谈论感情”“只会愤怒”“生活的核心是缺斤少两和打骂孩子”的妈妈，被生活所抛弃，自己也彻底厌弃了生活。她的 “动物化”已久矣。在小说的最后关头，所谓的爸爸没有征兆的“闯入”终结了胡桃这一次的“等待”，也终结了这次“等待”在现实层面所有美好的可能性。胡桃父母们的“动物化”还会继续，胡桃们的“铁栅栏”也注定还要背下去。以后究竟如何？“等待”本身是否就是问题的答案？这便是我们对谢络绎今后创作的期待了。

（本文原载《山西文学》2020年第10期）

注释：

1.（奥）弗兰茨·卡夫卡著；叶廷芳主编；黎奇、赵登荣译：《卡夫卡全集 第五卷 随笔·谈话录》，河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第311-314页。

2.同上

3.同上

4.同上

5.同上

6.谢络绎短篇，发表于《钟山》2018年第2期。

7.这也可见女作家柔软细腻的内心，不愿意让胡桃真的什么都没有等到。假使胡桃什么也没等到，那就又是另一篇小说和另一个故事了。

谢络绎，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文学硕士，已出版中短篇小说集《到歇马河那边去》等。现居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