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重“围城”中奔逃与陷落——万燕长篇小说《猫》的现代女性经验
风娘在工作中是典型的现代女强人。作为《文坛》杂志社主编，风娘具有极好的文学感觉，干练，具有亲和力。她是杂志社的中坚力量，在各种会议、应酬中游刃有余，组稿无往不胜，顺利地约到知名作家木通的稿子。她甚至能够凭借女性的魅力与亲和力“美救英雄”，帮助老登约到黑苏子的稿子。也因为是能力较强的主编，风娘受到众多文学作者的追捧。她能够得心应手地与锁阳这类农村作者交往，能够迅速捧红莫寒雨。难怪锁阳即兴赋诗：“你是高山我是丘陵，你是大海我是小溪，啊，伟大的编辑。”
然而，主编的位置对于风娘来讲却是名副其实的“围城”。文坛的游戏规则、是是非非不是她所喜爱的。在风娘视角下，文坛故事带着漫不经心的嘲讽，带着无可奈何的疲惫。沾染了商业社会的气息，文坛变得功利而浮躁，风娘殚精竭虑处理的事务往往迫于流俗。而风娘自己，女性的身份也不免被观赏、消费。从初涉文坛开始，女性身体就是男性瞩目的对象，直到风娘已经是主编，她的美貌还在被觊觎。现代女性以卓越的社会参与能力在性别分工中突破了传统模式，以个体的身份进入主流社会，但是仍然不能避免被物化的命运。更重要的是，因为主编的事务繁忙，丈夫罗勒屡屡不快。他不满风娘总是出差，扬言要找社长免去风娘的职务，甚至认为风娘在对男人们献媚而大发雷霆。主编的光环在重重消解下成为桎梏，风娘自始至终果决地坚持着女性的主体性，一次次逃离着可能的陷阱，但是她无法从根本上解除文化带来的现代女性的悖论。风娘孤绝而执拗的对抗与实质上的身份尴尬构成一个丰富、敏感的世界，蕴含着现代女性的职场矛盾。
风娘遭遇的第二重围城是婚恋情感。表面看看，风娘有一位多金的丈夫。名牌加身，生活优渥，她的经济状况要比身边的文人们好得多。在繁重的工作之余，丈夫的怀抱也曾给予她温暖和安全感。但是，风娘是困顿的。丈夫罗勒把妻子这个做主编的文学硕士当作门面，实际上，物质的差距令他居高临下看待她和她的工作，夫妻间也渐渐丧失了情感沟通的需求与可能。并且，罗勒的滥情似乎是下海捞金必然的伴生品，他把情人带到家里最终令风娘难以容忍。风娘最后从婚姻的城堡中奔逃出来，本质上是对传统女性作为妻子“持帚洒扫”的职责与依赖性从属地位的拒绝。《猫》传达着现代女性在婚姻中的主体经验，既自尊、决绝，同时又是那么落魄与悲哀。
风娘也从来不乏追慕者，特别是老登纯粹的爱，在平淡乏味的生活中激起涟漪。老登的爱似乎成为有效的补充，其实不然。老登以文学者的赤子之心爱上风娘，因此与妻子离婚，放弃原有的熟悉、安逸的生活调到北京工作，甚至为了风娘与人大打出手。但是，老登带着一种堂吉诃德的味道，他的单纯和挚诚在20世纪末的嘈杂中显得落落寡合。风娘似乎一直处在不对等的精神高度上俯瞰、怜惜老登，二者之间似乎有着化解不开的隔膜。参照瓦西列夫的理论，“爱情是人类精神的一种最深沉的冲动”[2]，“爱情的根源在本能，在性欲，这种本能的欲望不仅把男女的肉体，而且把男女的心理推向一种特殊的、亲昵的、深刻的相互结合”[3]，风娘对老登的感情显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爱情。因而，风娘和老登之间即将开始但终于不能完成的吻，蕴含着一个孤高、独立的现代女性对情感一丝不苟的态度。如果说风娘从家庭的叛逃是一个现代女性对主体身份的自我确认，那么终于没有走近老登则是情感独立的进一步显现。然而，“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风娘从婚姻、情感围城持续奔逃，也承担着困顿与孤独。并且，文化深层的冲突还将以更加痛苦的纠结伴随这个孤绝的叛逃者。
风娘最深切、痛楚的情感是对孩子的，母性是最柔软也最牢固的“围城”。女儿小房子造成了风娘的分裂。一方面，风娘作为现代知识女性，显现出独立的能力与追求；另一方面，小房子的存在在多个方面制约着风娘。在婚姻中，尽管风娘对罗勒的行为早有不满，但是她必须顾及小房子而倍加容忍。在工作中，照顾小房子往往与出差、约稿形成冲突。风娘在事业、婚姻、情感的围城中孤绝奔逃，一旦遇到小房子的问题，立即显现出诸多顾忌。有趣的是，母性的围城是风娘唯一安心的所在。非但谈不上突围与奔逃，反而，小房子是风娘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对小房子的深深柔情是风娘精神世界中唯一的栖居地。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母亲是女性最重要、最荣耀的身份。“棘心夭夭，母氏劬劳”，“母氏圣善，我无令人”，文学作品对辛劳、奉献的母亲的歌颂在赋予母性耀目的光环之同时，也构建了母亲身份对女性的束缚。因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女性写作表现出不同程度地对传统母亲身份的消解，甚至是对母性的拒绝。在20世纪90年代的女性写作中，不婚、流产、恶母等书写显现出对母性刻意的悬置乃至解构。似乎，女性写作在确认主体性的边缘叙事中，冲破包括“母亲”的传统性别角色是其中应有之义。但是，母性其实一直以复杂的方式存在，要么被抽象化，要么呈现为深深的痛楚。1990年代末开始创作的《猫》体现出独特性。在女性主体性的前提下，小说真实而非抽象、直面而非规避地讲述了风娘作为母亲的细腻与深沉的爱。这样的叙事对于女性写作有着重要的意义。
《猫》真实地讲述了风娘细致入微做母亲的情怀，也毫不掩饰地呈现了女性主体性与母性的冲突，但是做母亲并不令风娘厌倦和疲惫，而是乐在其中。或者说，以“师父”的方式做小房子的母亲，令风娘得到孩子一般的释放和栖息。可以说，风娘不是一般意义上做母亲，而是怀有母性。“母性”在女性主义理论中是一个颇受重视的概念。虽然一些女性主义者认为母性阻碍了女性的解放，但是，西索认为女性写作是找到了永久的“母亲的声音”，伊瑞格瑞主张建立一种新型的母系关系，而克里斯蒂娃则将母性看作是一种对“菲勒斯”中心主义的挑战。三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把母性看作一种社会内部的颠覆力量。而爱伦凯的理论则具有更为开阔的视野，认为母性与女性主体非但不冲突，而且有了利他主义的母性之根，“才能消融人类所有的冲突：倘若母性不能充分健康发展，那么，将是世纪之患。女作家倘若找不回母性之根，即利他主义，对女性自我的探索同样会走许多弯路，甚至步入歧途”[4]。从这个意义上讲，出版于世纪之交的《猫》拓宽了女性写作的视界。
然而，小房子丢了，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象喻。近代以来的妇女解放打破了传统的性别分工，女性得以进入公共领域并且提升了社会地位。但是，家庭事务并没有得到有效的分担。在公共领域与家庭职责之间，女性的个体身份处于分裂状态。尽管风娘作为母亲乐在其中，但是现代女性做母亲后的艰难与焦虑是不可避免的。小房子丢了，意味着风娘作为女性的古老乐园失落了，天真的栖息地失落了，现代女性的孤独是彻底的。这个令人难以接受的象喻蕴含着现代女性真实而痛楚的经验，成为一个触目惊心的存在。但是，母性情怀本质上却是现代女性获得更为宽广的胸襟与更坚实的力量的踏板。《后记》中，在稚子的召唤下“我”慢慢飞过悬崖就是明证。
作为跨世纪的创作，《猫》呈现出对以往女性写作的继承与超越。这是一个深谙女性主义理论和美学理论的作者，不同于以往女作家写到理论层面或男性层面无法驾驭的被动，作者用深刻丰富的语型驾轻就熟地表现了多个空间。风娘在多重围城之间奔逃，叙事以更加坚定与优游的方式体现了现代女性的主体性的经验。《猫》又以逼人的真实呈现了新的时代语境下现代女性的生存境遇与孤独体验。在传统文化与商业文化的碰撞之下，她们不断奔逃又不断陷落。20世纪初庐隐“何处是归程”的发问仍有袅袅余音，现代女性的主体性建构仍然在路上。然而，正如作者在后记中对自我生命状态的描述，慢“给予我超脱的力量，使我面对残酷无暇惊慌，面对名利糊里糊涂，面对得失麻木不仁，它带我穿越绝望和挣扎的时候还泪中带笑”[5]，《猫》的写作是冷静的。小说的前半部分更多反讽，后半部分则蕴含着更加深切而痛楚的情感。小说整体上表达了对现实、对存在的关怀与审视，以更加宽广的襟怀面向人生，因而得以“笑着，就这样慢慢飞过悬崖”，完成了现代女性的又一次精神历险。
参考文献：
[1]万燕：《猫》，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341页。
[2]［保］基·瓦西列夫：《情爱论》，赵永穆、范国恩、陈行慧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4页。
[3]［保］基·瓦西列夫：《情爱论》，第51页。
[4]转引自林丹娅等：《女性文学笔谈二十一家》，《百花洲》2000年第4期。
[5]万燕：《猫》，第340页。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