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束乡村对应现代性的精神之光

在文学史上，失乡与寻根一直是作家倾心表述的经典母题。李新勇中篇小说《夜色也曾温柔》以吴向葵北上故地廊坊与妻子潘慧办理离婚为中心事件，这个“事件的时间”前后仅有三天，最后的结局也是各得其所。但小说“讲述的时间”跨度是20年，即从千禧年前后到当下吴潘两人从相爱到陌路，继而一人北上一人南下各自谋生的家庭史。从叙事的角度看，“现在”和“过去”这两重时空，构成一种很复杂的对话关系：“过去”的20年两人短暂恩爱过，随后的征地与迁徙，岳母的到来，父子关系的疏远，夫妻情感的冷淡，使这个小家庭逐渐成为空壳。“过去”成为了一种要告别的历史旧物。而吴向葵此次来到潘慧的建筑工地，即是要对这桩业已破败的婚姻做个了结。然而，潘慧当下局促的工地生活，两人曾经有过的“月光盈盈的夜晚”对彼此的召唤，离婚后看电影、品故乡特产的温馨，无形中让两人有了更多怜惜、理解和缠绵。

实际上，离婚事件只是这个小说的外壳，失乡、还乡与乡愁是小说的叙事旨归。吴向葵在不断的迁徙中，哀叹“他们一家就像水上的浮萍、风中的叶子，到了哪儿，都找不着自己的根”。在消失的故乡面前，小说中的人物几乎都是无乡的“孤儿”。

失去土地和故乡庇护的人们，在新的空间里能否找到宁静而惬意的皈依？小说对这个问题也有自觉的书写，并呈现了令人心痛的生存景观。建筑工地的施工环境和生活条件极其简陋，住宿条件尤其令人窒息，无论是八个人一间的集体宿舍，还是必须睡满四对夫妻的“夫妻宿舍”，都异常拥挤，毫无私密可言。小说多次写到温柔月色下吴向葵与潘慧的性爱记忆，包括酒醉后与孙小涓的合欢，这些记忆是美好的，毕竟有家的庇护，自由而随性。

小说中，这些普通人坚韧、务实、善良、豁达，表现出良好的道德品性。可见，李新勇对变迁之中的新乡土的人性基础并不悲观，对这种醇厚而温情的人性世界给予了深情的勾勒。或许可以说，在故乡解体、村社实物消失的过程中，乡村的道德秩序与人性基础尚保留着那份原生态的静谧美好，而这何尝不是乡村应对现代性之变的一束精神之光？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