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耳的《大河人家》：民间的史诗
战争、政治、自然，这些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关键性事件和因素，被《大河人家》牢牢抓住，并充分融入普通人的生活中，进而从个人与历史、世界的关系的角度为理解20世纪的中国历史提供了具有个人化色彩的解释。小说中的柳、黄、白三家经历了多次迁移，第一次因为战争，被迫离开柳家湾，逃亡来到草原的边缘，建造了新的村落井下湾，后又因为过度开荒放牧导致自然生态的恶化，并再次迁移到黄羊湾。空间转移背后都有历史的力量在推动，也显示了个人在时代大潮面前的渺小和无能为力，每一次变动其实都是对历史的回应，都把时代特征展露无疑。同时在日常生活中，历史事件也无处不在，比如“大跃进”、市场经济的兴起等，左右着历史中的人的命运。
小说也表现了普通人对自身命运的掌控，以及改变历史的能力和信念，他们不仅仅是历史的承受者，也是历史的回应者、创造者。小说中着重描写的是柳家三代人柳如海、柳保华、柳建国的人物命运，家族三代人经历、命运不同，但都为改变民族、村庄、个人的命运而奋斗。柳如海是革命者，柳保华是建设者，柳建国是改变者，柳家三代是民族精神的负载者，是社会的脊梁，是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就像柳建国所说的，“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一个家庭，要想不断进步，就要有人付出牺牲，没有几千万烈士的牺牲，就不会有新生的共和国”。他们正是这种精神、信念的实践者。
小说对历史、时代的表达具有鲜明的民间性和民间立场，对主流历史叙述既有接纳，也有疏离，这极大地扩展了历史的丰富内涵，也赋予小说更宽广的精神空间。小说秉持一种朴素的正义观，对笔下人物很少进行政治层面的评判，而更多的是道德的、传统伦理层面的认识。小说对柳保华、柳建国的描写就多强调他们的道德品质，小说中与他们形成对照的是白鸡换、丁香等人，作者对他们进行的也多是人格层面的批评。更值得注意的是，小说中，乡村政治往往让位于民间伦理。黄天祥被划为地主，是政治斗争的对象，但是周围村民并没有那么清晰的阶级划分，往往用朴素的乡村伦理看待他。在日常生活的重要场合里，他仍受人尊重，亲戚邻居并不嫌弃他的地主身份。
小说的民间性还体现在对民间习俗、风物的描写，这是历史变迁中相对稳定的部分。传统的仪式里包含了一种共同的文化记忆，是进行集体认同的一种方式。小说中写到了汉族婚礼的一些习俗，比如结婚典礼的前一天晚上，把媒人、娶亲的、代东的、掌勺的、担水烧火的、提茶倒水的、跑堂的、压轿子的、穿衣服的、梳头的……请在一起，这叫“夜坐”。此外，还有“取新耍旧”“掏柴火”“栽柳树”“引孙子”等。
小说体现了鲜明的源自于历史的现实感和当下性，有着对当今社会发展的深刻思考。小说所着重描写的是草原的自然生态，也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生态问题不仅仅是草原面临的问题，也是全人类必须正视的问题。人类向自然的过度索取必然导致自然对人类的惩罚，井下湾从草肥水美的地方变得严重沙化、无地可种，正是人类种下的恶果，也是人类在当下和未来所面对的严峻考验。柳建国正是基于沙漠对人类的危害，决心治沙，但过程并非一帆风顺，经历无数波折，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如何处理和自然的关系上没有找到合适的方式，在科学方法的指导下，柳建国的治沙终于取得了成效，不但改变了生态环境，而且形成了产业链，有了经济效益，而他对沙漠的情感和认识也有了变化，客观的、科学的态度是对待大自然应有的态度。
在自然生态恶化背后其实是严峻的社会问题，比如经济发展模式上对房地产、融资、借贷的依赖，导致的恶果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发展的尖锐问题：经济上的狂热，人心的浮躁，寄希望于投机而一夜暴富，典型的如丁香、江伟、白子明等。柳建国则探索了一条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在他看来，搞企业不能只讲金钱，也得有社会的责任和担当。这也是他对于农村问题的思考，“当中国城市化步伐加快，农村的年轻人纷纷到城市里打工，这个时候你跑到沙漠里来，为的是甚？你的苦衷又有谁来理解？”在他看来，重要的是带领农民共同致富，柳建国的思考以及在农村中的实践无疑有着重要的当下性价值，也对当下农村问题的解决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今天文学的历史书写异常繁荣，我们处在一个热衷于过去，彻底历史化的时代，历史急剧扩张，但从历史表达的深度来讲，历史又是匮乏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大河人家》基于深厚的思想和高超艺术，穿透20世纪的中国历史，对历史深广度的思索和对当下问题的呈现，所体现的鲜明的历史性和当下性，在当下的文学创作中都是可圈可点的。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