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藏人的村庄史：格绒追美创作论

近年来，文学表达与地域维度的关系越来越成为炙手可热的话题，“故乡”和地域文化资源对作家的影响得到极大的关注。在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这一点尤显突出，“地域性”从来都是显性的理论考量，而且在创作实绩中不断得到印证。不论他处，譬如单就藏地文学来说，上世纪80年代，一批西藏作家受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影响崛起于中国文坛，在流派纷呈的文学史留下了极为独特而浓艳的一页，无独有偶，时隔三十余年，在地处边缘荒僻的康巴地区，再一次涌现出了一大批以四川甘孜藏族自治州的各族作家尤其是藏族作家为主体的中青年作家，他们异军突起，在小说、诗歌、散文众多领域创作成果斐然，连获知名文学奖项，形成了实力强劲的“康巴作家群”。2013年10月26日，“康巴作家群”作品研讨会在北京举行。 研讨会一致认为，格绒追美、列美平措、江洋才让、达真等十余位康巴作家虽风格各异，但共同呼应了他们身处其中的广袤壮丽的自然山河，谱写了属于“康巴”的独特文化景观。

应该说，格绒追美具备康巴作家群的很多共性，但同时又有个人化的审美追求和文化精神向度。他的文风清新而绮丽，思维凝重而脱跳，气韵潇洒而遒劲。他用长篇小说《隐蔽的脸》，中短篇小说集《失去时间的村庄》，散文随笔集《掀起康巴之帘》《神灵的花园》《在雪山和城市的边缘行走》以及青藏三部曲：长篇小说《青藏辞典》、中短篇小说集《青藏天空》和散文集《青藏时光》这样一系列的作品证明着自己在各种文体间的游走自如。而读者一路相随，从他风格迥异的述说中领略着康藏大地的不同侧面——因为事实上，不管格绒追美写什么，怎样写，他其实一直都在写青藏高原，写康巴大地。从未有片刻时间，他的笔触离开过那一片山河，那一个小小的村寨。

一、对民族文化的完全自觉和对故土家园的深厚情感

我曾撰文指出：长篇《隐蔽的脸——藏地神子迷踪》是一部真正的藏人写藏人的小说， 之所以做如此断论，是因为它不是那种被外界的期待视野所规训了的叙事，那种看似风情摇曳，“地气”弥漫，实则浅尝辄止，堆砌符码的所谓特色写作。在格绒追美的作品中，没有所谓民族文化的瑰丽多姿的炫美展示，没有地域民俗的浮光掠影的铺排纪事，没有宗教佛法的猎奇神秘的追述挖掘。他走的是另一条道路，一条在共同的社会化历史进程中追寻藏人生活轨迹和心灵历程的创作之路。之所以这样，是因为格绒追美对自己的母族文化有着彻底的完全的自觉，他不是凭着一种所谓的认知经验从外部观察一个民族的长短得失，也不是鱼在水中，永远只能从里面混沌感知容身之所的方寸明暗。格绒追美出生在四川甘孜的普通藏族牧民之家，长大成人的艰难生活，求学求职的奋斗经历，和所有高寒地区的贫门子弟并无两样。如今的他，从一个游牧旷野的懵懂少年，完成了漫长的精神成长之旅，已具备了在一定的距离外审视故土的眼界和立场。虽早已定居城市，虽常常感慨“游走在故园和城市之间”，但他的心未曾游移，未曾削减对过去的人和事一丝半毫的热情和眷恋，他常常往回看，常常踏上通往身后的大山、河谷、村庄的回乡之路。他的创作和生命的根，一直深植于家乡的泥土中。这听上去似乎是一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老生常谈，但事实上，对许多人而言，此言不过是一种写作立场的标榜，而非写作实际所呈现的真相。但格绒追美的的家乡在他的笔下是清晰可辨的，那是一个炊烟袅袅中传诵着信仰之声的记忆中的藏族村落，也是在时代的病症中演绎着各色人等生死爱欲的现实时空，无论它曾经的贫穷而古雅，还是当下的迷茫和蜕变，他都真切、诚实地面对，他的情感视野从未离开过故土人情。多年来，他以一颗敏感多思的真诚之心，在乡野村史和浮华现实之间的缝隙中，思考着“父亲”“母亲”们的故事，找寻着一条通往前生往世的村庄之路。

没错，从《隐蔽的脸》到《青藏词典》，“村庄”就是切入他所有作品内核的关键词。他是如此深深沉醉于村庄的悠远启示中：“我总是想越过村寨，一下子达到无穷远的远方。人们看待村寨的方式，是居高临下的，是怜悯式的。似乎村寨天然地与贫穷、落后、愚昧相关联……但是，在另一方面，村寨有着时间上的无限，神性上的无限，精神修炼上的无限。无限提供了让人无法穷尽的内在世界的风景。村寨具有的文学性，令我对人类精神的永恒性充满遐想。所以，我要设法获得村寨的无限性，在神性、时间，灵魂的长旅中，谱写一些动人心弦的音符，这正该是我的可能和可为之处。”

一个作家，能如此自觉地认识到自己的可能和可为之处，是幸福的。设法获得村寨的无限性，然后，越过村寨，一下子达到无穷远的远方。这就是格绒追美为自己划定的方向，他正行进在这条探索之路上，实现着自己从未停止的文学“野心”。几年前，他试图以长篇《隐蔽的脸》为起点书写康巴大地，通过对康藏近一个世纪的风云际会做出史诗般的展示，进而对整个藏区的民族历史文化的变迁和生长，过往和现状，给予现代性的审视和反思。可以说，格绒追美找到了通向这个大世界的小窗口，这就是他心心念念的——村庄。他抒写了一个河谷村庄神奇的前世和今生，壮阔的笔触由个体、家族，延伸到整个雪域藏区，一点点挺掘到了藏族文化的深处，展示了藏民族幽暗、魔幻、动荡、恒定的心灵史。这部小说以文学的能指之笔抵达了雪域高原的历史所指，是众多的青藏题材作品中有独特而深刻面貌的作品。

如今，格绒追美依然徜徉在村庄之路上，依然投身在追溯民族过往、书写民族记忆的过程中,他执着地表达着青藏高原大地上的人们的生存，情感，和历史浮沉中跌宕的时代命运。也许，在许多人看来，藏民族的文化历史景观是幽深玄奥的，被时间之尘遮蔽越久，便越是魔幻奇丽，形神难辨。但在格绒追美这里，从一个小小村落中发生的一切便足以窥见“当代史”中的藏族文化：一支家族的兴盛衰亡，一门故交的亲疏流变，一桩婚事的翻云覆雨，一座寺院的炎凉隆盛，一种僧俗关系的翻转破立。甚至，一个躺到人家屋檐下的酒醉汉，一车偷伐的木头，一背篓待售的冬虫夏草，其实都是今天的康藏在“中心—边缘”的民族生存拷量中欲望、挣扎、毁灭、堕落、重生的故事。格绒追美扎根传统，面对现实，在对历史叙事和民间叙事的有效运用中，他确立了自己富有“当代性”的民族立场和价值取向。

二、对民族精神的历史建构和对现实人生的关怀立场

格绒追美的家乡康巴，地理概念上包括位于横断山脉南缘西至西藏昌都、东至四川康定、北至青海藏区、南至云南藏区的广大区域。该区域不仅山河雄奇，同时也是历史文化交汇的地区。所以，藏地的康巴不仅仅是一个地理的概念，而是一个人文和历史的概念。与汉地南北东三边接壤，茶马古道的中枢，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的诞生地，更拥有德格印经院这样的雪域文化宝库，康巴的历史和文化所呈现的多样性，庞杂性，胜于其他以单纯的政治宗教文化为中心的藏地。正因如此，对康巴人文的反思、书写与表达，往往更为艰难，晦暗不明。而近年来“康巴作家群”的集体崛起，改变了这一情状。康巴雄奇的地理，悠久的历史，顽强艰难的人的生存，在当下的中国文学版图上，留下了自己的印迹。

毋庸置疑，格绒追美的创作和其他的康巴作家一样，得益于康巴的地域优势，得益于“康巴”是藏区，全然不同于汉地，但又与其他藏区有所区别的藏汉边际文化。很显然，读者能从格绒追美的文本中感受到这种藏汉文化碰撞融合后的异质力量，感受到他构建的文学图景提供的“陌生和好奇”。但尽管如此，“康巴”特质并不是我的关注点，我认为格绒追美文学的意义不在于特殊的地域文化背景，而在于他始终立足于文学的公共价值：那就是通过独特且复杂的人性与命运，终而表现普遍意义上的人性和人类共同的命运。而这个“单个人”，他或她，是不是康巴人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定是藏人。从这个意义上，跳出“康巴作家”的框定，称格绒追美是藏族作家才是首要的，和必要的。

事实正是如此，格绒追美向来以开掘与建构“藏人普遍的心理”为己任，而较少注重一地一域的新异与差别，在他的笔下频频出现的是更广大的所指，“青藏”“雪域”，这才是属于他的文学地理。说他的作品是康巴人精神世界的文学展现，毋宁说它们是一部部藏人的时间史，村庄史，更为恰切。从《隐蔽的脸》到《青藏时光》，到《青藏词典》，格绒追美思考的聚焦点都落实在普通的藏人在时间长河中的命运变迁，他多层次多角度地表现了自然环境中的人，生产关系中的人，族群关系中的人，宗教的或现代政治意识形态笼罩下的人。他梳理了民族特性在各个历史时段的复杂性，而所有的复杂性最终指向的都是人的共性，普遍性的人性。是的，在这里，神秘传奇的地域色彩全然隐去，所有的故事都只是发生在雪域村庄里的日常。“村庄”才是一切的场，村庄见证了关于人的、关于神的、关于人与宗教的、关于人与自然的爱恨情仇，完成了雪域高原对所有的现实和飘渺、幻想和真实、历史和虚妄的疑惑、质询和超越。通过“村庄”，格绒追美展示了一个民族的沧桑过往和不断向前，发掘了那些历经劫难但颠扑不破的恒定的元初的美和活力，那些历久弥新的精神和信念。可以说，格绒追美用他所有的文本，各种不同方式的叙事，完成的只是从创作之初就坚定不移的文学追求——以一己绵薄之力，参与到对民族文化精神的历史建构中。毋庸置疑，这是一个作家为哺养他的大地，所能做的最大的贡献了。

格绒追美笔下的村庄往往是封闭而偏远的，但正如广大藏区许多的村镇一样，它一直在“时间”中，并不因为地域和文化的双重边缘而幸免于历史的震荡。它走过了漫长的贫穷蒙昧时代，经历了特殊时期苦难伤痛的裂变，如今，在现代化车轮的冲击和碾压中，它又走进了别样的躁动和迷茫。如何面对“村庄”一路踉跄而来的伤痛历史，格绒追美的态度是不矫饰回避，也不虚置美化。他的作品对政治权力介入导致的藏人价值体系的动摇，经济浪潮冲击引起的信仰体系危机，民族的边缘文化生存状态在强势的外力作用下已经发生和还要发生的一切，都表现出了深刻的认识，他的历史反思是审慎的，内蕴的，但也是鲜明的，富有批判性的。在他的笔下，无论是高僧活佛、地方头人，还是俗民村妇，都经历了特定时期属于自己的苦难，苦难远非一人一事，而是从个体心灵延伸到整个群体的民族命运，是雪域高原地理文化环境下独一无二的生存故事，是在旷古的苍凉和无奈中，百年的痛苦与寂寞中，寻找家园的流浪长旅。

就是这样，格绒追美敢于直面历史，述说苦难，袒露伤痛，表现出了对现实人生深刻的关怀立场。但难能可贵的是，他并没有止步于表现苦难，陷入到苦难叙事的泥潭中。面对一段独特幽暗的历史，他也没有以肤浅的愤激的控诉，宣泄自己的话语权，充当时间的审判官。任何人都无力拨开过去时态的雾霾缭绕，修正历史的本来面目，确证一条阳光正道。既如此，与其做愚蠢而徒劳的虚设与推断，不如从已经走过的时间和事件中，以涅槃般的文化反思，完成对一个个命运多舛的个体到整个民族苦难的超越。应该说，格绒追美正是这样做的，他焦虑，伤感，但却平静，淡定，从容。他不渲染苦难，因为许多时候，苦难原本就是存在的本相；他不夸大同情，因为同情于残缺的生活无补；他不煽情人物的承受，甚至，苦难到来时，藏人脸上挂着的常常是茫然的、混沌的、麻木的表情——这真实的笔触令人心颤。但他也并不因此而虚无，而颓丧，他以一颗柔软而刚性的悲悯之心抚摸着母族故土的疼痛。他的小说中，所有郁结的忧伤、疼痛、苦难，最后都在面对浩瀚文化历史时空的憧憬中，被升华为一种向上的力量。这正是藏族文化的精神能量，它在外来暴力下确曾有过萎缩，它在金钱迷惑中也许正在蜕变，但没有什么可以从根本上动摇藏人对自然、人性、神性、信仰的追求。虽然，太多的山川河流千疮百孔，但对精神彼岸的探寻将永无止境，生死轮回中必然会生长更美好更合理的梦想和现实。这是一个村庄生生不息的根基，也是一个民族披荆斩棘繁衍生长的命脉。

三、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刻把握和对述说方式的不断突破

格绒追美有这样的自述： “我有一颗藏人的心灵，敏感而宿命，多情而又自在。当我徜徉于雪域文字时，我发现天空低垂于我的心头，它总是与大地一起给我一些奇异的征兆，让我体味内心深处和命运的另一种声音。” 深入细读他的小说散文各种文本，我相信他确是看到了这些“奇异的征兆”，听到了“另一种声音”。而这也是研读中让我倍感亲切、有趣和心领神会的地方。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深植在我们的血液中，这使我在面对格绒追美的作品时拥有了穿透汉语文本直视母族历史的第三只眼，一只隐蔽的眼。

格绒追美的汉语表述有着一种不能忽略的个人风格。这里且不论他的语言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华丽、空灵、铺排、雍容，单就这样的华美形式所蕴含着的独特意味，这种意味所表达的精神质地来说，格绒追美可谓用汉语把藏人对自然、对神性、对人性的知与觉表达得极为细微深切了。血浓于水的母族记忆，铭刻身心的民族胎痕，无法仿制的山区村寨特色，几乎只能用藏语才能表达的种种意味，他用精妙的汉语一一道来，汉语的汪洋大海丝毫没有隔膜他一个藏人的口吻语气，这种口吻语气的地道娴熟和精妙每每使我在阅读中忍俊不禁，掩卷而笑，但这种会心的感受却不足以与外人道也——有时候，那些令我唇齿生香的话句其实根本就是母语的直译。我是多么欣喜地看到，原来，母语可以这样的形式走进汉语，使之最纯粹的意味奇妙地存活在另一种语言载体中。但同时，这些从母语“直译”“意译”而来的汉语并不会造成某种程度的阅读障碍，实际上，甚至恰恰相反，因为来自生活中的东西总是共通的，连接最普泛的人性人情的。格绒追美以其精湛的藏、汉语的化用和汇通，激活的是更多的人久违的乡土记忆。汉语修辞的比兴、隐喻、排比、递进，典型的藏地特色的谚语、民谣，在作品中适时抛洒，就像静穆的高原夜空中熠熠闪烁的群星，像草原牧场上缤纷的野花，像青藏长风中猎猎飘荡的风马，美得琳琅满目，却又能字字珠玑，直触心灵。

关于语言，格绒追美自己坦承来自民族的传承：“数千年来，从祖先嘴里流淌出的是山泉、珍珠般充满诗意的语言。这语言据说得到过神灵的加持。充满了弹性、灵动，如珠玉扑溅，似鲜花缤纷，常常让人心醉神迷。特别是说唱雄狮大王格萨尔的传奇故事时，那语言的魔性像一片云雾罩在你整个身心之上，使你飘盈在神话的云烟中。”但显然，格绒追美接受了神灵赐助的不仅是语言，究其实质更是对民族文化心理精确的熟悉，深刻的把握，因为只有思想抵达的地方，语言才会随之摇曳生姿。

格绒追美深谙藏人心理，拥有完全的藏人视角和知觉，他说：“在高僧大德或某个杰出人物的出生描写中，你总能读到关于吉祥异象的文字，这让人产生一种亘古怀想，人与大地、天空甚至一朵云彩、一道彩虹和一朵花都是气息相通的，它们与你的生命息息相关，并为你的生命献上缤纷的花环。这几乎是藏人普遍的心理。”“在生命的旅途中，藏人还喜欢根据缘起决定事情，如果缘起不好便会放弃，或者改弦更张。”如此种种，阐明的正是藏文化与现代文明的本质不同，那就是——在把握历史，言说世界时，藏人往往是以神话的传说的种种神迹和预兆的途径实现的，他们更愿意以“梦”解释现实，以心象抵达物象。因此，藏人对信仰生命一般执着的追求或可得出答案，短暂的此在肉体其实是在黑暗的混沌中，只有以灵魂不灭的信仰贯穿肉体生命，肉身才能安妥，才能澄明，同时，灵魂有了肉身的依托，才不至于像漂浮的幻影，才能成为可以言说的彼时存在。

从这个意义上，才能领会格绒追美的作品中为什么有那么多源源不断的梦了，几乎是无一篇什不涉及到梦，可以说，他是中国作家中写梦最多的了吧？以至于我以“世界上所有的梦早已被梦过”这样的语句作为对他的评述题目。而所有的梦，看似异象纷呈，离奇神秘，但它们紧贴着现实，那就是藏人关于前世今生的信仰，关于现世和灵魂的对话，关于虚无和超越的追索，关于良善，慈悲的修炼。梦是透视心灵的另一种方式，格绒追美说：“我是一捕梦者，一个出入梦境内外的藏人，一个用文字记录梦游历程的歌手。”“当我依循文学接通了祖先的心灵道路之后，我的心境渐渐开阔了起来。祖先的面目，血液里的声音，他们的梦想，我都能手触耳闻鼻嗅。对我来此生说，这已经是最好的缘起，最吉祥的征兆了。”

2015年，格绒追美出版长篇小说《青藏词典》，在这部作品里，他一以贯之关于青藏的书写，对青藏的人文地理、历史和日常生活，进行了抽丝剥茧而又新颖独特的思考与反省。引人注目的是，在《青藏词典》中，格绒追美大胆地进行了文体实验和创新，从表层体例泛泛打量，这是一部与通常意义上的小说完全不一样的文本。整部作品没有中心事件，没有贯穿始末的人物，没有完整的情节支撑，确乎更像是“心的幻象”，“梦的呓语”。但只要经过细读，读者并不会对如此殊异的形式感到费解。纵观中西，并不是所有的小说结构都是一种看得见的情节框架。而一部来自青藏的“个人”辞典，一部心灵独白体小说，它的精神内核，它的小说逻辑，就在那些一个又一个杂然纷呈的词条间，就在那些天花乱坠的思绪中。小说开合自如，少了封闭的形貌但并不缺乏圆满的内在一致性，看似散乱的一地珠玑，其实始终被一根灵魂之绳牵连着——扎根大地，向往神性，追问人性。正因如此，《青藏词典》和格绒追美以往的作品气韵浑然，是他青藏系列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可以说，格绒追美在文学的道路上坚持不懈、砥砺奋进，终于厚积薄发，完成了属于自己的蝉蜕，化蛹为蝶。而他的不断突破也为藏族文学提供了新的文本和文学经验，值得读者和关注藏族文学的研究界不断观察和思考。

我相信，这是格绒追美又一次领受到了雪域日月山川的一种良好缘起。是青藏天地间一道亮丽的五彩虹照亮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