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耀明的异质书写与无边想象

1972年生，中国台湾小说家，代表作品有《杀鬼》《邦查女孩》《冬将军来的夏天》等，与伊格言、童伟格等人常被视为台湾“新乡土”代表作家。甘耀明的小说作品常融入客家语、文化及历史，并与民间传说、习俗编织成一篇篇魔幻写实风格的乡野传奇。2002年之前，甘耀明也写青少年成长、讽刺等题材，得到过“千面写手”的评价。《杀鬼》曾获台北国际书展大奖，《邦查女孩》曾获台北国际书展大奖、金鼎奖、第六届红楼梦奖决审团奖。

阿摩司·奥兹说过，每个好故事的开头都是一根骨头。

甘耀明擅长用骨头引诱我们。《邦查女孩》，起笔：“那场夏日战争很有名，有三百一十五人参战，全被‘杀刀王’帕吉鲁的右手摆平了。”《冬将军来的夏天》，第一句：“我被强暴的前三天，死去的祖母回来找我。”这就是甘耀明，甘耀明的小说，饮一口，就上瘾。

选一个周末，有大段的时间，翻开吧。若在平日，若在晚间，精神亢奋，糟糕了，要失眠啦。《邦查女孩》《冬将军来的夏天》早就让我领略了。没料想，《杀鬼》更胜一筹。

志怪笔调描绘风雨乱世

杀人的大铁兽来到“番界”关牛窝了。彼时，帕是个小学生，身高六尺，力大无穷。帕要在水泥桥挡下铁兽。大铁兽长相古怪，咚咚咚，它吐着烟，吼叫着。帕憋满了气力迎接，兴奋地抓着它摇晃，跳到它上面。显然，这是一个奇特的、画面生动、不那么现实的场景。

帕是神，是鬼，还是妖，或是有奇遇的英雄？子不语怪力乱神，可是，中国的诗词、传奇、故事、小说，处处皆鬼魅隐现。台湾文学更有偏好。张大春曾在《志怪应逢天雨粟》一文里，说及世局巨变之际，刻意以“天雨粟，马生角”此类荒诞的现象来打造文学世界的情形。以志怪笔调描绘风雨乱世，效果往往比现实主义要更好。

现在，我们邂逅了帕。即将进入帕所处的时空，也就是，中国台湾那段特殊时期。

1895年至1945年，是台湾历史上的日据时期。在这半个世纪里，日本对台实行殖民统治，大量掠夺台湾岛的经济财富，同时，文蚀武吞，软硬兼施，企图把那些影响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文化——包括语言、礼仪、宗教、饮食、服饰等——植根在台湾人的日常生活里，让台湾“尽化为我俗”。这就是《杀鬼》的主题：化与不化，抵抗与消融，出走与归返。

甘耀明说，那样的生活环境，与现今有了距离，提供了他不少发挥的空间。他笔下的人物并不是活在那段历史时期，而是活在他的小说中，是他大胆想象的，可能有些错误的联想，但他想把人物表现得更有血肉。在我看来，这段历史是通过文学的方式，借助甘耀明极具个人特色的异质书写与无边想象，向我们逐渐呈现的暴烈、残酷又不乏色彩的往昔岁月。

一代人永远的乡愁

帕命硬，出生就克父母，由爷爷刘金福抚养长大。帕的汉名叫刘兴帕，不过很少使用，人们习惯叫他帕，他的番名里也有这个音节。但是，帕的番名全称几乎无人知晓，凡叫出口者皆遭遇不测。这是帕身上的一个谜团，也是土著文化的习常忌讳。名字是一个符号，不可轻易被召唤，不可轻易就答应，它联结着某些神秘的力量。帕还有第三个名字，叫鹿野千拔，是的，这是一个日本名字，鬼中佐认帕作养子，给他起的名。

三个名字，意味着三种文化的冲突与共存。刘金福时常念叨着他的汉名，生怕相隔久远、较少接触而渐被遗忘，在家规训诫时，刘兴帕的全称和呼名的方式，有庄重的仪式感，流露家庭伦理观念。帕很孝顺，这是他身上最明显的汉文化要素。帕后来成了白虎队的领队，负责训练新兵，日本名字是惯常使用的，这种随意性暗示了这个名字是无所谓的，在小说的后面部分，这个名字就很少使用了。他叫帕，就这样称呼吧，这是最合适的。

唐山流寓话巢痕。刘金福祖籍唐山，他的父亲刘道明在清道光年间行商至台，落脚关牛窝，靠种植龙眼发家致富，刘金福曾为一方枭雄，抵御倭寇，在清亡后仍留长辫，在山间守护化作鬼王的前统领。《杀鬼》有很多象征性的意象和诡谲的想象，比如，刘金福的头发，生长力和韧性都是惊人的。小说有处情节，刘金福用头发编织的绳索，把帕捆在鬼屋的眠床上，无法脱困的帕顶着五百斤的大床，带着家禽家畜去台北找人。头发和床的文化寓意，我们都懂得，指向无法割舍，指向落地为家，是那一辈人永远的乡愁。

不可标签化的小说大家

关牛窝是甘耀明童年的冒险地，它范围约十几座山，由坟墓、果园、森林与鬼怪传说组合。甘耀明幼时常在那儿玩耍，此方风景在虚化后构成了《杀鬼》的发生地。在甘耀明的小说里，地方不但是个人生命的开端、家族血缘的纽带、归属感和自我认同的所在，更是他索求的创作性生产原料，地方本身就构成事件。《邦查女孩》里的咒谶森林，就是我们人类的原乡。它被施加了鬼魅的保护色，以各种谣传的口述版本，阻止现代人的进入。《杀鬼》的关牛窝却正好相反，大铁兽（火车）象征着“现代化”进入了这块蛮荒之地，帕被这种物质文明所吸引，不由得靠近，祖孙俩的第一次冲突，就发生于刘金福撕毁了帕正在读的《银河铁道之夜》（日本作家宫泽贤治的经典童话），刘金福要把那些从书里飘出来的日本字赶出小屋。

小说吸收了很多台湾原住民的神话传说。在小说里，泰雅女孩拉娃梦见父亲在战场上被剖开肚子死去，拉娃于是用脚扣住父亲的腰，以己身为绳子将父亲锁在火车座椅上，长达将近两年，这个情节与台湾岛山地螃蟹人的传说对应，喻示骨肉相连。小说有很多处采写了民俗。比如，“天公伯终于青瞑了”，展示地方神灵庇佑子民；“她喊加藤武夫时，没有布洛湾（回音）了”，表达情人分离、寻亲无踪的悲怆。台湾作家对民俗事象的看重乃是共识，即传统的民俗活动（小传统）与儒家思想（大传统）应当都是重要的。普遍认为，中国民间信仰所主张的忠孝节信、慎终追远、扬善惩恶、慈悲为怀等合理内核具有教育和约束社会成员、强化民众结合的“文化看守人”的作用。当异族入侵时，表现得尤其明显，日据时期台湾民间信仰所发生的合群和反抗的现象即为明证。关牛窝的乡民有时显得愚昧，但本质上是善良且勇敢的，自发地帮助帕、帮助拉娃、帮助刘金福，巨大的热情和强大的凝聚力创造出各种奇迹，也使得作品高潮迭起，跌宕起伏，充满戏剧张力。

甘耀明是有着自觉意识的自然世界观作家。在他的小说里，人可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驯养的畜禽有情有义，动物通灵，草木歌吟，连无机质的火车、房屋、桥梁，都仿佛是有生命的。文学界有时把甘耀明归入台湾“新乡土文学”作家行列，他对于土地、自然的关怀，那种审美态度与特定的地域环境相融会而形成的景观书写，熏染着浓郁的台湾风情，生发未受污染的田园景象。不过，这可能是一种窄化，甘耀明是极丰富的、很难归类的、不可标签化的小说大家，他的作品可以有多种方式的解读。

《杀鬼》的叙述采用了谐谑式的笔调，有很多乡间俚语，带着点玩笑的、漫画的味道，然而这部奇异之书的底子是沉郁的，它把那些光怪陆离的民间奇闻大胆地写进小说里，不断挑战我们的想象边界，那些被遮蔽和忘却的历史，变得更加丰满、立体，更加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