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叙事”与“小叙事”的扭结——路翎的抗美援朝题材小说
路翎的四个中短篇小说在内容上与同时期的志愿军题材文学作品一样，主要是反映志愿军在朝鲜的战斗、生活，以及与朝鲜人民的战斗友谊，歌颂战士们勇于牺牲、英勇无畏的精神。《洼地上的“战役”》塑造了稳重成熟、爱护战士的班长王顺，在战斗中成长起来的年轻战士王应洪；《战士的心》是一组英雄的群像，它们共同的品格是无畏、英勇、乐观。在作品的内容、主题、基调方面，路翎的这组小说并没有超越其他同类作品，构成路翎独特性的是作品切入主题的角度。路翎小说中虽然也不乏战争场面，但作者没有把战场作为小说叙事的主要部分，而是把战争作为人物活动的背景和推进情节的契机，挖掘非常状态下人的精神世界和内心活动，或另辟蹊径发掘发生在如火如荼的战争中的“插曲”。
一、“英雄”与“凡人”之间
战争文学具有独特的审美目的性，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是塑造英雄形象，志愿军题材文学更不例外，塑造了大量的英雄形象，这些英雄出身、经历、身份各不相同，但具有相似的品格：无所畏惧、勇于献身、爱国克己、积极乐观。志愿军文学中的英雄“质地”纯粹而完美，英雄直接以“英雄品格”出现在战场上，而英雄成长的历程与“前史”则忽略不计，或者说，“成长”意味着还不够完美，英雄应该是“纯天然”的，任何与之不相匹配的特质都不应该存在。这样的英雄人物和精神品格无疑会带给读者鼓舞的力量，但也不可避免陷入千人一面，类型化、模式化的窠臼。路翎小说中也塑造了经受了战争考验的英雄形象，但是作者并没有放弃英雄的“前史”，将他们视为“成长”的英雄，呈现由“凡人”成长为“英雄”过程中的所经所历、所思所想，塑造英雄身上“凡人”的一面。
《战士的心》主要展现了一个班在反击无名高地的战斗中的英勇表现，副班长刘贵兴、战士廖卫江、吕得玉为了胜利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小说的故事结构没有太多新鲜的设计，在很多志愿军题材小说中都可以看到类似的故事。小说的独特之处是作者在叙事主线外设置了一条叙事副线，叙事主线是按照战斗发生的时间顺序，表现战士们在激烈战斗中的勇敢、无畏，叙事副线是英雄班中的“另类”张福林在战争中的个人经历。张福林是一个新战士，缺乏战斗经验，紧张、恐惧、胆怯的心理一览无余。一个没有经验的新战士，在生死只在须臾之间的战场上，这样的心理是符合常人的正常反应的，但却与“英雄”应有的坚强无畏、勇往直前的品格相距甚远，张福林的表现与战友廖卫江、吕得玉形成了凡人/英雄的鲜明对比。作者真实地还原了正常人在面对战争与死亡时真实的心理感受。如果说叙事主线是通过英雄人物宣扬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代表了国家意志下个人和国家的统一，那么，叙事副线中那些看似正常而又“与众不同”的心理反应则在主流意识形态之外提供了一个从普遍人性出发，考量战争与人性的角度。小说一方面塑造了战场上视死如归的英雄，另一方面又设置了一个“凡人”，“凡人”既是英雄的“前史”，又是对英雄的“补充”；既衬托了英雄的伟大，又颠覆了英雄的“真实”。
小说中有一段张福林自责的内心活动，作者采用了不常用的第三人称叙述方式。“为什么他没有能够第一个站出来，象廖卫江那样呢”，“他觉得难过，找不到理由来辩解。在战斗中每一个人都可能牺牲，这一点是清清楚楚的；如果他牺牲了，他的年轻的妻子当然要痛苦起来，可是她然能够生活下去，照样下地，晚上照样上识字班，有很多同村的妇女亲爱地围绕着她；于是她就能够把现在才满周岁的孩子带大”，“没有了自己，谁来帮助她收割呢？舅舅是很忙的。……可是一定会有人来帮她收割的。是的，是这样的，这一切原来是很简单的……”表面上看，这段文字是刻画张福林从忧虑重重到打消顾虑、坚定信念的心理过程，第三人称的叙述方式却制造出一种悖谬的反讽效果——看上去是张福林矛盾自责的内心活动，实际却为人物缺乏勇气的行为找到了充足的理由：孩子还小，妻子独自承担沉重的家务，如果张福林牺牲了，妻子孩子必将陷入无边的痛苦。作者似乎是在批评张福林的怯懦，又像是站在张福林的角度审视战争：为了国家牺牲自我，痛苦的是亲人；为了亲人保全自我，又背叛了祖国。战争使个体在国与家之间陷入两难的困境，这无疑与绝对的正义背道而驰。
作者站在更具普世意义的人道主义立场上反思战争，提供了超越当时意识形态的战争观：无论怎样的战争，带给人类的都是痛苦与毁灭。如伏契克在《绞刑架下的报告》中所说，“今天终将成为过去，人们将谈论伟大的时代和那些创造了历史的无名英雄们。我希望大家知道，没有名字的英雄是没有的。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面貌、渴求和希望，他们当中最微不足道的人所受的痛苦并不少于那些名垂千古的伟人。”对人的尊重，对生命的尊重，是文学在表达立场时最基本的底线。此时，路翎的立场与张福林是一致的，张福林的困惑矛盾也是路翎在面对战争，以及处理战争文学时的精神困境。
尤利乌斯·伏契克（Julius Fucik，1903-1943），捷克作家、新闻工作者、文艺评论家。生于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工业区一个工人家庭，在俄国十月革命鼓舞下投身革命活动，18岁加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曾任党刊《创造》和《红色权利报》的编辑。1942年4月24日，被叛徒出卖，在布拉格被捕。在法西斯的监狱里，在随时都可能被处以绞刑的情况下，他写成了不朽名著《绞刑架下的报告》。1943年9月8日，伏契克被杀害于狱中。
小说的叙事主线选取的是主流意识形态——宏大叙事的叙事视角，副线采取的则是张福林——个人化的叙事视角，主线和副线穿插交替推进，副线人物张福林从主线英雄人物的身上吸取精神力量，不断克服心理的障碍，最终成长为合格的英雄战士。张福林在战争中成长的过程，是人性不断“纯化”的过程，也是不断剥离个人情感诉求，达到英雄的“纯粹”与“统一”的过程。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与文学规范中，这个过程和结果是毋庸置疑的，但作者显然不愿意把副线向主线靠拢的过程处理得过于简单直接，而是尝试通过副线的发展在主流战争文学观之外，呈现更复杂丰富的人性和更残酷的战争真相。因此，张福林的成长过程中不断出现个人与集体的“冲突”。
十七年文学时期，在战争文学作品中表现人性的复杂已属突破之笔，进而把这样的笔触深入到敌对人物的身上，在当时无疑需要强大的艺术胆识和良知。小说中，张福林经历了战争的考验，成长为一名优秀的战士，但正如小说名字所提示的，他的“心”在战争中经受的炼狱般的磨难却不可能马上平复痊愈。暴力所带来的生灵涂炭、心灵创伤，是人类反思暴力之所在，也是文艺作品摆脱单一视角、呈现战争全部复杂性的重要维度。
二、个人视角下的战争叙事
与众多志愿军题材小说直接切入战争，表现战争中战士的英勇，指挥者的非凡智慧不同，路翎没有把小说的重心放在激烈的战争大场面上，而是寻找如火如荼的战斗中的“小插曲”，关注战争非常情境下人性的复杂，生死之间的精神波澜。路翎很少对残酷血腥的战争场面做细致的描摹，而是尽量淡化“火药味”，突出人性、人情的力量。路翎小说的叙事策略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志愿军题材小说叙事的单一，丰富了志愿军题材小说的审美格调，拓展了战争题材小说表现人性的范围。
《洼地上的“战役”》中，作者选取了一个容易引起非议却又真实感人的生活“侧面”——朝鲜姑娘和志愿军战士之间单纯而朦胧的爱情，歌颂了中朝人民之间的友谊。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它不仅是两性之间的两情相悦，而且附加着社会性的价值和功能。“革命+爱情”的模式里，革命话语中的爱情早已超越了异性之间的爱恋，革命是“个人的欲望在公众的、政治的和显然无性的外衣下采取的升华了的形式”[（美）王斑：《历史的崇高形象》，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131页。]。革命文化本身已经包含着力比多的驱动。朝鲜姑娘金圣姬对解放军战士王应洪的爱慕又何尝不是对政治信仰与革命激情的另外一种形式的追随。
战争文学是审美目的性极强的文学类型。文学创作与战争同步，对创作而言既是有利的因素——作者可以掌握战争最新鲜的信息，也是不利的影响——切近的距离不利于作者的艺术沉淀，不利于作品内在意蕴的积累。五十年代的大部分志愿军题材小说风格激越壮阔，洋溢着强烈的乐观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精神，作品中尽量淡化或回避了战争的惨烈和残酷，凸显解放军和其他参战人员的英雄主义精神，以及对取得战争胜利强烈的自信和乐观。这一时期的志愿军题材文学作品延续了现代文学中形成的战争文化心理和文学理念，取得战争胜利是唯一的目标诉求，围绕着这个目标，战争所要求的纪律要求、集体主义、牺牲精神也几乎成为文学承载的全部，文学也因为功利性的目标诉求而牺牲了更丰富多样的文学元素，牺牲了化力度为精致的审美形式。
身处异国他乡，思乡是普通人的正常情感，很多志愿军题材作品却以另外一种形式处理这种情感，把思念家乡的个人性情感转化为集体主义话语：渴望加入到家乡（国家）的建设中，集体主义价值取向取代了个人性价值取向。小说虽然是讲述发生在朝鲜国土上的战争，但是“家乡”、“祖国”的形象经常作为参照对象出现在文本中，“祖国”安定团结的生活，蒸蒸日上的国家建设，日新月异的面貌与炮火连天千疮百孔的朝鲜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一方面激发了战士的民族自豪感和荣誉感，在战争中英勇杀敌，另一方面也昭示了战争的绝对正义，以及作家（作品）对此的无条件认同。与这些作品相比，路翎的创作在风格上“柔软”很多，《洼地上的“战役”》中王应洪和金圣姬之间朦胧的爱情使小说充满了脉脉温情；《初雪》中亲切平和的人物对话，王德贵与红格子姑娘之间细腻的心理波澜刻画赋予战争小说浓郁的“人情味”。
路翎的志愿军题材小说的诉求——表现抗美援朝战争的恢弘壮阔，解放军战士的英雄气概，中朝人民的深厚情感——与《三千里江山》《谁是最可爱的人》等没有不同，但在情节和人物处理上呈现出清晰的差异。如果说后者强调通过激烈的战斗表现战士顽强的意志，那么前者更愿意在日常性的细节和情感中，展现人物如何克服自身的弱点，在战争中成长的过程，挖掘非常情境中人性的温暖和力量；后者利用“恨”的情感加深意识形态的对立，获得“正义”话语权，激发战争参与者的奉献牺牲精神，前者更倾向于表现战争中的“爱”，无论是异性之间的爱恋，还是战友军民之间的关爱，通过“爱”稀释战争本身的残酷和冰冷，凸显人类和平安宁的珍贵。
路翎，原名徐嗣兴。中国现当代著名作家，“七月派”代表作家。原籍安徽省无为县，生于江苏苏州。1949年后历任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创作组组长、中国剧协剧本创作室专业作家。1955年受“胡风案”牵连，1980年平反后任中国戏剧出版社编审。中国作协第二、四届理事。1937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财主的儿女们》，中篇小说《饥饿的郭素娥》，短篇小说集《朱桂花的故事》《初雪》《求爱》，话剧剧本《英雄母亲》《祖国在前进》等。
《洼地上的“战役”》在描述战争场面上缺乏力度和强度，没有扣人心弦、紧张激烈的笔致，或者说作者并不认为描写战斗场面是表现战争唯一的手段，反之，人在战争中的心路历程是更重要的“战役”。因此，小说延续了路翎擅长挖掘人物深层心理波澜，表现复杂人性的特点，关注战争中人的复杂心理变化和情感波折。王应洪虽然理智的拒绝了金圣姬的感情，但是感情的火苗并没有彻底“熄灭”，“睡不着，回想姑娘的神态”、挑水时的做作忸怩、生硬的还袜套，种种细节把爱情在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的心理上激起的涟漪层层揭开。作者让王应洪在经历战场上的战役的同时又经历了一场心灵的“战役”，通过这场没有硝烟的“战役”审视战争中责任与情感、纪律与人性的矛盾。在执行任务时，王应洪梦到了金圣姬和毛主席，金圣姬在毛主席面前跳舞。这个梦看似离奇却暗藏玄机，按照弗洛伊德的解释：“梦的内容仍是一种欲望的满足，而它的动机正是欲望”（《梦的解析》），显然，金圣姬隐喻了王应洪的个人情感需求，毛主席则象征着军人担负的责任和对国家的义务。作者显然不愿意王应洪在生命的最后依然是单一的国家意识形态的执行者，试图通过梦境还原作者眼中真实的人性人情。战争中，出于军人的责任和道德，王应洪不能接受金圣姬的感情，但是在梦境中，作者理想化的的弥合了两者。在现实的战役与心灵的“战役”的考验、较量中，个体以牺牲生命维护了国家的利益，以舍弃美好的爱情捍卫了军人的责任和道德，在牺牲和舍弃中蕴含了丰富的审美内涵和反思战争的空间。
不同于《洼地上的“战役”》结尾悲伤缠绵的格调，《初雪》风格清新纯净，一改战争文学中习见的壮烈激昂紧张的风格，人物间的对话如唠家常般亲切自然，营造了一种清新温暖的氛围。小说在表现微妙的心理波澜和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上也另辟蹊径，把小司机王德贵内心朦朦胧胧的对异性的敏感以及渴望被异性关注的复杂心态刻画得细腻生动，真实再现了青春期男孩渴望在异性面前表现自我、树立形象的迫切心理。小说把王德贵在异性面前的焦灼、紧张、慌乱描摹的生动可爱，在众人的笑声中，“那个用花格子毛巾包着头的姑娘的笑声，虽然笑得很轻，王德贵仍然一下子就听得出来了，他不由得联想到是不是又在嘲笑他，那种紧张、笨拙的神态呼之欲出，让人忍俊不止。小说没有正面描写姑娘具体的神态动作，而是以王德贵的心理感受来反射姑娘视角中他的“可笑”与“笨拙”，使青春期少男少女间的微妙情感呈现的更为真实可感。小说在激烈的炮火中敏锐地扑捉到青春萌动的心态，丰富了战争文学中人物的精神空间，通过抓住稍纵即逝的人物内心的波澜起伏，使小小的驾驶室里充溢着青春气息，一波三折的心理动向中容纳了微妙而敏感的人际关系。
路翎深受俄国和苏联文学的影响，对“世界观和情感，现实主义的美学要求、美学规律性”的理解受到契诃夫、高尔基、肖霍洛夫、法捷耶夫等作家的影响[张业松编：《路翎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252页]，《洼地上的“战役”》《战士的心》等作品的结构中闪烁着苏联文学的影子。苏联文学有深厚的战争文学传统，也经历了一个从国家主义角度到个体视角审视战争的转变过程，五十年代也是苏联作家开始突破传统，从人道主义和个人立场反思战争的开始。《一寸土》中的莫托维洛夫在战场上作战勇敢，但他特别渴望能活着回去，因为在他看来：如果自己战死了，对国家来说是微不足道的损失，而对自己的母亲来说却是最根本的损失。这种反思的角度与路翎的矛盾犹豫如出一辙。《洼地上的“战役”》中青春的气息、爱情的毁灭、感伤的结局，与《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有着相似之处。
三、“史诗品格”与战争“颂歌”
《战争，为了和平》出版的过程跌宕起伏。路翎创作完反映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战斗和生活的长篇小说《朝鲜的战争与和平》即被捕入狱，手稿也被抄收，直到1981年路翎平反后，小说手稿由公安部退回，但遗失了其中的两章，约十万字，重新整理后，小说更名为《战争，为了和平》， 1985年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战争，为了和平》全景式地展现了五十年代抗美援朝战争波澜壮阔的宏大场面，解放军战士与敌人艰苦卓绝的斗争，塑造了从深谋远虑的将军到朝气蓬勃的战士各个层面的英雄人物，弘扬了英勇无畏、乐观坚强的精神品格。小说中充溢着五十年代特有的战争热情和革命乐观精神，人物精神饱满纯粹，叙事流畅简洁，结构清晰明了，语言通俗易懂，小说所有的构成元素都中规中矩。但是这样的作品无疑会让读者感到不解和困惑，什么原因让路翎放弃了《洼地上的“战役”》中细腻的心理刻画，《初雪》中流淌的温暖清新与淡淡的人性关怀？甚至工人题材小说中有限的对时代主题的“偏离”也被纠正，取而代之呈现出一种十七年文学“青睐”的纯粹透明的美学风格。
《战争，为了和平》塑造了一组英雄的群像：师长李恒、团长王正刚、营长赵庆奎、连长魏强、排长朱洪财、副排长徐国忠、战斗英雄赵凤林、机敏的通讯员王恩、朴实厚道的朱国山……，这张英雄名单还可以罗列得更长。朝鲜战场上的战士们不管出身、性格、地位有多大的差异，都具有共同的品质：英勇顽强、不惧死亡、坚强乐观、对战争抱有必胜的信念，对朝鲜人民充满了无私的关爱，对以美国为首的联盟军充满了仇恨和鄙视。这是也是五十年代众多志愿军题材文学作品共同塑造的人物性格。从小说宏大的结构、时间的跨度、庞大的人物群像可以看出，路翎对这部小说寄予了相当的期待，不难猜测，二十二岁已完成《财主底儿女们》这样鸿篇巨制的作者在新的历史时期向更高的艺术顶峰进发的雄心，战争题材也为成就小说的史诗品格奠定了一定基础。可惜的是，小说具有了史诗品格的形式，却失去了史诗品格应有的精神高度，小说的完全认知在单一维度上展开，把一场战争所具有的可能深入展开的空间压缩到简单的对错判断。
小说的叙事沿着战争发生的时间进度推进，事件大多是激烈的战斗和战斗空隙的防御布置，第五章却宕开一笔，把叙事空间转移到国内。营长赵庆奎负伤后回到家乡休养，他刚结婚几天就参军去了朝鲜战场，妻子张桂珍对丈夫的归来既感到陌生紧张，又有所期待，充满欣喜。赵庆奎回家后看到家乡的变化感到无比的惊喜兴奋，关心解放后村里的生产情况，发展了多少党员，多次探望牺牲战友魏强的家人，却对妻子张桂珍在离别的几年里的生活和感情甚少提及，表现得甚至不近人情。在国家主义原则下，家乡的变化意味着国家的蓬勃发展，政治领导的正确，在祖国的欣欣向荣与朝鲜人民水深火热的生活境遇的对比中彰显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正义。赵庆奎对家乡的关心也就是另外一种形式的对国家意志和战争的认同，在国家至上的前提下，与妻子的私密情感则必须退居其后，甚至是冷处理，从而区分个人与国家地位、价值的高低。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赵庆奎慢慢改变了对妻子的看法，但是这种改变不是建立在情感的沟通上，而是因为看到妻子冒雨参加村里的护堤行动，积极保护集体财产。丈夫是赵庆奎“私人生活”的身份，战士是他的“公共”身份，支撑这个身份的是“政治”人的本质，前者是这种本质在私人生活中的另一幅面具。如果说王应洪和金圣姬之间的感情还保留着情窦初开时异性间基于生理和心理需求的吸引与渴望，那么，赵庆奎和张桂珍之间的夫妻情感则跳出了“私人领域”，个人的情感诉求完全建立在集体主义原则和国家利益之上。
需要彻底“清洁”的不仅是夫妻之间的情感，一切私人性的情感都必须经过集体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过滤”。魏强的父亲魏家发起初不参加互助组，私卖高价猪，但是作为战斗英雄的父亲，这种“自私”的行为显然无法与英雄的“无私”相匹配，更有损儿子“根红苗正”的“纯洁”出身，必须扭转这种“自私”的倾向苗头。因此，作者让魏强的父亲经历了一些磨难，受到女儿的嘲笑，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思想，回归到大集体中。魏家发的性格、行为、思想转变经历与《创业史》中梁三老汉几乎如出一辙。这种“不谋而合”与其说是作品间的巧合，不如说是“现实主义”创作原则的艺术穿透力，两个“中间人物”身上积淀的是“现实主义”映射下的作家共同的生活经验和艺术识见。路翎创作的时间虽然早于《创业史》，可惜的是，过于简单的处理浪费了这个塑造经典人物、提升作品思想厚度的机会。
本文节选自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超拔精神与凄美命运——路翎小说研究》（吉林大学，2012），并经作者亲自删改。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