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筠《交响乐》：呼唤和平的英雄之歌
2020年国庆和中秋双节假期，我集中了能够集中的精力，比较认真地阅读了手上仅有的《交响乐》，很有感慨，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站在军人的立场上，营造浓厚的战争文化语境。
坦率地说，在我读过的诸多战争文学作品中，《交响乐》给我一个强烈的感受，就是战争文化的纯正意味，也就是说，这是在近几年出现的一部最像战争文学的战争文学作品。毋庸置疑，在动笔之前和之中，作者做了大量的功课，对于战争历史、地域、环境和双方战斗目标、战斗组织、战术特点以及武器装备、给养补充等等进行全方位的研读，得到深入的认知，因而能够建立一个可视、可闻、可触、可感的叙事平台，从而使故事有根、人物有事、事出有因，有清晰的现场感。一方面，小说是虚构的，应该尽量回避真实的人和事，防止以假乱真。另一方面，真实和真实性是两回事，非虚构文体追求的是真实，小说追求的是真实性。军事文学姓军，带有明显的行业文化特征，没有相当的军事知识、特别是常识作为支撑，真实性就是一句空话。
这里讲一个插曲，前几天，一个十五岁的小军迷读了《穿插》之后，通过出版社给我发来一个信息，“一九三四年的连发步枪是什么型号？”，老实说，在创作《穿插》的时候，我并没有深究这个问题，我给他一个答复：“虚构的。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世界上就出现了连发步枪，如美国的温彻斯特式，后来一些国家陆续出现，并零星传入中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工农红军的武器五花八门，很难说具体的品牌。”不知道那个小军迷对我的回答是否满意，我估计，像他这样追根问底的读者，如果读到王筠的作品，可能会比较高兴。志愿军侦察营和美军空降团战斗群角逐三八线南北的五马峙和黑云吐岭，王筠不仅写到了志愿军的苏式波波沙转盘冲锋枪，也写了敌军的Ｍ—１伽兰德半自动步枪，而且写得都很细，从诞生到性能。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提倡作家把每场战斗每个人用什么枪、穿什么裤子都写得清清楚楚，那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但是有些情况例外，如果作者熟知情况的话，顺手拈来，则可增加细节的真实性，也让故事更加生动传神。
二是站在文学的立场上，构建战争叙事新的美学范式。在阅读的过程中，我一直比较在意作品的结构。在我的阅读经验中，以具体的人物作为叙事的起点或者说线索，还是比较少见的。随着阅读的继续，我渐渐地发现了这种结构方式，是一种深思熟虑之后巧妙的选择。
那场战争，再具体地说，在那片空间、那个时间段里发生的战斗，涉及的人物、事件众多――上至双方的高层指挥机构和指挥官，下至普通一兵；既有宏观决策者，又有局部战斗者；既有瞬息万变的战场态势，又有突如其来的个人遭遇；既有刀光剑影的外部搏杀，又有暗流涌动的心灵冲撞……如此大起大落，大开大合，立体式的战争画卷，如果没有一个很好的结构，是很难驾驭的。或许正是这个原因，作者另辟蹊径，以人物为基点，提纲挈领，搭建了一个从容的叙事平台。
首先，作者设计了一个相对集中的战斗空域，再设计了三支分队――李八里的侦察营（后来包括孟正平的穿插营部分兵力）、库克中校的空降团战斗群、志愿军的师医疗队――几支分队在同一时间段里穿插、迂回、进攻、退却、掩护，死缠烂打，反复撞击，构成了多声部组合。第二，因为空间和时间――第五次战役后期的三八线两侧――的限定，使得叙事主题相对集中，在犬牙交错、短兵相接的行动过程中，敌我双方不仅彼此熟悉，还有情感的交流，甚至还有一定程度的心灵默契，这种特殊的、微妙的人物关系设计，逼近了战争书写的较高境界。第三，以具体的人物作为线头，既可以大处着眼，又方便小处下手，空间调度游刃有余，时间节奏张弛有度。第四，以人为题，使个性化书写获取最大限度的自由，从双方高级将领，到芸芸众生，男女老幼，文人战士，前世今生，爱恨情仇，生离死别，无不淋漓尽致。在宏阔的战争背景下，个人情感命运就像一束束微弱而又顽强的音符，穿行于枪林弹雨交织的夜暗，成为整部交响乐中不可或缺的和声。
三是站在人类的立场上，用生命的交响呼唤和平。
七十多年前的那场战争，突如其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刚刚从反封建、反军阀、反法西斯的浴血奋战中取得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第一次看见了希望和光明，喇叭老刘和喇叭小刘眼看着就要过上好日子，李八里很快就要“老婆孩子热炕头了”，吴了了和黄毛正值豆蔻年华，马永礼一肚子学问即将找到用武之地……中华大地广袤原野等待我们去耕耘，鲜花盛开粮油飘香的生活正在前方等着我们，我们希望打仗吗？我们不希望。可是，战争还是降临了，那怎么办？用前人的话说，“没事不找事，有事不怕事”，尽管我们还很穷，尽管我们只能吃炒面、用“脚蹬式”老式步枪，但是有一种东西我们中国人不缺，那就是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
自古知兵非好战，中国军事文化的核心价值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军事文学创作的终极目标是揭示战争的残酷和对生命的践踏，呼唤正义和良知，表达人类的和平愿望。《交响乐》通过一幕幕悲壮的、惨烈的场景，既让我们对于作品人物的英雄气概和大义凛然的献身精神、百折不挠克服困难的意志由衷地敬佩，也让我们时时为那些英雄或者普通人的命运而扼腕叹息。作品虽然不乏幽默和浪漫，然而那幽默和浪漫却是无奈的苦中作乐和悲中做戏。作品对双方所有人物均赋予人性的考量，尽管在战场上他们以死相拼、并且表现出凶狠和无情，但是从字里行间我们依然可以看出来，这些人物没有一个人愿意打仗，包括英勇无畏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李八里和孟正平，包括战神一样无所不能的鲍喜来，也包括踌躇满志一心建功立业的库克中校和貌似豺狼一样凶残的托马斯中士……那些傲慢而又凶残的美国大兵一边疯狂地同中国军队战斗，一边不停地诅咒“这该死的战争”。甚至可以说，作品中每一场战斗、每一个人物之死都是对战争的控诉，每一次控诉都寄托着对和平的向往，比如，作者在几个不同的时空写了美军军官纽曼和志愿军女兵吴了了的交往，从敌对、戒备、猜疑、加深敌对，到了解、加深了解，再到狭路相逢……最终，他们死在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方、同一场美军轰炸中，“死去的美国人纽曼和死去的中国人吴了了离得很近……差不多头挨着头了，因而在他们渐渐暗淡的视野之内，吴了了的辫子还是那么黑亮光滑如同一弯缓缓流淌的小溪；而纽曼的眼睛依然湛蓝，像天空之上的天空。”这一段主观意象，其实也是蛰伏在作者心灵深处的悲愤的天问：这一切，是谁造成的？作品中还有一对人物的交往意味深长――美军士兵小蒙特被俘后仍然珍惜着他的萨克斯管，遭到志愿军小个子连长的武力威慑，关键时刻，志愿军战士喇叭小刘挺身而出，不惜被指责“站在敌人一边”。整部小说是以这两个人的最后交往结束的，在小蒙特被送到兵团医院的时候，他和喇叭小刘互换了心爱之物――萨克斯管和唢呐，他们阵营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不通， 但是，这些并没有影响他们的交流，那一段渴望和平的曲调，让他们心灵相通，让他们四目相对，泪流满面。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