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农村“新人”形象书写的三个维度

关键词：农村“新人”形象 时代同构 成长性

本文所说的农村“新人”形象是指文学作品中走在时代前列，具有特定时代精神的理想人物。他们的思想观念、人格结构、行为习惯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召唤着读者对农村进行富有时代特点的未来想象。可以说，时代同构、精神引领是农村“新人”形象的基本文化内涵。如土改小说中的“革命农民”张裕民（《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合作化小说中的“社会主义新人”梁生宝（《创业史》）、农村改革小说中的“新农民”孙少安、孙少平（《平凡的世界》）等。21世纪以来，特别是近十年来是中国社会现代转型日益加速的时期，是全球化、市场化以不同速度冲击中国城市和乡村的时期。从“乡土中国”转向“城镇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依然是乡村现代化的时代主潮。在城市安家立业是部分农村人特别是农村青年的梦想；允许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土地流转政策实施、乡村振兴及精准扶贫战略的开展，引发了当下农村社会深层结构的变化。如何叙述当下鲜活的乡村经验，讲述“中国故事”，以及怎样描写农村“新人”形象成为当前小说创作的重要命题。客观地说，当前小说暂时还没有创造出具有时代共鸣的人物形象。但是，一些具有艺术抱负和历史责任感的作家，在进城者、返乡者以及乡村干部（包括扶贫干部）等农村“新人”形象的塑造方面做出了可贵的艺术探索。

一、进城者的奋斗之路

创造能够表达时代要求、与时代同构的人物形象是当代文学中国经验书写的重要内容。农村青年在城市奋斗求生是一个常写常新的题材。在价值多元、冲突，阶层流动凝滞等社会问题受到关注的当下，如何书写与时代同构的人物形象，怎样发现农村“新人”的精神面貌，如何书写农村“新人”“心里有火，眼里有光”的精神内核？怎样描写进城者流动的生存状况和艰难的现实遭际？不同世代作家给予了不同的书写策略，塑造了不同的文学“新人”形象。

近年来，书写这类人物形象是从对20世纪80年代文学形象的征用开始的。路遥笔下的高加林、孙少平渴望逃离乡村土地，成为真正的城里人，他们进行的富有激情的奋斗激励了许许多多青年，这样的文学形象成为许多进城者的精神偶像。更准确地说，高加林这一文学形象是与80年代生机勃勃的时代精神相匹配的。高加林对乡村的逃离和对农村恋人巧珍的抛弃，象征了乡土中国奔向现代文明的决绝态度，也喻示着传统中国在现代性追求道路上的艰难历程。尽管高加林最后回到了乡村，不得不面临着“失败”的命运。但是，他身上的这股“气”一直没有散去。他的命运一直牵动着读者的心，人们总是相信他会东山再起。“从高加林时代开始，青年一直是‘落败’的形象——高加林的大起大落，现代派‘我不相信’的失败‘反叛’，一直到各路青春的‘离经叛道’或‘离家出走’，青春的‘不规则’形状决定了他们必须如此。他们是‘失败’的，同时也是英武的。”这也是为什么21世纪以来我们一直借用80年代人物形象的原因。高加林、孙少平一直作为精神偶像形塑了当下青年的精神建设。

21世纪以来，一些作品关注进城农村青年形象，写他们的奋斗之路和向上跃动的心态，包括他们所经历的种种失败和复杂心态。2013年5月，《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题为《莫让青春染暮气》的短文，批评未老先衰的“青年观”。这是主流媒体对某些青年生存状态的担忧，并且寄予了殷切的期望，“青年在时代的召唤前应当奋起，更有担当和责任感。”

“70后”作家石一枫的小说《世间已无陈金芳》具有更多的时代气息。小说为我们塑造了陈金芳这一丰满的人物形象。石一枫“想表现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社会里一类典型人物的命运。他们在遍地机会的时代抓住了机会，在烈火烹油之后宿命地归于失败，但也有着令人唏嘘的悲剧意味和英雄色彩。”（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感言）石一枫试图剖析城市化进程导致的社会深层结构变化，以及种种社会问题的沉疴。城乡差异、贫富对立、阶层固化等社会问题，内化为“我”与陈金芳之间的交往与遭遇。陈金芳出生在农村，年幼时投靠在北京的姐姐，在京城挣扎。她初中来到“我”的中学借读，却因为土气和虚荣而被同学们鄙视。长大以后，陈金芳委身于不同的男人，生活紊乱，骗取亲友的补偿款、非法集资，开厂破产、炒股失败以后，又进行艺术投资，摇身一变成为炙手可热的知名艺术家，最终彻底崩盘，自杀未遂。“只是想活得有点儿人样”的陈金芳最后被警方押回乡村。在陈金芳的命运变化中，隐含着时代的隐秘信息。表面看来当下青年似乎都有机会和奋斗空间，但是机遇与危险同在，短暂的成功与辉煌随时都会灰飞烟灭，马上可能被打回原形，重新跌入人生谷底。日子过得就像坐过山车，刺激与危险共生，心跳和心痛并存。对财富的极度渴望，对向上跃升的迫切向往，急不可耐的人们不惜把自己捆绑在高速发展的时代列车之上，最后不可避免地遭遇失败的命运。同样是写农村失败青年的命运，石一枫从个人命运中写出了历史的纵深感。当然，更重要的是，陈金芳这一人物形象深度地呈现了社会问题。

客观来看，陈金芳们是这个时代具有勃勃生机的一类人，对向上跃升充满渴望。他们能吃苦，可以为此做任何事情，本应该得到一定程度的肯定和回报。但实际上，他们却受尽屈辱，得不到城市的承认。作为个体，陈金芳在精神和肉体上都遭到城市的凌辱。石一枫深入而形象地记录了时代发展洪流下“人的缺席”。陈金芳这一进城者形象不仅折射了一位青年的奋斗史，而且反映了当下社会存在的问题，诸如生命的尊严、生活的艰难以及挣脱艰难的可能性。

“70后”作家付秀莹则在长篇小说《他乡》中，采用多声部的创作方法形象地书写翟小梨由乡村进入城市，最后又回归家庭的成长经验和情感道路。来自芳村的翟小梨读完大学后借助男友幼通的帮助到S市工作生活，后来凭借坚韧的性格和吃苦的精神考取了京城的研究生，在北京站稳脚跟，安家立业。从表层来看，翟小梨和陈金芳没有什么不同，这些人都来自乡村，想要融入城市，渴望从“乡土中国”走进“城镇中国”。从深层来看，翟小梨的个体命运形象地表现了农耕文明抵达城市文明的精神苦旅。2013年，继《莫让青春染暮气》之后，《人民日报》再次刊发同主题文章《命运，不相信娇气》，痛心疾首地直言：“娇气，换不来同情，换不来爱护，换不来宽容。年轻就有机会，年轻需要奋斗。唯有‘戒娇’，才能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命运，不相信娇气。”显然，付秀莹在毫无“娇气”的翟小梨身上寄予了时代的厚望。在城市与乡村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翟小梨幽暗心事的自我舒展，凝聚了时代的巨大隐痛。付秀莹通过《他乡》致敬五四经典小说的“出走”叙事，也赋予了这一经典模式新的时代内涵。难能可贵的是，付秀莹在《他乡》的创作中烙下了鲜明的个人印记，坚守着《旧院》《陌上》等小说之古典文学的雅韵、现代意识的劲道。

近代以来，在启蒙叙事中乡村成为传统、落后的自我身份指认。城乡二元对立成为小说书写常写常新的主题。阿Q（《阿Q正传》）是进城而不得的青年、祥子（《骆驼祥子》）是失败的进城者；香雪（《哦，香雪》）对城市充满了诗意的想象；冯家昌（《城的灯》）为了进城失去自我、失去人性。而在革命话语中，城市与乡村的地位发生了置换。《我们夫妇之间》形象地描写了这种身份的置换，《创业史》中的徐改霞也是怀着悔恨，落寞地从农村来到省会城市西安工作。一百多年以来，城乡对立书写绵延不绝，日久弥新。中国通过改革开放，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特别是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加入WTO后逐渐发展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乡土中国向现代化加速迈进，“城乡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城乡融合发展成为振兴乡村的时代要求。文学创作中“城镇文学”随之开始大量涌现。“对小城镇日常生活与人性进行想象与建构成为七十年代出生作家鲜明的美学特征。”陈金芳、翟小梨是21世纪以来从乡村出走的众多农村青年之一，她们艰难曲折的命运是城镇中国底层青年真实而又平凡的写照，是城乡变革和乡村图景脉动的展现。

陈金芳的命运直面城市结构的闭环现实，翟小梨的奋斗之路则形象地书写了在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性别与社会的冲突中成长为具有鲜明主体性的农村“新人”形象。新世代作家试图重建中国乡村精神的努力，显示了年青作家的艺术勇气和创作雄心。

二、返乡者的乡村恋曲

土地制度变迁书写是乡村小说的主要内容。“制度化是指社会机制的突然出现，社会价值和规范、组织的原则以及知识和技能都是通过这些社会机制代代相传。一个社会的制度构成了社会的母体，个体就在这个母体中成长和社会化，结果制度的某些方面反映在他们自己的人格之中，其他的方面对他们来说似乎是人类存在的不可避免的外在条件。”每次农村土地制度变化都会引发乡村社会权力秩序发生重大变化，乡村精英的谱系也会随之发生改变。这为小说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像“土改”之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合作化运动之于《创业史》、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于贾平凹的农村改革小说一样，土地流转这一农村土地制度的变化也被《麦河》等小说给予了审美再现。与之相应的是一些生动立体的乡村精英形象得到了成功书写，特别是返乡者曹双羊这一形象。

中国百年来的乡村叙事取得了跨越式发展，而这种叙事绝大多数是围绕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展开的，书写转折时期乡村的时代风云和精神裂变。这些作品往往着眼于当时的土地政策，致力于社会主义制度合理性的论证，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对中国当代文学史产生重要影响，也塑造了不少有影响力的人物形象。但是，政策对这些作品的掣肘也是显而易见的，即便如《创业史》这样的作品。这些作品与乡村生活水乳交融，农民语言生动、地域描写鲜明、民俗精神丰富，但涉及现实利益、情感体验和交往细节时却显得矫情而违背生活常态。新时期以来，乡村小说逐渐摆脱了阶级斗争叙事的桎梏，日益显现出题材的特色与成熟。这些作品中乡村风物的谙熟、人情世故的表现，都继承了既往乡村叙事的传统，乃至更加成熟。但遗憾的是，这些叙事对当下社会历史缺乏深层次的思考。它们往往满足于对乡村文化的眷恋，对乡村传统破败的惋惜，缺乏一种积极的态度和建构的责任，如贾平凹的“商州系列”。作家常常对时代、现实持怀疑的态度，对历史和传统容易感伤。知识分子的可贵之处就是对于理想的追求。但是，这种追求也容易耽于想象，在现实世界投射了太多的情感和心理暗示。当下乡村土地流转等制度创新开展得热火朝天，部分作家却在对乡村凭吊的叹息中错过了捕捉时代的脉动。

《麦河》的乡村图景显然不同于20世纪50—7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中的乡村，那是革命者想象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想图景；不同于寻根小说中的乡村，那是精英知识分子寻找民族文化之根的地方；也不同于张承志、张炜等人笔下的乡村，那是部分作家在现代都市文明冲击下守望的精神家园。关仁山笔下的乡村积淀了几千年来中国农民关于乡村的集体无意识，与农民的命运一脉相承，是中国农民生命的栖息地和精神的庇护所。关仁山没有采取知识分子的眼光审视乡村、批评乡村，也没有用悲悯或者激愤的眼光注视乡村，而是近距离地走访调查，以毫不掩饰的热情和焦灼的目光关注当下乡村土地制度变迁，关注转型期乡村的现状和农村精神的遭遇，书写乡村的社会现实和时代的精神面貌。

关仁山的《天高地厚》《麦河》《日头》即“中国农村三部曲”沿袭了一贯的乡村情怀和现实主义风格，记载了冀东大地几十年来的历史变迁。其中《麦河》以盲人白立国的视角展开论述，同时借助苍鹰虎子和狗儿爷的鬼魂辅助叙述，对麦河流域鹦鹉村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和改革开放后的发展史进行了全方位、整体性的描述。小说围绕曹双羊回鹦鹉村开展土地流转这一事件展开，描写了乡村的矛盾和冲突，具体而微地对中国近百年的农村土地问题展开纵深式复述。关仁山敢于直面现实，写出现实变化背后所敞开的种种可能，试图为新乡土中国的人心聚合寻找新的路径，同时也为书写当下乡村探索新的可能。

这种史诗性的追求不仅仅表现在广阔的生活画面的描写上，更表现在鲜活的人物塑造上。《麦河》在塑造人物形象时，更加注重人的精神和乡村情感的描写。曹双羊是一位非常鲜明的形象，他是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成长起来的乡村精英。所谓乡村精英，“就是村中掌握优势资源的那些人，因为掌握优势资源，而在村务决定和村庄生活中具有较一般村民大的影响。”曹双羊就是属于体制外精英、经济精英的现代农民形象，是“既传统又现代的新农村建设中的农民英雄。”

不同于以往一些作家对主人公的出身态度模糊暧昧，关仁山非常清楚地表达了人物内在血脉和活动的时代背景。曹双羊的土地意识是和时代发展紧紧相连的，是和现实利益合为一体的。这种合二为一显然不同于一些作家所津津乐道的那种沉浸于历史或悲剧的情绪中，将土地视为初恋、抱残守缺，使其成为寄托落寞或衣锦还乡的场所的叙述。曹双羊等现代农民眼中的土地既是生产资料，又是生活资料；既有物质属性，也有社会属性；既需要精耕细作，又需要现代技术和规模耕种。曹双羊等通过资本下乡的方式开发土地，获取极大的物质回报。他没有儒家文化的知识背景，但在白立国的精神启蒙中，日渐自觉地承担乡村发展的责任。他穿梭于城市与乡村之间，是一位集正与邪、忠诚与背叛、高尚与卑鄙于一身的丰满的人物形象。关仁山不厌其烦地描写了曹双羊的三次蜕变。在这三次蜕变的过程中，他对人性、资本、爱情和土地的态度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如面对丰收的麦子，曹双羊对乡村的未来充满忧虑，决定出走与他人合伙挖煤，与豺狼共舞而完成原始积累。但当他资产达到一亿的时候，精神出现危机，对农民的未来充满绝望。经过深刻思考以后，曹双羊决定回到家乡搞土地流转。用现代工业文明管理乡村，把麦河变成现代化的农场，把农民变成现代化的员工。

曹双羊的不断蜕变，是农民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的自我寻找。某种意义上说，曹双羊在鹦鹉村土地流转中的作用与意义，与合作化中梁生宝的作用大致相同。但是，他们在性质上有着很大差别。梁生宝倡导的合作化主要是发展计划经济下的集体劳动的传统农业，而曹双羊发展的则是市场经济制度下的现代规模农业。在个人的人性品质上也有很大不同，梁生宝作为社会主义新人，“政治圣洁、道德崇高”。而曹双羊则是淳朴与狡黠、聪明与贪婪融为一体，是内心深处的土地情结唤醒了他对善的追求。“过去那种心理结构在新的历史时代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崭新的心理经验，而且心灵本身有了新的形态，也就是说，人类主观性的结构、精神本质的结构，或者说心理主体的结构，得到了彻底地调整。这种精神结构的改变产生出了新的人”。曹双羊这种心理复杂的“新的形态”，正是时代复杂性的重要表现。

曹双羊的形象塑造是放在乡村人物群像中进行的。《麦河》还塑造了众多的农民形象，有代表乡村文化守护者的白立国，乡村文化逃离者的桃儿等。其他还有被权力和欲望异化的陈锁柱、陈元庆之流，也有像张洪生、赵蒙这样的现代工业怪胎，还有郭富九这样的老一代农民形象……关仁山注重将自己浓郁的土地情结熔铸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这使得《麦河》的人物画廊显得非常丰富。后来，关仁山继续创作了长篇小说《金谷银山》，塑造了范少山这一文学形象。这是一位酷爱《创业史》，以梁生宝作为自己人生楷模的返乡者。《金谷银山》延续了《麦河》的叙事模式。

客观来说，21世纪以来关于返乡者形象的书写已非常普遍，如高子路（贾平凹《高老庄》）、夏风（贾平凹《秦腔》）、吴志鹏（李佩甫《生命册》）、喜旺（陈应松《归来》）等。但是这些人物形象要么寄托创作者诗意的乡村想象，要么隐喻尖锐的“三农”社会问题，没有聚焦土地流转这样深刻影响着农村社会结构的重大事件，因而不能准确地呈现新时代乡村“星移斗转的时代影像”。

每次农村土地制度发生重大变革都会促使乡村小说在题材、价值和美学形态等方面发生重大变化。关仁山等作家克服了知识分子观照现实的审视心态以及个人化叙事自说自话的叙事弊端，重新建立了文学与现实的联系，恢复了宏大叙事的尊严，积极思考乡村中国与现代性的关联与冲突，并且为构建乡村现代化进程的有效路径进行富有意义的探索。目前，书写土地流转的类似周大新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王宏甲的非虚构作品《塘约道路》这样的优秀作品还不多见，像关仁山笔下曹双羊这样丰满的人物形象更是凤毛麟角，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三、乡村干部的成长与蜕变

当前，我国脱贫攻坚进入最为关键的阶段，乡村振兴进入扎实推进阶段。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是国家围绕“三农”问题实施的重大战略举措，促进了当下乡村脱胎换骨的变化。精准扶贫书写续接了现当代文学乡村书写传统，塑造了富有时代特点的农村或乡镇干部形象，这里所说的农村或乡镇干部自然包括扶贫干部。

对于乡村干部形象，我们并不陌生，如梁生宝、邓秀梅、萧长春、高大泉等人物形象已经成为几代人的文学记忆。这些人物形象承载了构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文化空间的功能。新人的道路也就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道路。今天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历史进程中，一些作家响应精准扶贫的时代召唤，饱含深情地书写乡村，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滕贞甫的长篇小说《战国红》、赵德发的长篇小说《经山海》、韩永明的中篇小说《酒是个鬼》等。关于精准扶贫的书写扬弃了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挽歌式、浪漫式、野蛮式乡村书写模式，积极寻找当下乡村书写的新路径。

滕贞甫的《战国红》描写了两代扶贫干部改造柳城这个著名贫困村的故事。前任扶贫干部海奇是一位理想主义者，年轻、有朝气、有闯劲。但是，由于猪瘟等天灾影响以及自身乡村工作经验的不足，最后失败，遗憾地离开乡村。以陈放为首的扶贫干部从海奇尚未完成的“天一广场”改造开始，带领、依靠当地村委、青年积极分子，展开了全面的文化生活建设、社会风气建设、经济建设和乡村政治组织建设，取得了极大的成就。更重要的是，扶贫工作为当地乡村的发展培养了新的力量，一大批青年骨干在乡村大地奋发有为，使柳城不仅摘掉了贫困村的帽子，更焕发了新时代的生机。滕贞甫不断闪回老一辈在革命战争年代的历史场景，新时代的扶贫工作和革命年代的故事有机结合起来，现实的故事和历史的故事相互映照，彼此激励，产生了良好的互动。作者抓住了精准扶贫工作“实打实，心换心”的精髓，从而使得精准扶贫书写表现出鲜明的时代感和历史感。赵德发的长篇小说《经山海》同样在历史和现实交互中刻画了我们这个时代的精准扶贫故事。小说每章都用“历史上的今天”“小蒿记”“点点记”三部分组成“大事记”。“大事记”三方面的内容彼此联动，让读者得以窥见当下现实连接的过去与未来。小说通过吴小蒿这样一位基层乡镇干部的精神成长来完成这种历史叙述，呈现21世纪乡村复杂的政治生态和艰难的改革历程。和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带灯》不同，赵德发更能在历史的纵深处打捞乡镇干部个体的精神成长。《战国红》《经山海》等精准扶贫小说通过陈放、吴小蒿在乡村空间脱胎换骨的精神蜕变，以及他们在改革事业的重重磨难中成长，构建新时代基层奋斗的全息生态图。

韩永明的《酒是个鬼》同样塑造了脱胎换骨的扶贫干部形象。“大用”指重要的用度、最有用的东西以及委以重任。而生活中的王大用却好像没什么用，在单位离领导的核心圈越来越远，越来越边缘，成为可有可无的人。他好酒、吹牛、爱发牢骚、工作责任感差、夫妻关系也不太融洽。在本命年中如何改变自己的命运呢？精准扶贫给了他机会，使他获得了新生，找到了生命的尊严。小说采用了重复叙事的方式，前后七次叙述王大用戒酒。但是，每次为了扶贫对象而破戒，如为了让石头盖房子、添家具，为了让石头能加入合作社，为了让郭翠莲能回到石头身边。王大用一次次打破戒酒誓言，为帮扶石头脱贫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更主要的是帮助石头确立了生活的信心，找回了生命的尊严。石头最后拒绝了宴请亲朋好友来送贺礼，庆祝自己住入了扶贫房的建议。在物质和精神之间，石头最终选择了生命之光，重建了生活之志。而王大用也在扶贫工作中完成了自我蜕变，明白了自我的精神价值，成为单位里受人尊重的员工。精准书写扶贫干部的自我成长、自我蜕变、自我拯救成为韩永明为当下乡村小说创作作出的突出贡献。

梁启超最早提出了“小说救国论”，强调“今日之最重要者，则制造中国魂是也。”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曾经有过这样的表述：“说到‘为什么’做小说吧，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他提出“改造国民性”的要求，试图在文学创作中以“立人”为目的，刻画沉默的“国民的魂灵”，以疗救病态的社会。改造民族的灵魂成为新文学总的主题，立人成为作家常写常新的主题。在中国文学叙事中，“改造国民性”“立人”的主题往往通过类似冲击—回应的叙事模式实现。这种模式不但隐含着“传统中国”与“西方文明”的等级法则，更表明主体性确立的外部依赖和动力。如在新时期文学初期，张一弓的短篇小说《黑娃照相》，描写黑娃穿西装照相的心理动机就是如此。但《酒是个鬼》拒绝了这种叙事套路。与黑娃相似，王大用“他一横心花一千块钱买了件梦特娇”。不同的是，黑娃在镜像中得到了虚拟的自我满足，而王大用虽然穿的也是西方名牌服饰，但怎么穿也像“地摊货”、不“像个人样”，自我的主体性无从确立，大用成为无用。通过这种生活故事，韩永明拒绝了冲击—回应的叙事模式，他把人物精神主体性的确立放到实实在在的乡村生活和精准扶贫事业中，是这片乡村热土所发生的真切故事让王大用确立了自我的精神价值。

《战国红》《经山海》《酒是个鬼》等小说打破了城乡二元对立的书写范式，在精准扶贫的伟大事业中聚焦个体的精神成长，特别是扶贫干部个体的成长。这些小说在塑造农村干部形象时，注重性格的复杂性和精神成长的曲折性，从而扬弃了乡村小说革命叙事的局限。他们所描写的城乡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融合的，一起成长和发展变化的，从而也拒绝了乡村小说启蒙叙事高高在上的姿态。通过对扶贫干部和扶贫事业的深入描写，历史与现实、乡村与城市、干部与群众在不断交流对话中，得到了碰撞和交融，展现了时代的精神气质和多样图景，更描绘出生机盎然的希望的田野。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形象，塑造文学“新人”形象是历代作家的梦想。梁生宝、萧长春等是他们所属时代的“新人”代表，他们健康、阳光、活泼、积极进取，成为时代精神的象征和隐喻，这些形象不同于阿Q、华老栓、祥林嫂、老通宝等贫穷、愚昧的形象。同样，新时期的香雪、孙少平等“新人”形象全身洋溢着时代活力，躁动的、蓬勃的时代气息跃然纸上，他们不同于陈金芳、翟小梨这样奋斗挣扎的进城者。而曹双羊、范少山这样的返乡者以及陈放、吴小蒿、王大用这样的农村（扶贫）干部形象又给我们带来新的时代特征，他们的成长性和复杂性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复杂而又孕育着勃勃生机的时代精神面貌，为当下中国经验的艺术表达提供了可贵的人物形象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