郜元宝：近三十年上海文学版图之重绘
对已故作家李肇正的论述不仅是靳路遥本书一块重要基石，也是她对上海乃至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所作出的一个独特发现。
“上海文学”是个老话题。从上海开埠所催生的近代（晚清民初）吴语文学，到二十年代末新文化中心南移直至“孤岛”和抗战胜利之初所呈现的内容庞杂的现代海派文学，一直为海内外学界普遍关注，研究成果真可谓汗牛充栋。近年来发掘“十七年”及其以后的文学遗产俨然成为一种新的学术潮流，对五十、六十、七十年代上海作家队伍、文学制度和“重要”作品的研究也逐渐展开。八十年代上海文学第二次振兴既被纳入“新时期文学”整体框架，自然也积累了若干共识与定论，甚至打破“当代不宜写史”的戒条而被写入多种“中国当代文学史”。
上述一百多年，“上海文学”在专家学者们看来可能还问题多多，并未尘埃落定，但一般读者尽可以把它想象成已经完成的历史，只是后人立场观点不同，才“横看成岭侧成峰”罢了。比较起来，靳路遥这部书所处理的近三十年“上海文学”就充满太多变数。三十年体量不算小，“中国现代文学”也就三十年。但此三十年和彼三十年不可同日而语。首先因历史阶段不同，所产生的文学品质自然迥异。其次因现代文学三十年已经完成（“未完成的现代”乃是着眼更长时段历史的理论构设），而1990年代至今三十年的上海文学则实在是未完成的。对进行时、未完成的当下上海文学，如何超越印象式批评和描述（这方面论著很多），作出具有一定历史意识和学术深度的研究，是靳路遥这部《上海文学的都市性（1990-2015）》面临的最大挑战。
她是否成功应对了挑战？这项研究的完成度究竟有多高？我不宜下判断。这里仅就该书若干特点谈一些读后感，或许可供读者参考。
首先我觉得本书最值得肯定之处正是作者抓住了作为研究对象的近三十年“上海文学都市性”之进行时、未完成与不确定性，“自其变者而观之”，抛开种种貌似权威的定论，完全凭自己的眼光和体会来重绘文学都市性的时空版图与人物谱系。在她笔下，“上海”“文学”“都市”三个关键词都有文学界和学术界大致可以沟通的某些共识，但又都存在需要重新加以归类和界定的模糊性。研究对象的这个特点既是挑战，又是检验研究者历史眼光的极好机遇。
抗战胜利后回到上海的诗人批评家胡风曾感叹“上海是个海”。钱钟书在一篇英文随笔中强调难以（几乎不可）定义“上海人”。胡风文学批评多么凌厉精悍，钱钟书知人论世多么冷静泼辣，但就连他们面对上海和“上海人”也深感理论和语言的无力。关于上海和上海人，千言万语似乎只能模糊地包含在张爱玲那句“究竟是上海人”的说了等于没说的感慨之中。其实这并不奇怪，近代以来的上海是中国现代性追求最集中、最典型之所在。讲清楚上海就等于讲清楚中国。作为上海都市镜像的上海文学之复杂性一点也不亚于上海都市本身，上海是说不尽的，关于上海文学的研究也很难定于一尊。我自己来上海将近四十年，也算是上海文学界之一员，甚至也冒冒失失写了一点关于上海文学的文章，但我绝不敢系统谈论上海与上海文学，绝不敢斗胆去清理这一堆乱麻式的文化与文学现象。
但靳路遥没有知难而退。从2012年开始在职攻读复旦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学位，到2018年毕业，这六年她心无旁骛，紧紧抓住1990年代以来“上海文学的都市性”这个题目不放松，经过反复的自我肯定与自我否定，终于形成她自己关于上海和上海文学的核心理解。她在“引言”中根据法国学者米歇尔·劳滕贝格以及美国学者理查德·利罕的理论进一步引申说，“城市并不存在高度同一性和同质化的所谓唯有城市才有的独特生活方式，城市是由诸多不同的时间维度的文化形态和与之对应的诸多不同物理和文化空间聚合而成的一个巨大的综合体。城市时间和空间的丰富差异面，不仅使得同质化城市概念变得更加具体和可以触摸，也使得文学与都市的关系在理论上变得更加容易把握。”换言之，不能将城市和城市文学的复杂性（主要表现为“都市性”）压缩为几个抽象的同质化概念。追求这样的概念必然碰壁。只能从各个不同角度出发进行全方位透视，具体到本书，就是努力了解近三十年上海文学所呈现的 “都市性”的不同面相，即以文学方式所营造的不同时空版图以及活跃于其中的不同人物群像。这是本书的总纲。
但是，从哪个入口进入上海文学多元时空版图及其人物群像所构成的庞然大物才更加合适呢？我觉得靳路遥最成功的一点就是找到了一个合适（也可说是最佳）入口，那就是她没有忘记现在谈论近三十年上海文学时很容易被忽略的俞天白、殷慧芬、李肇正这三位传统现实主义作家。靳路遥将他们三位界定为上海作家从“重大题材”角度对1990年代“急剧变化的都市风景线”所作的“最初的文学介入”。靳路遥很认真地读解他们的作品，阐释他们的文学策略，既指出这种最初介入许多地方流于俗套，也带着十分欣赏的态度肯定了他们所取得的成就。
这一节并非可有可无。应对时代的变迁是一切文学题中应有之义。传统现实主义文学某些观念和手法固然先天不足，但其突入现实、力求把握时代脉搏的创作方向仍值得肯定。近三十年上海文学都市性的其他面相似乎都扬弃了“最初的文学介入”，但内在联系依然有迹可寻。其实并非表面上求新求变以及各种标签式“都市性”构成近三十年上海文学内在发展的一根红线，而恰恰是上述三位作家所代表的关心现实的自觉意识才真正赋予了近三十年上海文学最可贵的品质。
本书开篇抓住这点，就好像一部《红楼梦》偏偏从千里之外、芥豆之微的刘姥姥说起。靳路遥用不大的篇幅交待过俞天白、殷慧芬、李肇正三位所代表的传统现实主义对1990年代上海城市发展“最初的文学介入”之后，再来讲述王安忆、程乃珊、陈丹燕、虹影、小白等作家不同阶段的“怀旧风”，金宇澄、程小莹、夏商、路内等作家对六、七十年代都市社会主义的另一种“怀旧”，王安忆、王小鹰等超越“怀旧”更遥远的“寻根”，叶辛、王安忆、竹林、陈村、王智量、杨剑龙等“归来者”的知青叙事，孙甘露、张旻、西飏等六十年代出生作家作品中“身份模糊的都市漫游者”，毕飞宇、李春平、蒋丽萍、滕肖澜、甫跃辉等笔下闯入上海的“异乡人”以及他（她）们眼中的上海，包括王安忆笔下的“弄堂儿女”，李肇正笔下的石库门小人物，唐颖、潘向黎、卫慧、安妮宝贝笔下象征女性精神得以自主的“公寓、咖啡馆和酒吧”，部分作协和学院作家如赵长天、孙颙、格非、葛红兵、张生、谈瀛洲、王宏图、廖梅笔下“苦恼”和“忧郁”的知识分子，韩寒、郭敬明、张怡微、周嘉宁、苏德等“80后”作家的“集体想象”，甚至上海作家眼里的外国人……就都各从其类，各安其位，有条不紊，井然有序，以多元面相共同构成了上海文学相互联系的不同时空版图。
所以第一章看似为文学史补课的不太起眼的开篇就具有一种给全书调音定调的意味。但即使偏于史的描述、史的交待的这第一章，靳路遥也力求把握被归入同一类的三位作家创作上的个性与分野，尤其对已故作家李肇正的论述不仅是靳路遥本书一块重要基石，也是她对上海乃至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所作出的一个独特发现。宏观把握与微观细察相结合，是本书一以贯之的特点。有赖于这个特点，靳路遥对近三十年上海文学的描述才没有被批评界和文学界变幻莫测的调色板所迷惑，对众多上海作家的身份、取材、问题意识、风格手法直至最终的文学成就都有她自己的评判。惟其如此，她才真正超越了对近三十年上海文学的印象式批评，而上升到文学史高度的理性把握。
长时段、过去式的文学史可以“重写”，当下某个文学时段也可以“重绘”。无论“重写”还是“重绘”，最终能否避免主观任意而尽可能接近历史真相，关键还是如何结合文学史的宏观把握和具体作家作品的微观细察。
本书宏观把握不限于上述开篇第一章的调音定调，还包括“引言”关于“上海文学”和“都市性”的理论界定，“绪论”对“90年代初上海城市发展的重新规划”之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回顾，以及“附录”所梳理的批评界从1980年代就开始的对文学如何写出“上海特色”的探索，以及后来关于“都市化”“城市化”超出文学研究之外的各种文化研究。但这些宏观把握都只是外在于主体论述的方法论意义上的“脚手架”，靳路遥真正具有历史意识的宏观把握最终落实到了对每一种文学类型、每一位作家的每一部作品、每一处具体文学描写的精细剖析。这才是本书最值得读者仔细品味的部分。
文学研究不能没有理论素养，不能没有方法论引领，但所谓理论和方法如果不结合具体创作实践，没有全面精细的文本解读和感悟，终究是空中楼阁。我这个老生常谈其实也是许多同行的共识，但并非每一个学生都能虚心接受，也并非每一个学生都能将这个不是理论的理论、不是方法的方法真正落实到实际研究中去。靳路遥起初也不相信我的唠叨，但她的好处是不管怎样先把作品看起来再说。在看作品的过程中不断印证自己的理论预设或他人的先行研究，自然就能收获到文学欣赏与文学研究的双重乐趣。本书涉及的许多作家比如王安忆、陈丹燕、殷慧芬、孙甘露、张旻、西飏、夏商、葛红兵、张生、谈瀛洲、王宏图、廖梅、卫慧、郭敬明等的部分作品，过去我也偶有论述，但这次再看靳路遥的定稿，感觉她比我当初读得更细，想得更深了。至于前面提到的李肇正，我还是在靳路遥启发下才作了系统阅读。有了这本书，至少我本人不会对近三十年上海文学再说三道四了。真要再说些什么，那就必须以靳路遥这本书为起点，重新出发。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