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金胜：莫言文学与“1980年代”
关键词：莫言 《红高粱家族》 1980年代 现代主体 话语政治
1987年5月，莫言的首部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简称《家族》)由解放 军文艺出版社初版发行，构成这部长篇的五部中篇均在此前一年发表。1 虽然 这是一部莫言并未刻意做长篇文体构思的“非典型”长篇，但它对莫言思想和美学内质的奠基作用却是无可替代的。2 进一步看，《家族》不止对莫言具有重要意义，作为一部典型的“1980年代”作品，其文学史意义亦不止于“新历史”或 “民间”论域，在更深层，《家族》关联着繁复驳杂的“1980年代”场域，是观 照和进入这一场域的重要入口，通过它，我们可一窥莫言文学与“1980年代”之 间的隐秘关联，亦可见出莫言及其所处时代文学所经历的充满混沌与生机的“过 渡状态”。在更深远的文学与历史脉络中，《家族》也是研讨中国主体建构与新 文学之历史性关系的典型个案。
一、莫言主体的“发现”与作为方法的“文学”
1980年代是一个“文化热”“方法热”“文学主体论”“文学本体论”等 各种热潮汹涌而来的历史时期。身处其间的莫言也像当时初露才华的其他作家一 样，有着对西方文学的强烈诉求，“从80年代开始中国当代小说的发展一个巨大 的动力来源于对西方文学的阅读。我现在回头想我将近三十年的创作道路实际上也就是一个慢慢寻找到自我的一个过程，刚开始的时候是在大量地模仿别人，不 自觉地模仿别的作家”。文学中能够被模仿的不是“思想”，是“技巧”——语 言、结构、“故事风格和类型”等与以往小说固定模式不同的东西，“西方作家在小说技巧方面的探索可能比我们古典作家走得更远，他们的思想更加开放，他们对小说规矩冲击得更加厉害”。3 想必1980年代的莫言也同样倾心于以西方 “小说技巧”为学习对象来冲击当代中国的“小说规矩”，而对“技巧”与“思想”之间深层关系的认识，尚需一个逐渐体悟和深化的过程。
《家族》杂取现代主义小说技巧，将政治、文化和生命诸要素纳入其中，使 “技巧”由此转换为一种产生极大精神和美学力量的“方法”。借此“方法”， “文学自身”被重新发现:文学的魅力与魔力，既可得自意识形态光晕，可取源于深沉久远的文化根脉，更直接受益于“人”的感性生命的不羁释放。因此，莫 言对“文学”和“人”“自我”的重新发现，离不开“技巧”——那些看上去尚 显生硬、僵直的技术化操作，以及需要遵循的“科学法则”和“科学方法”。
莫言曾多次谈及《百年孤独》对自己的影响:“我之所以读了十几页《百 年孤独》就按捺不住内心激动，拍案而起，就因为他小说里所表现的东西与他的表现方法跟我内心里积累日久的东西太相似了。他的作品里那种东西，犹如一束强烈的光线，把我内心深处那片朦胧地带照亮了。当然也可以说，他的小说精神，彻底地摧毁了我旧有的小说观念......过去总是为找不到可写的东西而发愁， 现在是要写的东西纷至沓来。” 4 “小说技巧”的发现，来自“思想”的获得。在《透明的红萝卜》之前，莫言尽管已有多篇小说问世，但并未引起太大反响。1980年代初对福克纳、马尔克斯、卡夫卡等经典现代主义文本的阅读 5 ，打开了莫言文学视域，“我想不到小说竟然可以这样写，如果早知道小说可以这样写， 我何必挖空心思去寻找素材”? 6 此说颇有意味。对于文学来说，方法从来不只是方法，经典作品的“方法”总是与作家“所表现的东西”高度贴合，“怎么 写”总是密切关联“写什么”(莫言称为“素材”);“方法”从不外在于“写 什么”，而是内蕴一种强大的“小说精神”或“思想”。现代主义文学大师的经 典作品，成为莫言的“方法”而非纯粹“技巧”，凭借作为方法的现代主义小 说，莫言同时发现了“故乡”“素材”“思想”，发现了“自我”之个体化、生 命化及形式化向度。这一发现既来自莫言与文学大师独特精神气质的相通与激 活，也源自“1980年代”历史语义与精神气质的渗透、浸淫。“1980年代”为莫 言文学思想与气质的形成、塑造提供了契机，奠定了莫言文学世界的基石。
莫言自认《家族》的冲击力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领导土匪抗日的“我 爷爷”形象塑造。此举是对传统伦理观念和革命历史“大叙述”规范的双重颠 覆。二、叙述视角的发明。“用了‘我爷爷’‘我奶奶’这样的人称，这样一个 叙事的角度，就等于一下子打通了历史和现实之间的墙壁，使叙事者获得了一种 巨大的便利”。三、“超现实的描写”和“恶作剧的顽童式的心态” 7 。除了第 一点，其余两点皆属“形式”和“技巧”问题。《家族》的这些特点在今天已属 常识。问题的关键在于，若将小说主题设定为个性张扬与生命力退化，那么仅仅用一次野合并因此杀人，一次所谓民间边缘人群的伏击以及祖辈的血气之勇，是否足以传达这一主题?对于《家族》的技巧、形式问题，学者也多从意识流、魔 幻现实主义，打通历史与现实等方面加以阐述。需要追问的是，为何如此繁复的 “技巧”如此高密度地出现在一部不到三十万字的小说中?那个随心所欲地使用 这些“技巧”的作者究竟有何神奇之处?到底是什么眼光才能“发现”如此奇异的人物?究竟是何方神圣在讲述那些神奇诡异、残忍酷烈的故事?只从“形式实 验”层面回应这些问题，恐怕是粗暴而无效的。即便从“形式”“技巧”上看，与“先锋小说”相比，《家族》也难说有太大的颠覆性。至于性爱、野合，在 “性文学”兴起的1980年代也不算新鲜事。那些民间人物、草莽英雄，亦频频现身于风俗小说、寻根小说。那么，《家族》究竟有何特别之处?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如何理解和处理“技巧”与主体之间的关系，其中，尤为重要者便是“自我”的发现。如何寻找和发现自我，是1980年代作家共同面对和 思考的“终极之问”。“改革开放”“思想解放”时代的文学阅读和文学教育， 导致莫言内心的剧变，获得了个性的解放和自由。与《欢乐》《红蝗》相比， 《家族》中的故乡、大地、“母亲”还笼罩着神圣肃穆的光环，恶作剧心态、愤激的宣泄、形式和语言的刻意性、审丑等“崭露头角”。此时的莫言虽有狂逸放 诞之气但未入“疯魔”之境。“狂逸怪诞”是《家族》的根本气质，从叙事者 “我”的设置可一窥全豹。“我”的介入和干预，自然是一种“技巧”，但这个 “我”却充分体现着莫言的艺术个性和精神气质，而并非纯粹的叙事符码。1980 年代，“形式”逐渐从对“内容”的依附中独立出来，并被视为“文学自觉”和 “文学本体”地位确立的标志，但在1980年代语境中，“形式”与“文学”并非 形式主义、结构主义、新批评意义上的形式，而是一个功能性元素，“形式”独 立并非完全脱离“内容”，而是要获得与“内容”同等的礼遇，进而促使后者通 过它而实现。这可以说是1980年代前期对文学的基本理解，但当文学革新在1980 年代中期进入纵深时，原先的内容/形式的对照性结构，被替换为“写什么/怎 么写”的对子，“技巧”和“写法”成为作家和理论评论家瞩目的焦点。由“形 式”到“技巧”的位移，或者说，在“技巧”上由对主体(作者)的关注转向对 客体(文本中隐藏的技巧)的关注，亦是由“内容”(其关联词是“生活”“时 代”“历史”等)向其得以实现(再现、表现或呈现)的“文本”的转移。从某种意义上讲，1980年代中期，中国文学在实践层面和话语层面上，正是在“技 巧”内涵的含混性所打开的充满生机的混杂性空间中生长起来的。“文学”与 “主体”都孜孜于在此空间中建构其本身的独立性、内在性和唯一性，它们在重 构自身的同时，也重构彼此之间的新型关系。1980年代的莫言借助“技巧”的学 习与模仿，获得了一种发现文学、发现自我和重构主体的新眼光、新方法，莫言的文学世界亦伴随文学视界的刷新而生成。可以说，“技巧”是莫言建构文学世界的支点，且不说其中短篇小说在叙事方法、技巧和形式上的花样翻新，即便是在体量庞大、人物众多、情节复杂的长篇小说如《酒国》《食草家族》《檀香 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劳》《蛙》中，莫言亦时时不忘进行极致化形式演 练。也正因此，在主体与形式(包括结构、修辞、语言等“客观之物”)即以 “技巧”作为中介和支点，形成一个主体·技巧·形式的结构。8 那么，隐藏在诸种文学技巧、形式、趣味背后，关联着“技巧”的，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主体? 事实上，如同莫言文学的繁复性、含混性和暧昧性一样，《家族》及其诞生的 1980年代语境中的主体亦是一个复杂的话语形塑。
二、人、个人与民族之间的混沌主体
《家族》的现代主体重建内含1980年代的思想、气质和情绪，是“大写的 人”中“个人”生命的精神化镜像，象征性地投射着1980年代主体的历史超越意 向。小说以超验性生命本体为精神驱动，容纳1980年代的价值标准、真理判断和 “人”的激情与批判的锋芒。高粱地里的野合与战斗，是新启蒙语义系统的孵化物，内在于1980年代的文化价值空间。这空间有着明确的反伦理的伦理诉求，有着“爱情”、“解放”、新道德的形而上构架，野合故事辐射的不是一种生理性快感，而是一种精神性迸发，它关涉“性”与“爱情”之真理的探讨，关乎人性的深度模式建构，是本然强悍的生命交融而达到的自由浪漫的“灵”的升华。“二奶奶”恋儿同样超越世俗经验和日常理性话语，以尖锐、执拗的生命/文化对抗性，拒绝为世俗经验和理性话语献祭。在祖辈生命景观里诞生的是蒸腾着生命的热力和血气的“英雄”和“先驱”，有着中国现代性文学叙事中不绝如缕的 崇高感。但与以阳刚为主导品格的经典崇高美学不同，《家族》的崇高感，其核 心内涵是个体主体的存在，这一主体试图在实现自我的前提下言说族群、言说人性乃至把握整个宇宙，在不丧失自我独特个性的前提下成为一切。饱受苦难的土 地，被暴力洞穿的身体，迸发于生命深处的呐喊，缠绕纠结着冲破了写实性和象征性秩序的困缚。主体对民族历史和族群命运的沉思，与粗鄙而浪漫的个人化生 命狂想交缠一处。学者指出:“在某种程度上一切历史也都是个人史。历史不只是单一的，个人史也是对于主流历史书写的丰富和补充。莫言的小说不是特意重 构历史，而是始终站在人性的立场上来看待历史的风云变幻。” 9 《家族》伫 立着一个生存意志坚韧、生命意志高昂的“人”。这个“人”既回应着1980年代“寻找男子汉”的呼声，也是对1980年代作为“改革开放时代”解脱人的体制性和观念性束缚的颂赞，是1980年代作为“思想解放时代”对“人”的理想设计与 美好想象。
总体上看，莫言主体形象是在现代人文主义话语层面上呈现自身的，其具体现身形式是作为与人的社会性维度相对的个体感性生命维度，其话语表述形式是 “个性解放”，其深层内涵是一个现代历史主体，它以对历史的介入、参与和创 造，而获得自身在社会历史结构中的位置、价值与意义。1980年代情境下，《家 族》建构的主体亦相应呈现复杂多面状态。
首先，对历史中的个人、人性尤其是其幽暗面的发掘。对于莫言来说，“整 个1980年代的创作是一个解放头脑，唤醒自我、寻找自我，唤起自己的乡村和童年记忆的过程”。10 被打开的个人历史记忆充满爱恨交织的复杂体验，莫言对人性的“最低标准”、人性的“黑暗”“残忍”与“人性中的高贵的有尊严的一 面”的认知，自有其切身的经验性。但这种个人的特殊体验却又从内部打开自 己，催生和包容了普遍性，因此在莫言的人性认知中，可以触摸到清晰的现代人 文主义纹理。
历史的出场是塑造主体精神内蕴的关键因素，它带来了“人”对自身尤其 是内部广阔而幽暗部分的发现。在历史进入东北乡之前，小说对人性的发现基本 未离新文学启蒙主义话语范畴:父母包办婚姻，导致女儿对幸福的向往破灭;女 儿追求爱情自由与人私通(野合);单家父子为富不仁等，这是一个“五四”式 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故事。至此，小说中人性话语的内涵及建构方式，在1980 年代文学中显然并不特殊。但相比以历史之名回避历史的叙事处置，莫言以极大 的笔力展示历史与人性之间的张力，及人性的历史面和矛盾面。《高粱酒》写人性的辉煌与斑驳;《狗道》写人性的变异;《高梁殡》写人性在权力追逐中的贪 婪与残忍;《奇死》写先人之间的钩心斗角和人性的愚昧怯懦......这些描述既是 启蒙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实践的产物，也是对此意识形态的认同和正当化。由此， 《家族》对个体生命的精神化和历史性存在的表现，对个我的伸张，汇入了中国 新文学启蒙理性和个性话语的长河。
其次，在现代人文主义和启蒙主义辉光下，莫言文学主体投射着历史文化转型时代建基于“个人”的族群经验和民族情感。《家族》中作为生命—精神存在的“个人”、作为整体性象征的“人类”和作为族群性表述的“民族”存在着 复杂的联系。历史既是小说展示人性复杂和变异的场域，又是民族记忆和民族情 感的重新赋形赋义空间。作为特定的民族历史，“抗战”自然地、潜在地牵连着 民族主义情感。小说在关注人性的历史状态、宣扬个体生命热度与强度的同时， 仍不忘以生命美学重写铭刻在个体之上的民族创痕。从这个意义上看，《家族》 延展了“伤痕”“反思”“改革”“寻根”等将“个人”与“民族”关联，使二 者互为镜像的表述范式。个人自由、个性解放和共同体诉求之间内在的交互作 用，是缔造“红高粱”神话的文化心理机制。小说中，令人敬仰的“纯种好汉” (自然生命意义上的)、共产党员(现代政党政治意义上的)任副官训练队伍、 教唱抗战歌曲(现代民族意义上的);因强奸民女被枪决的于大牙，在临死前凛 然高唱抗战歌曲，均在生命意志基质上生发民族情感，而“精忠报国”“抗日英 雄”“抗日的先锋、民族的英雄”等国族修辞，亦内含民族美学意识。《家族》 中的苦难，既是身体性痛感，也是精神灵魂上的受难;既是个体生命遭受死亡、 凌辱、恐惧的现实，又是一个备受摧残却抗争不屈的民族喻象;既是现代中国的 历史经验，又是“1980年代”主体的在场体验。
《家族》以历史重述(虚拟)的方式重建主体，响应着1980年代总体性重建诉求，是“现代化共同体”意识的象征性建构，同时，作为个体情感的本然流露 的“个人化”文本，也蕴含莫言朴素的生命根源意义上的体验与感知。在这里， “传统”意味着一种未被现代文明驯化的生命记忆;“现代”呈现为个体生命被 卷入历史狂暴的时刻，“历史”在饱满个人体验的维度上被重释和重构;“当 代”本属父母一辈，但父辈故事以及“我”与“父亲”的关系在小说中却极少涉 及。莫言瞩目“现在”——“新时期”这一生命的释放与压抑并行的时刻，他眼里的“未来”则是一个面对个体生命衰落与历史衰颓而走向寻找和重塑的时刻。
三、生命、历史与启蒙主义话语政治
莫言将对生命的珍视、尊重看作文学的灵魂。捍卫个体生存和生命权利，高扬生命意识，以生命作为评判和表现历史的价值基底，是莫言小说的精神底色。《家族》是莫言独特个体意识的极致化显形和个体的生命的尽情释放，是个人主体建构的至境。但这种至境，却是从自我深处——那片未知的神秘幽暗之地获得力量和意义，在那里，文化、文明遭到尖锐甚至戏弄性的颠覆。莫言小说对历史与人性的表现，交杂着夸张与怪诞、残忍与滑稽、快感与痛感、崇高与亵渎、暴力与狂欢等诸多彼此不能接榫的美学元素，叙事往往在美与丑、善与恶之间的 “灰色区域”展开，形成了莫言的美学标识。
作为“1980年代”的重要意识和意义系统，启蒙主义是人们反思、评判历 史，解释、想象现实，建构现代性历史远景的重要依据，也是知识分子、作家确 立自身立场的核心话语。1980年代的新启蒙话语，延续新文学启蒙话语传统对人 的主体地位的肯定，以现代主体的重建传达历史“大叙述”声音。值得注意的是，新启蒙话语是在与非人性反人性的统制性话语的悖逆、反抗中建构和阐释自身的，因而具有“新时期”特定内涵与表现形态。尽管启蒙主义话语亦关注感性生命，但主要出于对人的完整性、健全性的认识与诉求，通过对人、人性 的缺失进行反思、改造，以达致人的健全与完善。在此，感性生命统摄并驯顺于理性。1980年代中期涌现的“生命之流”逐渐与启蒙主义话语疏离，成为异质性的他者。
《家族》中纠合、缠绕着这两种在当时貌合神离的异质性话语。一方面， 小说有启蒙主义话语中的文化批判、人性思考和感性生命关注;另一方面，它 又逐渐与乡土世界的历史与文化剥离，还原人的本然生命和原始欲望，尤其是生命的身体性存在。一方面，它坚持个体的独一性和生命意志的自由，以具体 的世俗之“人”为价值准则反抗统制性话语;另一方面，它又以身体、感觉和 语言的多重狂欢消解生命、历史和人的崇高性、真理性。《家族》的复杂性、 混沌性，显示了感性生命体与启蒙理性主体彼此间的冲击和互渗。这显然超出了启蒙主义话语的语法逻辑。事实上，莫言研究者时常将人性、自我、个性与 “性的觉醒”“生命原始欲望的爆炸”“充满自然力的东方‘酒神精神’的重 新燃烧”“生命自由”做无区别的并置论述11 ，这实际上是将反思现代性的人本主义话语纳入启蒙理性话语轨道之中。这种理性对非理性的管制，意味着新 启蒙话语在1980年代的强势地位，不得不说，新启蒙话语的强势造成了对一些 “非典型”启蒙文本如《家族》的误读。在这部小说里，既可以看到启蒙主义文化逻辑在制导着关于生命、欲望的言说，也可以发现“生命之流”突破启蒙 主义历史化叙事合围的努力。在这里，人即个人即生命，生命则返回到身体。
伴随着具有无限可能的身体化生命的逐渐清晰，启蒙主义话语建构的那个无所不能的历史主体面目渐次模糊，并有消解与弥散之势。《红高粱》中“我奶 奶”之死，是人文主义与个性主义的抒情高峰;剥皮的狞厉面孔虽一闪而过， 却是残留在人文主义美丽身体上的一道触目惊心的伤痕;《高粱酒》中“我爷 爷”杀死单氏父子、刺死与母亲私通的和尚的残忍，却有着被人文主义诗性话语 化解的意图。直至《狗道》《高梁殡》《奇死》，人本主义、“生命之流”方才 得以逐渐突破启蒙理性及其美学形式——浪漫主义、抒情色彩的限制，进入生 命本身的幽暗区域。另可佐证的是，叙事者“我”对己身被现代性铁笼禁锢的呻 吟与控诉，本身即为“生命之流”、人本主义对启蒙理性的控诉，只是这一声音 时常被纳入治疗、健全人性的启蒙主义话语政治之中。吊诡之处在于，小说叙述 者兼人物“我”，其孱弱苍白的病症本是启蒙理性造成的后果，人们却往往从启 蒙立场肯定这部小说;人们肯定“白昼宣淫”式的人性解放、生命自由(欲望的 生产性)，却忽视了人之兽性与邪恶一面(欲望的破坏性)。事实上，不止《家 族》，启蒙主义文化逻辑在面对《透明的红萝卜》《欢乐》《红蝗》《食草家 族》《十三步》《酒国》《檀香刑》《四十一炮》等小说时，其阐释的有效性也 会打不少折扣。
意识流、魔幻现实主义、荒诞等“技巧”“方法”，启蒙主义、民族主义、 人本主义等理论，并不构成作家莫言必然照章行事的文学教程或话语规则。《家 族》的“技巧”和“主义”，既源自作家与域外大师灵魂在杰作中的相遇，也源自作家身处其间的1980年代“氛围”和内在于其中的社会文化结构，在这结构中，复杂纷繁的思想、文化和文学知识经验相交叠、交错、交锋。作为一部介于 “反思”“寻根”和“先锋”思潮之间的小说，《家族》的独特性就在于它立足 具有民间基质的身体化生命，以“类宏大叙事”方式，借助技术—审美主义形式，重建了个体与历史之间的对话关系，以含混、错杂的形式改写和重建了中国 现代主体镜像。小说含混、错杂的形式，呼应于含混、错杂的内容，是作家借助 驳杂交错的思想与艺术资源以言说和创造自我的表征，亦显示着1980年代内在的混沌与生机。更重要的启示或许是，小说在其重建中国主体的文学实践中，从技术与技巧、主体与历史、生命与历史、话语与文学等层面，显示出来的艺术路 径、方式、形态以及可能性与难度。
注释：
1 《红高粱》发表于《人民文学》第3期，《高粱酒》发表于《解放军文艺》第7期，《狗道》发表于《十月》第4期，《高粱殡》发表于《北京文学》第8期，《奇死》发表于《昆仑》第6期。
2 对此问题的阐述可参看拙文《〈红高粱家族〉与莫言文学的内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6期。
3 莫言:《我的文学经验——2007年12月在山东理工大学的讲演》，《莫言讲演新篇》，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156页。
4 莫言:《中国小说传统——从我的三部长篇小说谈起》，《用耳朵阅读》，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152页。
5 有关莫言的文学阅读与其小说技艺的关系的考辨，可参看郭洪雷《个人阅读史、文本考辨与小说技艺的创化生成——以莫言为例证》(《文学评论》2018年第1期)和谢尚 发《莫言的“军艺时期”——从史料文献梳理作家的“大学生活”兼及一种文学史的 观察》(《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2期)。
6 莫言:《没有个性就没有共性》，《莫言讲演新篇》，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 31页。
7 上述观点参见莫言《我的文学经验》，《莫言讲演新篇》，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 版，第159~160页。
8 有学者的论述涉及莫言文本的思想与叙事的关系问题，但其关注点在创作主体维度， 未将作家特殊性中的普遍性以及现代主体的历史化品格作为研讨重心。可参看陈晓明 《中国当代文学主潮》(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38页)和吴义勤《有一种叙述 叫“莫言叙述”——评长篇小说〈四十一炮〉》(《文艺报》2003年7月22日)。
9 张福贵:《理解莫言:仁者与智者》，《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1期。
10 莫言:《先锋·民间·底层》，《碎语文学》，作家出版社2012年版，第306页。
11 刘再复:《中国大地上的野性呼唤》，《莫言了不起》，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第4页。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