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生活的双面书写
中国现代文学的一大贡献在于乡土文学的书写和繁荣。鲁迅、茅盾、赵树理、李劼人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的农村进行了生动而深刻的描写,留下丰富的财产,也为后人的写作提供了可借鉴的优质资源。当代文学是以“农村题材”的方式开启乡土文学的新纪元的,柳青、路遥自不待说,莫言、陈忠实、贾平凹、张炜等优秀作家的优秀作品都是为乡土立传的。梁豪的小说集《人间》里的部分作品也是从乡村、从家族的故事出发,让不靠谱的叔叔这样的人物登场,以他们的欲望滋生去折射在现代性冲击下传统的破裂和乡村文明的崩塌。
对城市的书写是近40年来中国文学的一个重大主题。中国现代主义小说滥觞的20世纪80年代,其中有一个命题就是对城市的书写,但由于当时城市化的进程刚刚开始,那时候的城市在小说家的笔下更多的是西方伦敦、纽约、巴黎的投影,情绪固然是迷惘或愤怒,但城市的框架依然是异域的,一些不成功的小说被称为“伪现代派”,就是一些作家不适当地把西方的情绪装在大集镇一样的小城青年身上。
到梁豪这里,中国城市化的建设已经初具规模,虽然城市的内核依然充满乡村的气息,但城市本身与乡村的冲突已经蔓延到伦理上、价值上、心理上,成为小说创作的最佳资源。梁豪对城市的书写并不是有意为之,或者追赶某种潮流,而是来自内心的波动和激荡。长期城镇生活的积累,长期南方生活的滋润,让他对北京这座城市的书写带着一种复杂的情绪,这种复杂的情绪在小说里会转化为一种典型情绪,可以称之为一种城乡的“双面”写作。
对一个城市的书写是现代小说常见的方式,19世纪40年代法国作家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就引起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关注,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巴黎的秘密》的批评,提出了自己的现实主义理论。30年之后,法国卢昂出生的作家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出版,宣告现实主义巨著的问世,这也是一部以巴黎为背景的长篇小说。
北京作为一个中国地标性的城市,近百年来也是被人们反复书写的。老舍的京味小说,奠定了书写北京的史诗性的地位。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王朔为代表的新京味小说的流行,也为北京书写补充了新的内容。京味小说的特点就是北京人写北京,以本地人的内在视角来展现北京的文化地理和人文风俗。而“另一种北京书写”则是外地人来到北京对这座城市的书写。20世纪90年代以来,邱华栋的长篇小说《城市战车》描写一群流浪艺术家在北京的奋斗和苦闷,令人耳目一新,至今读来仍有价值。之后,不少的青年作家都通过外来者的视角来观察、体会、描写北京这座变化、动荡的城市。石一枫虽然是北京人,但他的小说时常引进“外乡人”的视角,《世间已无陈金芳》《玫瑰开满麦子店》等以北京“城乡接合部”为系列的小说,也写出了城市与乡村“接合部”(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也是心理和情感意义上)的巨大困惑和反差。
梁豪的《麋鹿》《让我们荡起双桨》等小说都属于对北京进行正面书写的作品。《让我们荡起双桨》也属于另一种北京书写的系列,主人公黄迪在北京打拼的故事显然没有邱华栋笔下的青年那么惨烈奔放,但感受到的压力比当年有增无减,而那个大鳄廖烨的出现,则是文化霸权对年轻一代的青春的榨取和压迫,让黄迪和姚凯薇的爱情和理想迅速破灭。这是一篇充满边缘与中心对立的人生痛感的小说。
而《麋鹿》里的边缘又让“中心”感到尴尬。小说讲述的是北京人摄影师老齐和来自云南的“粉丝”卢莹的故事,有点像夕阳红的老年爱情故事,这对于一个年轻的作家来说,可以说是非常生疏的领域,但作家描写两人细腻而微妙的情感冲突松弛合适,一些细节也颇有生活气息。梁豪的本意不是去展现这样一个并不新鲜的故事,而是去挖掘这样情感故事背后的文化差异,来自乡村的女性为什么比老齐要获得更多的自由感和价值感,而身居北京城多年的老齐,反而在他的一个乡下学生面前显得局促,甚至对她产生了某种依恋。梁豪如果只是停留在城乡的价值和心理的冲突上,还不能超越他的前辈们的书写,他还在寻找。在《麋鹿》这篇小说里,正如他取的题目一样,是人物之间的“四不像”的关系。老齐和卢莹,是师生关系,还是情人关系?是朋友关系,还是夫妻关系?他们两个人没有搞清楚,作家在叙述时,也透露出一种困惑。这种困惑,就是梁豪对新的历史时期新的人物关系的一种把握。有了这种把握,梁豪的写作才有可能在小说创作中摆脱前人“影响的焦虑”。
梁豪的创作和自身的生活状态有着某种联系,他从南方来到北方,南方的视角和经验影响到他对北方的叙述,他从家乡来到北京这个“他乡”,因而在小说里时不时地带着某种“对照”的思维,这让他的小说带有某种复调的潜质:和同时期的“90后”作家相比,他写的北京比生活在北京的作家要“复杂”一些;他写的乡村和那些纯粹的乡土作家、同时期的作家比起来,腔调也要暧昧一些,这是他的长处。
梁豪的小说注重生活实感,描写细腻体贴,尤其喜欢抓住细节来渲染气氛,让人物内心的苦痛变得尖锐而持久。如果持续不断地书写下去,不断地丰富自己,也许会写出像《巴黎的秘密》那样的经典。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