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雨：西西弗斯走向哪里
《西西弗斯走了》主要讲述了三类人在现代社会里的行走与寻找。主人公哲学教授陶一粟的行走始于绝境，因而义无反顾。女主人公刘书空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独立的行走者，去国外留学，又从国外回来，办了一份地理杂志，她好像一直走在自己选择的那条路上。当她知道了陶一粟，一下就有了千里遇故知之感。还有就是以“我”为代表的一些人物。“我”不过是从报社“走”到了地理杂志社，走得颇有些“逼上梁山”之感。这一类人的行走更多是被动式的。无论哪一种行走，都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出现代人对西西弗斯式窘境的否定与抗拒，以及试图走出去找寻什么的趋向。小说主要讲述的是陶一粟的行走，这里也主要说说陶一粟的走：
陶一粟的行走是从医院开始的，小说也从医院写起。
医院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很多人出生在这里，也在这里死去。生与死在这个地方相会。小说里的医院更加特别，它的前身是一个教会。曾经人们在这里祷告，期望从上帝那里获得救赎，如今人们来到这里，以期从医生那儿得到救治。一个被赋予了神圣意义的权力空间一直在这个地方悄悄延续。小说多处体现了有关医院的隐喻，比如最开始就诊的医生是主人公陶一粟的朋友，小说描写了两者之间一个很突兀的身份转变：碰面时房间里坐着的人和进来的人彼此是朋友，穿白大褂戴白帽子的朋友此时“露出来的脸和手都是朋友的”，而当陶一粟坐到病人看病的椅子上时，他就变成了病人，朋友变成了医生，在他身上游走的那只手也就不再是朋友的手。此时他们的身份发生了质的转变，陶一粟感觉自己在对方眼里仿佛不再是人，而是一具肉体。进入手术室时这种感受更加突出了：“躺在这里，像是把身体端给他们，只能让他们去看。包括两只刚从拖鞋里脱出来的脚。推车⼀动，它们就在那⼀头摇。它们不再是按他的意志在地上走动时的样子。他是病人。说得确切点，⼀具病体。”陶一粟甚至由医生对待病体的态度联想到了刽子手对待罪犯：“枪毙人的时候，他们喜欢叫挨枪子的跪在地上。两边平起平坐，你望着我我着望你，还怎么开枪？”作为医生，在手术室里是不能带上太多的情感因素。可是陶一粟的这些想法也不由得引人深思：在那一刻的医生视角里，病人是否一定程度上是被物化了的存在？医生见过太多生死，生与死在他们眼里还是一样的意义吗？如果人只是一堆组织器官堆积起来的生物，那么人生的意义在哪里？
医院中时常出现的“审判”也同样意蕴深长。检查陶一粟身体的CT机恰好放在了从前教会主教住的地方。在宗教信仰空间里，神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替神开口说话的主教也掌握着绝对的话语权。小说里医院的医生及机器很巧妙地与上帝及主教对应了起来。他们似乎掌握着人们的生死，拥有对病人身体甚至生命下结论的权威，也因此掌握了绝对的话语权。他们一起对疾病下过定义以后，生命好像就真的无处可逃了，他们说你只能活多久了，你似乎便只能躺在床上开始倒计时，把你的身体、你的灵魂、你过往的所有岁月、走过的所有路、未来的所有可能性都交出去，交给那些机器、针管。
在医院，最要面对的当然还是疾病死亡。在医院检查完等结果的时候，陶一粟甚至不愿意回家而选择去了酒店。因为家里熟悉的一切让他坐立不安，日常生活依然按部就班地进行着，但他的身体里却住着一个巨大的未知，这种模模糊糊的对立感让人无助，仿佛生活无情地继续行进，而他已经被狠狠抛下。死亡就像一个黑暗庞大的深渊。教了大半辈子哲学，书本上的世界如此浩瀚，却不足以抵御眼前的病痛与死亡……
说来，医院倒像是日常生活的浓缩和隐喻，它把对人身的羁绊和控制推到了极致，同时也就把陶一粟对生命的叩问推到了顶点。
从医院出来去洞穴,颇有些海德格尔所说的“向死而在”的意思。
那是一个废弃地下军事工程，他当兵时待过的地方。这一段行走冥冥之中指向的似乎是回归。在面对死亡时的恐惧和虚无里，人下意识想要做的大概就是“回去”，回到一切的原初，回到过往，甚至回溯母腹，回归某种合一体验。就像人遇到突如其来的痛苦或者恐惧时，第一反应是“妈呀”或者“上帝呀”，语义学上一种有意思的一种回归。洞穴是哲学上的一个重要意象，在柏拉图笔下，洞穴里的人只能通过洞壁上的影子来认知世界，以为影子就是全部的世界。小说里的洞穴却是反向意义上的。小说是这样描写陶一粟的回归体验的：“世界像是回到了混沌未开的时候。宇宙中的黑洞无边无际，没有开始，也就没有结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他的身子里响起一个声音，他要到生满万物的世界里去。他再到那里的时候，你还可以叫他陶一粟，或者叫他陶大军。可他已经不是原来那个人了。”就像后来刘书空在计算器上不断按出的那个声音：归0。陶一粟回到这里，又从这里走出去，洞穴在这里还蕴含一种“出发”和“重生”之意。
此外，蛇也是一个富含深意的意象。小说中有关蛇的情节格外有趣，陶一粟从洞穴一出来便被蛇咬了，蛇没有带走他的生命，反而在他被救之后，与他身体里的病达成了某种平衡。圣经里也有一条蛇，圣经里的蛇是一个反面的形象，它诱骗亚当夏娃偷尝禁果，使之被赶出了伊甸园。可在此处一联想，亚当夏娃从伊甸园走出来，不正象征着人不再是神的附庸品，从而成了一种独立的存在？这与陶一粟的经历倒是有些契合了，陶一粟也是从过去的生活里出走，从病房里逃出来，在这里获得了一种新生。不知道是不是蛇毒的原因，结果是陶一粟身体里的癌细胞似乎懂得了有所不为，死亡随之也后退了许多。陶一粟由此从地理与心理上走上了他的追寻之路。
陶一粟真正的追寻之路是朝向大西北的雪山和高原的。泰勒斯说：“水生万物，万物复归于水。”那么雪呢？雪是天上来的水，又借着河流流淌出了人类的文明。在那里或许可以体悟到某种神性的和根源性的东西。
他的走首先是一个不断放下与克服的过程。最先被放下的就是各种社会性身份。在火车上他落下了身份证，后来在火车站丢了手机也就没有再要。一个是证明的身份的东西，另一个是与外界联系的东西，对于大部分现代人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重要东西，无论走到哪里，尤其是在车站这样地方，总能听到广播提醒“带好随身物品”，随身物品随身物品，明明是随身的东西，几乎要取代身体本身。在习以为常的生活里，手上那张证明身份的卡片仿佛才是存在本身，没有了它，人们几乎不能证明自己是谁：“那上头有照片，有出生的年月日和住址，有他的名字，还有⼀串号码。”与此同时人们大多数时候很难感受到自我与他人的存在，人与人的交流似乎变成了身份与身份的对话。就如同不再是主编后的“我”和退休后的老部长聊起地理杂志时，“我”突然感觉这是“我们”第一次聊天，第一次以人与人的身份交流。王小波曾经写过一头特立独行的猪，那头猪敢于无视生活中所有的设置。在这里，陶一粟似乎就愿意做这样一只猪。他在行走中证明了很多东西都是可以丢掉的。
在这之后，陶一粟又丢掉了装在时钟里的时间和装在地图上的空间。“他要的那些钟点都住在他身上。什么时候渴了，什么时候饿了，什么时候睡，什么时候醒，这些不用⼀只钟表来告诉他。”丢掉了钟表，他的时间不再是分秒针的循环运动。接着是地图：“干嘛要拿⼀张地图，照着上面的名字走。仿佛到这里来，就是为了从⼀个地名赶往另⼀个地名似的。”人真真切切地把双脚踏在地上，应该走向哪里脚步自己会告诉你。就像撒在地上种子，它们自己会找到生长的方向。
随身的外物放下了，就该落到自己的肉体上了：“先是鞋子在脚的⼀些部位上痛，接着是路把⼀段坎坷嵌入他的脚踝”，再是肚子：“脚上腿上的事情没完，肠胃又开始闹起来。肚子鼓着不动”，接着一路往上到了鼻子嘴巴：“咳嗽，打喷嚏，流清鼻涕。⼀咳嗽就好像要连 到肺，连到肺上那座城堡”。走着走着，这一组组症状都消失了，肉体渐渐也成了被克服的东西。难怪古往今来那么多宗教信仰里或多或少都有苦修。
再往前，死亡似乎都是可以克服的。在寄给“我”的信件中，陶一粟写下了对星空对生与死的诸多感悟。这时候，他似乎抵达某种神性的东西。
小说多次描写了在大西北陶一粟有过的一些超现实体验，比如雪崩的预兆，通灵性的狗与牦牛，比如对亡者灵魂的感知。一个人存在于世最多不过百年，而自然和宇宙却存在了很久，面对这些的时候，人们不由得会对时间的尽头和空间的极限产生好奇，并对更为超越性的存在进行凝望，感受神性。告别向雪山行进的陶一粟后，刘书空就是：“她本来不信神，这时特别虔诚地念起来：唵嘛呢叭咪吽，唵嘛呢叭咪吽。不知道为什么，念着这个，⼼就安定了。显然，这个世界并不就是我们知道的这些，还有很多是我们不知道的。”陶一粟找到了什么？语言终究还是人的东西，那些超越人类的东西，属于神的东西，是无法言说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