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神、自然：《众神隐退》中的多元意识和生态意识
一、多元并存：独语下的杂语潜流
在抗美援老的历史背景下书写富含民族特色的奇遇记，并且把小说的题目命名为“众神隐退”，存文学创作的出发点和立意显然是颇具剑走偏锋、以小见大的深远意味。但作者最终的理想旨归在于，人们如果想要真正得到身心的安栖，也仍需葆有生存和生活的智慧，这种大智慧是对历史积淀的中西多元文化的拣选、吸纳和为我所用，同时，多元文明汇聚而成的“和”的精神，则伴随着物质经济的膨胀和个人私欲的扩张，最终指向了个体在世界秩序内的自我约束和面向自然时的敬畏之心。
小说甫一开始，用《悲惨世界》中的警察沙威来类比自己顶头上司的抗美援老工程团团长杨波和躲在小工棚里静心研读《圣经》的民工大庆的身份就引起了人们阅读的好奇，直至小说中后段，作者才以回忆插叙的方式对两位主角的出身背景进行介绍，解答了读者对颇具书生气和理想主义的主人公言行的困惑。在主人公的哈尼族人身份之外，作者增加了与现实社会接轨的世界公民的身份，从而在为本土叙事带来更广阔的公共视野的同时，也借助身份特殊的主角所提供的观看与体验视角，为小说叙事提供了集结多种文化话语的便利。因此可以说，这首先是一部关于如何说话的作品，或者说是一部在时代巨变中探讨社会杂语的作品。在小说中，读者可以借助主人公大庆、杨波等人的眼光，看到在抗美援老的边境土地上，各种土著话语、基督教或佛教的宗教话语、儒道精神和政治话语的相互交织，多种修辞、观点、立场的相互碰撞却又和谐共存，并经由作者的转述，呈现出光怪陆离却优游不迫的叙事氛围。
俄国文论家巴赫金认为语言本身就是在服务于参与性思维和行为中历史地发展起来的，因此“语言更适于表达具体实情，而不是纯粹的抽象逻辑因素。”巴赫金的话语理论虽然是在哲学美学的范畴内展开，但对于社会学哲学视域下的文化生态观却同样具有启发意义。具体到小说话语的表述中，存文学对独具特色的地域景观和人文风情的表达一向是极为擅长的。这不仅体现在他对地域性特色语言的运用和对地方风俗人情的描绘上，同样也体现在他对自然、质朴、鲜活的民族性格的刻画方面。就民族语言和人文传统的表达而言，不仅仅是哈尼族，对于所有存续一定古老传统的游牧、农耕民族而言，他们的口语表达习惯都沾染了大地自然的气息，展现出与其他土著民族所不同的乡土风韵。因此可以说，对土地山林的表达、对人与土地山林的关系的表达就成了哈尼族乡土话语表述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仅是对大地之上的生存之道的强调，而且就连人在现实社会中的生存之道，也往往要用充盈着自然泥土气息的譬喻俚语来形容。譬如在大庆奶奶刘伊亚牧师的口中，所有对于时局的饱含智慧的预判总是通过贴近自然山林的俗语和家常话来表达。而在大庆与娅檀相识之初，催生并推动两位年轻人心神激荡的爱情奇遇的也是源于古老的阿卡族与森林蜂王之间的神秘契约和自然密语。工程团团长杨波虽然是受过精英教育的高才生，但他在履行照本宣科的宣讲任务和排解矛盾时，也时常要借助与自然相关的俏皮又生动的譬喻，才能获得人们的理解和回应。有意思的是，这些充满“土味”的俏皮话显然又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以一种看似平行的、富有生命力的原生态文化有意无意地构成对其他话语微妙的补充、解构和重建。此外，作为原始巫术活动的存留，班海寨尔车大贝玛传授给女儿的各种与大自然进行对话的咒语经文、用来预知灾难保全族人的鸡卦占卜等，也都体现出神秘独特又合乎情理的民族特质来；就民族性格的刻画而言，哈尼族和与之同源同根的阿卡族的自由、淳朴、天人合一的民族性格，则通过作者对大庆、娅檀、刘伊亚牧师、加坡寨老等代表人物的刻画得到生动、深刻的塑造。相较于成熟文明社会中的族群，这些生活在云南偏远地区和中老边境的少数民族在根本上与大自然有着共同的天然的亲近，显示出一种原生态的生命活力。但同时，由于其族群生活环境和文化背景的不同，不同族群之间又显示出具体的差异性来。其中，以娅檀、加坡寨老、尔车贝玛等为代表的阿卡一族，一方面传承了古老的部落巫术传统，保持着与森林万物之间密切而平等的交流——尤其是女主人公娅檀，她健康、纯粹、聪慧、充满活力，某种程度上可被视为森林文明的化身。小说结尾处的祈愿虽然美好，但班海寨森林的满目疮痍和荒凉仍说明了古老部落文明的落幕和自然之神的退场；与之相比，以杨波、大庆、刘伊亚牧师等为代表的哈尼族则在时代的巨浪中显示出既坚守传统又兼容并蓄的民族性格来。和娅檀等人的土著气质不同，大庆、杨波等人虽然身处云南偏远地域，却自幼接受了现代文明的洗礼，甚至同时受到基督教、佛教、老庄、孔孟和外国文学等多种文明、文化的智慧熏陶，颇有海纳百川、为我所用的味道。
可见，作者借助本土文化叙事身份，一方面通过原生态的质朴传统和复杂的文化面貌与主流话语发生对话，从而提供看待世界的新的多重视角；另一方面又面向更为古老、保守的异族文化，以一种充满好奇的目光打量和记录充满猎奇性和新鲜感的阿卡族风情，从而在多重对话中确立本土书写的文化特性和时代特征。同时，作者也意在通过对多重话语的记录和对具有包容思想的新时期主人公形象的塑造，彰显人性独立之可贵，而文明的多元共存也正是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真正步入成熟的标志。
二、精神同构：对生态中心主义的弘扬
存文学借助人物之口付诸的佛陀箴言、基督信仰，以及老庄、孔孟之道等杂语之所以能够毫无违和地融合在一起，原因在于作者的关注点在于凸显这些理论的共同交汇之所在，即“和”的精神内核。这种“和”的精神在小说中或体现于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共存的倡导，或描绘出人与自然生命的平等对话与循环共生，或标榜了思想与思想、立场与立场的包罗万象。如果说在小说的前半部分，作者对文明的多元共生的倡导着重体现在对人类社会多种思想、文明形态的理解、接纳和包容，那么随着小说创作的深入，作者的着墨点则自然过渡到对人类文明与自然文明之间的和谐共生、相互融合的同构关系的倡导。
对自然生态风光和自然神秘魅力的描写是地域性文学创作中常见的主题，其根源在于少数民族在长久的游牧、捕猎等传统生活实践中逐渐建立的对自然既亲近又敬畏的亲缘感。这种情感源于上古时期的巫术文化，同时又在代际传递的实践经验中得以加强。对自然伟力的神秘信仰在小说中也同样有多处体现，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文明所经历的从巫术到宗教再到自然科学的转变，其实也昭示着人的位置在整个世界关系结构中的不断调整和变化。
正如法国人类学家列维·布留尔所说，人类祖先对于自然的理解在于他们无法区分遵循必然律的实在体系和“精神的”实在体系，因此人们时常感觉自己“被无穷尽的、几乎永远看不见而且永远可怕的无形存在物包围”，而这种万物有灵的信念必然使他们将人与自然视为同一个整体世界。到了科学文明时期，人类社会对自然科学和工具理性的高扬大大拔高了人在世界整体性结构中的地位，甚至有时将人本身抽离至自然秩序之外。但就地处偏远或经济落后地区的少数民族而言，虽然外在世界弘扬科学思维和工具理性的声浪已经逐渐冲破了民族文明的界限，但在古老的寨子里仍然同时延续着老一辈人视自然为生命同构之物的古老传统。于是，围绕生态美学所进行的叙述就成了地域性写作中很难规避的特色内容。而对于处在古老的阿卡族巫术传统、现代革命话语、经济改革浪潮等多重漩涡之中的主人公大庆来说，他看待民族和世界的目光，其实就象征着个体在面对传统与现代、自然文明与科学理性、人神同构与工具理性的多重冲突时所采取的态度、立场和选择。
在小说中，作者首先借助对地域性自然景观和文化景观的重笔勾勒表达自己对自然文明的重视与尊重。就文化现象的缘起而言，地域自然景观会影响并促成地域文化景观的形成，并进一步在地方民谣、史诗、文化传统中得到体现。在大庆的历险奇遇中，不仅仅是他所目睹、耳闻的娅檀采摘蜂蜜的密语仪式体现出了阿卡人文化传统中的“树神”崇拜情结，当地哈尼族和阿卡人张口就来的民谣、歌曲也都饱含对自然的亲近依恋之情。小说通篇的叙述节奏和表达语气都呈现为一种不蔓不枝的从容氛围，即便是对某些紧迫场景的描绘，也往往透露出一种“轻叙述”的美感，仿佛是一盅云南的老茶，烟气缥缈，既素朴从容又诗意雅致。
其次，在客观描述了地域自然、人文风貌的基础上，作者进一步借主人公的视角弘扬了自己所秉持的生态文明观。这种生态意识一方面体现在贯彻小说始终的万物有灵的生命平等观和人神同构的生态中心主义立场——前线女记者为救助动物而牺牲、团长杨波因被战乱惊死的小鸟而倡议减少烈性炸药的使用、尔车家族对带头骡子发起的感恩仪式等都表现出作者所秉持的人与自然众生平等的态度。而在工程团遭遇美军飞机突袭之时，鸟群的骚动更是多次帮助他们脱险，这种充满想象力的奇幻异象不仅构成了富有本土山林特色的地方景观，也进一步强化了作者所提倡的人与自然同构、共生的生态主义立场；另一方面，小说中的生态意识还体现为对人性的自由与野性的弘扬。这种自由奔放的内在生命气质是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族人的独到天赋，小说主角们不仅歌颂山川河流、日月森林，与草木鸟兽保持着平等的交流，互予恩惠、共生共存，更崇尚对原始人性的尊重和守护，或者说是在捍卫着一种对“天道”的质朴本真的理解。他们对本土传统的坚守和对异族传统的包容，都体现了有远见、有智慧的个体对真实人性的本能的肯定。
最后，作者所提倡的生态意识更是伴随着时代的变革与文化的交融，呈现为一种颇具时代忧患意识的整体生态观，即在发展视野下对循环生态意识的弘扬。对于像存文学这样颇具全局眼光，长于借乡土视角来看世界、思考个体与世界之间关系的成熟作家而言，田园牧歌式的书写风格既是他在探讨宏观问题时所选择的切入点，又是其书写区别于其他同类型作家的重要标志。正如作家本人所说：“我一直在探索创作的大突破，在思考创作如何与世界文学接轨，我认为，民族作家注定要表现乡土，表现这土地上个体生命的命运，但不是浮光掠影似的描写，而是透过表层，挖掘民族及人类共同的东西。”正是在这样的追求下，存文学一方面紧密把握和感知哈尼族与脚下这片土地天然的血脉联系，另一方面则在日渐开放的时代文化语境中找到了用地方表述对话世界的最恰当方式，即通过对时代变迁中的自然与人的关系的观照和反思，在乡土与世界之间重新建立联系。在存文学看来，随着现代科技和文明对原生态世界的打破，古老淳朴的自然信仰也日渐面临坍塌和破碎。那么，在新的时代语境下该如何重建人与自然之间的信任，就成了作家不得不面对和思考的问题。事实上，新世纪以来的乡土小说多在不同程度上展现出复归自然、正视自然伟力、调整人与自然关系的多重叙事维度，而存文学更加借助本民族与自然世界之间得天独厚的亲缘关系，以富于地方色彩和时代特点的笔触探讨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的毁灭与重建。在小说中，作者曾多次借对民族习俗传统的书写传递古老村寨所延续的自然生命体系的循环、更新观念。结尾处，作为森林女神象征的娅檀和代表现代文明洗礼的大庆的最终结合和新生命的延续似乎体现了作者对现代文明与自然文明相互和解的殷切期盼和乐观态度。即便人类自我觉醒的路途尚且漫长而艰难，存文学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记录和对人类命运的思考仍然为当代人保留了一方冷静思考的空间。从乡土情结到对生命循环体系的思考，从个人奇遇到对人类整体命运的忧思，存文学以其饱含时代忧患意识的笔触，为读者勾勒了一幅韵致深远的人文历史画卷。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