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见的《海南岛传》:人文历史写作的佳构
目前为止所有写海南岛人文历史单本著作中,孔见的《海南岛传》无疑是一部出色的佳构。这部书的意义不仅限于海南一隅,对于如何书写一个地区的人文历史,作者提供了一种有借鉴意义的实践方法。
《海南岛传》的写作,由于历史的加入,使得作者比较突出的文学、哲学长处,又有了厚重历史的依托。文中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得益于作者写小说时塑造人物的技巧,也得益于他写散文时犀利俊逸的文笔,更得益于儒释道方面沉潜的功力,第一次完成了文、史、哲的“三位一体”。孔见一直不满意当代文学受“翻译体”影响下的“纯感觉描写”,他以为缺少思想的观照,较少回味。这本书的写作更像是回溯中国传统文化人的写作路径,并在新时代下与时俱进,有所发明。
一个地区到了特定的时间,一定会寻找“身份认同”。对海南岛的书写,古往今来,也费尽学士才人们的心血,就是海南建省30多年来,这样的写作也屡见不鲜。但是客观而言,不少历史研究学者、写作者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他们还沉浸在对一草一木不放过的“田野考古”式的描述之中,缺乏精辟的思想升华;另有一些著作则多少有些玩弄概念游戏,缺少生动的历史细节,也缺少独到的发现。尽管孔见此前的写作关涉历史之处并不太多,但这部《海南岛传》说明了他其实是一个极具水准的历史领域的开拓者。这当然与《海南岛传》是其立志、发愿之作有关,他不愿将此书写成可有可无的应酬、应景、应制之作,因此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与古人对话,在广泛占有历史材料并细心甄别的基础上,做出了大胆的取舍。总体而言,作者做到了详略得当,论述精赅,具备了一部“良史”的诸多优点。他不像有些历史写手盲目采信民间历史传说,而对地方志、家谱族谱等第一手资料下了大工夫;也不像有些学者呆板地无视传说,他从不放过民间传说的生龙活虎,但也不陷入“怪力乱神”的虚妄,而是有判断更有操守,在历史本质的把握上堪称精准。
海南岛的历史从来不仅仅限于海南的范畴,无论是与中原文化的几千年的融汇、互动,还是作为海上丝绸之路上重要支点与外界的联通,对海南历史的书写,显然要有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通识。在这方面,孔见的《海南岛传》做得颇为到家。对于一个地区历史文化的挖掘,时时处处体现出文化史、思想史的高度,在我看来,这其实是此前所见各地人文历史写作中所不太具备的。尤为可喜的是,孔见在对与海南有关的历史文化人物的描述、评论,主要写其海南经历,但也以相当多的篇幅兼及其“全人”,这样一部海南岛史,实在是分量十足的。例如孔见对苏轼的书写、对海南文化传承宋文化的论述,都有令人惊喜的发现。当然,关键还在于孔见这样的人文素质包括其丰富经历,并不是很多人文历史写作者所能具备。但是,既然孔见创造了这样的标高,则我们不妨也张扬一下海南人文历史写作者的自信,就像当年的白玉蟾、丘濬、海瑞等琼岛先贤一样,在他们坐享海南的地利、又吸收了中原文化的精华之后,开始了海南文化向外输出的过程。今天,曾经领改革开放之先、又拥有世界最大自贸港的海南,回首历史,比如黄道婆、下南洋、“十万人才下海南”等等,也曾经走在时代的前列,为何不能于当代人文历史写作方面,也于全国同行中领先一步呢?
从《海南岛传》结构而言,孔见对宋以前海南人文历史的叙述是比较简要的,但简要不是简单,而是精练。在篇幅不长的起始篇章里,由地理而人文,写下了对海南岛原始居民黎族的印象,写了台风、洪水等海南岛上难以抗拒的灾难,并感慨“在这座风雨飘摇的孤岛上扎根,是件多么艰难的事情,而正是这种艰难险阻,造就了黎族人坚韧、彪悍的性格。后来的人与他们交朋友,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从“伏波将军的白马”到“母仪天下”,写了海南岛进入中国版图到真正地纳入国家治理体系的过程,时间跨度从秦汉到隋,主要人物是路博德、马援两大伏波将军和巾帼英雄冼太夫人。
在“千年流放史”中,作者不限于写海南的流放史,还回溯了中国从尧舜禹时代开始的流放史,通过整体历史的观照,极大地加强了一地历史文化书写的厚度。从宏观视野为主的“千年流放史”,到“生度鬼门关”着重写杨炎,再到“渡琼先祖”“命运的抛物线”写王义方、韦执谊、李德裕等,以及“苏东坡:死透了的大活人”“从五公祠到盛德堂”写李纲、李光、赵鼎、胡铨等,都在书写对海南文化影响甚大的贬官。东坡居琼仅仅三年,孔见却为他写下三万六千字,占了全书的十分之一。这是出于苏东坡之于海南的重要性和这个人物的丰富复杂性的考虑,苏轼给海南历史文化树立起一个标高,孔见通过对他的解析向中华文化致敬。
在苏东坡创造了中国文化高峰的宋代,海南同样迎来了最重要的一次移民潮,并从根本上塑造了自身的文化根性,这就是本书第13章“衣冠南渡:从闽南到海南”的内容。孔见不仅拉开历史的广角镜,将五胡乱华的“永嘉南渡”、安史之乱后的“衣冠南渡”与靖康之变后的南渡逐一呈现,并且揭示出这第三次南渡,也是与海南关系最密切的一次南渡的文化史上的意义。“此次衣冠南渡,一直持续到蒙元占领中原、南宋灭亡为止,时间之久,规模之大,超过以往的两次。南方的人口从此超过北方,南方的经济文化因而变得郁郁葱葱。自此,中国形成了政治中心在北、经济文化中心在南的格局,并且延续至今……倒是南方以及南方之南,保持着汉文化的某些遗韵。”“尽管自然地理上,海南与广西广东临近,历史上也先后归属于两广,但在人文地理上,海南是闽南文化的一个单元。更准确地说,海南文化是宋朝文化的余脉,属于汉文化较为纯粹的一条支流。”这是否为孔见的独见不好说,但肯定是本书最富有创造性的思想之一。此后,在“儒学的补阙与践行”“利玛窦的中国朋友”“憨山大师与琼州大地震”这几章里,孔见写了丘濬、海瑞、王弘诲、许子伟等明代海南士人的形象。
进入清代,海南社会经济文化总体不比从前,尤其历史文化名人的质量大大降低,因此孔见也很少再用个体肖像的描绘,而是更多群像的勾勒,像“清代诗人的生活”一章,角度颇为新颖别致。“海盗与烈女”一章内容此前较少有人关注,从中也可见出杀伐动乱之气渐重。孔见以岛人的身份现身说法,其实也是吁请人们对岛民心理和性格予以更大程度的理解。
这风云激荡之势,在本书的最后几章里,体现得十分充分。“一个显赫家族的发祥”写的是某种程度上主宰了现代中国史的宋氏家族,“革命的行者”主要写张云逸大将兼及周士第将军,“冯白驹与娘子军传奇”写了琼崖纵队“23年红旗不倒”,“小镇上走出的将军”写了文昌的近200位将军中的几个典型,“洗不清的罪恶”一章是对侵略海南的日寇暴行的血泪控诉。面对这几十年历史沉重和激越交响的基调,作者的笔法是冷静客观的,也是富于人性的。
正如作者自述,“本书首先是一部史传,然后才是文学作品。”总体来说,《海南岛传》史识高明、脉络清晰,详略得当、意蕴丰厚,笔法犀利、文辞隽永,是一部常读常新、愈品愈醇的佳作。
(编辑:moyuzh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