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海燕小说集《单双》：行走的肉身和飞扬的魂灵
女性的写作时常被誉为“来自地下的声音”，这种被压抑的声音往往是因为女性自身的孱弱、自卑乃至迷惘所致。《如梦令》是非常写实的调子，那个带着理想主义梦幻色彩的喻言在现实生存中进退失据，在卑微的人生中苦苦守护自己的身体和情感，然而却不得不面对庸常的戏谑与嘲弄。方理对于身体直白的欲求和对于喻言小心翼翼的情感是坦率的，但缺少的是对于喻言情感和品性的理解和尊重。刘思带着浓厚的70后经济适用男的气息，他抓着一丝1990年代理想主义的尾巴和喻言的懵懂天真不期而遇，然而恰恰是那一场似乎注定的性事败坏了彼此的身心。《秋分》是更加现实版的女性心灵破败史，我们似乎无法理解一个纯良的少年如何极快地堕落成近乎无耻的男人，而一路倾心相伴的少女则在命运的诅咒面前日渐凋零枯萎。《亲爱的妹妹》中的妹妹则退去了喻言、柳卡良家的纯良和温顺，带着某种不屑和任性打理着自己的生活。然而，这种放低精神情感底线的女生遭遇的依然是男人处心积虑的欺骗，从一个骗局到另一个骗局，最终落得遍体鳞伤。《无事》是写女人心性的，心智粗疏野蛮的男性是不可能理解女性自尊的。《寻找激情》摹写了女主人公无法安置肉身和灵魂的窘迫和尴尬，因为对于欲望莫名的恐惧却导致了对于放纵肉身的依赖。女主人公在分裂的肉身中辗转留恋，无论是激情欲望的沦陷还是对于欲望本身的恐惧，都在物是人非中显示出某种幻化与虚妄。只有五峰茶成为某种沉淀下来的记忆，让女主人公淡定下来，坐在山上品茶抑或神伤。
海燕的这些情感类型的叙事无疑带着一个逝去时代的伤感，那些带着对于身体欲望羞耻感的女性们犹如泛黄老照片上的模糊影像，时隐时现，却烘托出当下颜值当道、肉身横行的城市妖孽们对于身体的消费和滥用。海燕的这些小说摹写了乡土童年孕育的少女们朴实却逼仄的身体经验，在城市物质主义逼压下，这些非城市孩子们怀揣着乡土伦理规范的贞洁、良家和做一个好女人的美好愿望，同时又被时代物质主义裹挟，迷失在急遽嬗变的城市森林里。乡村的心灵退让给都市享乐的肉身，身体的沦陷和伦理的坍塌一起毁灭了乡村少女的质朴与纯真，似乎，这就是1990年代到新千年之间，无数从乡土进入城市的中国女性最真实的内心独白。在她的这些小说中，女性意识主体性表达是身体，她笔下的身体越过了性、政治，也没有在罪恶感上停留，却始终带着“羞耻”的暗示——女性主体意识的身体和羞耻纠缠不清，正是这份对于身体“羞耻”和肉身沦陷的慌张，让乡土伦理和都市欲望进行殊死抵抗，以女体呈现的方式言说了中国社会历史转型时期，女性意识成长的隐晦、曲折与荒谬。
小说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成为海燕一部终结自己青春期的作品。对于一个女作家来说，伴随着对于女性主体意识觉醒，情感和心理认知更为成熟，由此写作路径的变化也非常自然。自2009年之后，私人经验或者说个人主体性叙事在某种程度上闭合，海燕更多转入了非个人化经验的叙事，以更多维度的生命和情感体验进入当下和历史，这种体验更加关乎群体、社会、人伦与风俗，在更大的时空维度上呈现一个时代整体性的精神情感特质。
记得伍尔夫在《一间自己的房子》中杜撰了一个牛桥大学，以此说明妇女在以男性为中心的高等学府遭遇的不公平待遇，而玛丽-贝登则代表着徘徊在牛桥大学之外不得入的女性们。于此同时，玛丽们还在大英博物馆看到由大量男性作家撰写的论述女性的作品，某些教授认为女性的智力、体力和道德均低于男性。这些政治上非常不正确的观点，其实在现代日常生活中依然流行。在中国当下的现实语境中，现代化大城市优质“剩女”越来越多，与此同时，“看脸”时代的众多女性已然不再讨论牛桥大学和玛丽们的存在。
女性的困境大抵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经济上的，一是法律习俗的。在现代社会，如果女性实现了自身经济的独立，且在法律和习俗层面获得了相当大的自主权利，那么女性的困境无疑会更大程度地从外部转向自身。日常性的平庸、滞重会侵蚀着人的激情与活力，然而时间的悠长安然也会打磨焦躁不安的心性。一个真正成熟的现代女性无疑能够在日常性中蜕变成为真正独立的母亲、妻子和女人，从而在现代日常性中构建自身的主体性精神。伍尔夫曾经说过：“成为自己比什么都重要”，女性精神主体性建构无疑是一个漫漫长途。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