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中国当代文学之“道”——贺绍俊论
流金岁月，批评双打
1983年，贺绍俊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文艺报》理论组工作，与他一同分配到理论组工作的还有复旦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潘凯雄。两人一起工作，也一起研究探讨有关文学批评的诸种问题。某天，他们中的一个将两人有关一个话题的讨论和争论形成了文字，因内容是两人讨论的产物，就署上了两个人的名字，这是二人最早合写文章的开端。如果说这一开端是无意为之，后来的“批评双打”则是有意为之了。他们在讨论中都愿意听到补充、修正，甚至反驳的意见，通过讨论让思想更加完善和成熟，“批评双打”就是在这样一种讨论中展开的。贺绍俊与潘凯雄的“批评双打”主要集中于文学批评的建构、理论研究与探索、重要文本分析、文学理论与创作问题的论辩。30余年后，二人将这些文字结集为《批评双打——八十年代文学现场》（1）出版，出版时除修改了几处错别字外，其余一概保持原样。
“批评双打”中最具理论含量与思考深度的是有关文学批评学的建构与论述。在他们看来，文学批评学作为一门科学，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它所研究的对象文学批评本身是一种科学的事实；二是它对这一事实的研究是一种科学的方法。而通观我国的文学发展史，这两方面都有欠缺。分析原因后，二人指出我国的文学批评表现出的特征，对我国正在建设中的有关批评本体论、批评方法和批评家的研究勾画出了一个粗略轮廓。这种对于文学批评学的基本研究在1986年的文坛显得尤为可贵，因为对文学批评学的科学性建构的探讨、内部概念和范畴的确立和发展是建设、完善文学批评学的重要基石。在此基础上，论者对文学批评学的基本问题进行了系统性研究，提出了“批评场”的概念，对批评的本质性问题进行了理论阐释。
关于新时期文艺理论批评的整体性问题及文学创作的重要现象与问题的研究文章约30篇，是贺绍俊与潘凯雄“批评双打”中比重最大的一部分。他们对新时期文艺理论批评的新调整、文艺理论批评群体、青年批评家群体、文学批评进一步发展的起点、文学史的构架及其基本规律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析。较为难得的是，二人对其时出现的文学现象的负面问题敢于直言，比如有关20世纪80年代末文坛的一些畸变现象的批判，包括所谓的“骂派”批评与人身攻击、“新潮”文学的问题、趋时媚俗的问题。他们强调，从事文学创作与批评的人更应该努力确立自己在精神上的独立品格，也就是知识分子意识，我们缺少的，还需要从我们自身去寻找。
贺绍俊与潘凯雄当时的文学批评激情和努力还表现在对重要文本的细读分析上。《批评双打——八十年代文学现场》一书中的文本分析涉及莫言、马原、王安忆、方方、池莉、林斤澜、孙春平、朱晓平、梁晓声、孙惠芬等作家作品。在对这些作家的文本进行研究时，二人并不一味赞赏，而是对其意义和价值进行探析，对其问题也会直接面对并指出，这也符合贺绍俊一贯的“有好说好，有坏说坏”的批评原则。
二人论辩是贺绍俊与潘凯雄“批评双打”中对话性最强的一部分，也是最能体现出二人思想碰撞与统一的部分。其中有文学理论批评整体现状、文学的位置、文学市场和格局变化、长篇小说创作与理论、类型文学创作、新时期文学“向内转”“重写文学史”等问题的对话等，这些对话呈现出二人当时思想之活跃，目光之敏锐，有些理论问题的探析在今天仍然具有启示性意义。
贺绍俊与潘凯雄的“批评双打”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的一段流金岁月的缩影。那个时代的中国文学逐渐走向开放、多元，而从事文学活动的初衷大都比较纯真。促成“批评双打”的外在条件是：“自由的意志、平等的讨论、真诚的对话和互补的思维方式。这一切，应该同时也是80年代文化精神的重要内涵。”（2）可见，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精神给“批评双打”现象提供了滋生的土壤，而“批评双打”现象反过来又成为20世纪80年代文学现场的一个缩影，这些文字对今天的文学批评，对20世纪80年代文学现场的研究均有很大意义。
性别研究的温和掘进
贺绍俊早期非常关注文学中的性别意识，先后编选过两部爱情与性恋小说选集，出版了一部有关性爱的研究著作。与林为进合编的小说选集《贞女》的封面上有一行字：爱情小说新作选，其中录入了贾平凹、古华、张贤亮、郑万隆、刘震云等作家的九篇爱情小说。贺绍俊在前言中指出，这些爱情小说不乏上乘之作，这是人道精神得以张扬的可喜成果，也是一种勇敢的艺术探索和突破。与潘凯雄合编的《伊甸园里的躁动——性恋小说选萃》中，有先锋作家莫言、格非、洪峰等的小说，有新写实作家刘恒等的小说，也有王安忆、朱苏进、杨争光等的小说共11篇，将这些不同风格的作家作品选在一起的原因是这些小说所代表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作品在反映性恋问题上的新突破，是中国文坛上此前出现的许多涉及到性问题的作品中颇具代表性的。
正是在大量阅读了爱情与性恋小说的基础上，贺绍俊与潘凯雄对性与爱的问题进行了理论探析，合著了《性与爱的困惑》。（3）这部书被上海文化出版社列为“五角丛书”第七辑之一。这套丛书在当时很受欢迎，多次获得全国畅销新书奖。《性与爱的困惑》并非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著作，而是从文化的角度研究性爱与爱情的关系、人的本性、女性、性与爱、性与善等问题，论据涉及古今中外文学中的经典爱情小说。在贺绍俊看来，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更多时候，人们往往无视性欲和爱情之间的微妙关系，只是一味地肯定纯粹的爱情而否定人的性欲。很长一段时间内，柏拉图式的爱情成为一种典范。故从人的本性的角度来谈性爱问题，以期读者能以严肃的态度去读小说，通过阅读了解社会人生，陶冶自己的心灵，树立起新的爱情观。
从事当代批评与研究以来，贺绍俊一直对女性文学较为关注，研究了当代文学中的许多重要女作家，其女性文学研究不局限于表层，而是有自己的研究立场和思想。贺绍俊认为，必须对女性文学研究去伪存真，强调性别差异，因为只有“性别分析”才称得上是女性主义的学术基石，它对于女性主义、女性的主体与身份意义至关重要。从性别差异的分析出发，贺绍俊将女性文学研究划分为三个递进的层次，认为女性文学研究的最高层次要在研究的基础上，建构性别差异的文学理论。（4）这显然是一个女性文学研究的宏大目标，若能实现，即是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研究的新理论与新方法的实现。
更多时候，贺绍俊并不去刻意强调自己的女性文学研究观念，而是用自己的批评与学术研究去躬身实践，林白、张欣、范小青、孙惠芬、林那北、葛水平、须一瓜、鲁敏、周瑄璞等作家都是他研究的对象。当然，由于兴趣、时间、精力所限，任何研究者都不可能将每一个研究对象都以学术专著的方式进行论述，贺绍俊也一样。在作家专论方面，他长期专注于铁凝研究，写过大量的铁凝研究文章，并出版过《铁凝评传》，这是中国当代第一部对铁凝进行整体性研究的专著。贺绍俊在研究时并不刻意强调铁凝的女性身份，而是对她的三重身份统一研究。“她在人格统一的前提下，保持着自己的三重身份角色，这三重身份角色分别是：政治身份、作家身份、女性身份。”（5）贺绍俊知人论世的同时，将理论阐释与文本细读相结合，对铁凝深入研究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将铁凝放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大背景之下来观照，认为铁凝的写作“实际上起到了将启蒙叙事与日常生活叙事这两种叙事传统融合为一体的作用”。（6）这对于相当长的时间内被二元对立模式主宰的文学界有着独到的意义，尤其是新世纪以来，世界文化思潮出现了一种合作、对话与融合的趋势，这也是重新解读铁凝的写作和阐释铁凝的意义的新路径与可能性所在。
贺绍俊关于女性文学与女性文学研究的态度，可以用他自己的一篇小文章题名来概括，即“温和的女性主义”。（7）他特别欣赏那些有理论支撑的性别意识的女作家，因为她们能自觉地以女性主义理论升华自己的性别意识，这是一种温和的女性主义，也是一种现实主义的女性主义，即在现实中可以操作的女性主义。因为女性面对现实复杂性时同样需要策略，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问题。
真诚：批评的伦理
任何一个成功的批评家都会有自己的批评伦理。贺绍俊将“真诚”二字当作文学批评家必须恪守的批评伦理。“所谓真诚就是说对文学批评是抱有真诚的态度，是期待通过文学批评达到弘扬文艺精神的目的，是要用文学批评的方式来传递真善美。”（8）文学是“众用之基”，要让文艺的正能量发出火光，就要重提文学的真善美。“只有‘真善美’才能点亮我们内心的灯。”（9）强调批评的伦理，是为了让批评能够成为真正的文学批评，尽量减少非文学的因素伤害到批评的实质。真诚意味着有一说一，言之有据。强调真诚，不是说批评只能说好，不能说坏，而是要有好说好，有坏说坏，越是真诚才越有信服力。
在贺绍俊这里，真诚和以下几个词语相关：真实、善意、同情心。真诚的批评要真实，不说违心的话语。真诚的批评有要善意，即便是最尖锐的批评、最刺激的批评也应该是带有善意的。批评不能一味地说好话，即使倡导否定性批评，也同样需要恪守文学批评的伦理，需要善意。一个批评家抱着真诚的态度进行否定性批评时，也要遵循着对批评对象的最小伤害原则，这就意味着批评要有一种同情心。批评的伦理不光指真诚，还有更多的内涵，在批评公信力日益下降的时刻，强调真诚的批评伦理显得格外重要。
遵循着真诚的批评伦理，贺绍俊在从事批评时向来以真诚要求自己，也以“真诚”二字来衡量与评判研究对象。最典型的是他对李云雷的评论。李云雷是贺绍俊欣赏的青年小说家之一，他把李云雷的小说称为真诚的小说。之所以这样界定，有三个原因：李云雷对文学的信念是真诚的；李云雷把小说写作当成了反省自我的一种方式；李云雷的小说有独特的文体方式。无论李云雷以什么样的方式写小说，他始终是以真诚作为小说的底色。当下环境中，能真正做到文如其人不是很容易的事，而放在李云雷身上却是恰如其分的，“因为有一个真诚的李云雷，所以才会有他的真诚的小说”。（10）与其说这是贺绍俊在研究李云雷的小说，毋宁说是贺绍俊在阐发自己的文学观。
贺绍俊的真诚，还表现在他对真性情的文字的珍重与实践。他曾经主编过一部师友们写孟繁华的书，书名叫《老孟那些酒事儿》。师友们一方面写孟繁华的酒事儿，一方面写孟繁华之为文为人。贺绍俊也写了一篇文章，生动细腻地写出了他对孟繁华的认识，他认为，孟繁华是酒做的，如果以酒论英雄的话，非孟繁华莫属。当然，如果此文停留在对孟繁华酒事的记述上，那会流于一种印象式的泛泛而谈。贺绍俊最终还是将文笔转向孟繁华的学术，他说：“在酒的浸泡下，老孟始终处于豪爽状态中，所以他的学术话题总是特别宏大，他从来不做那些鸡毛蒜皮的学术文章，立论总是从大处着眼。”（11）贺绍俊主编这部书的目的，并非为了热闹，而是有自己的初衷，他认为，这部书中收录的所有文字透露出来的都是真性情，故此书或许能够给当下的文坛带来一点新意，让文学返璞归真。这的确是一本真性情的书，也是一本蕴藏着文坛师生挚友深沉情义的书。“至念道臻，寂感真诚。”贺绍俊评价李云雷的话用来评价他自己也很适合，因为有一个真诚的贺绍俊，所以才会有他的真诚的批评。
文学精神：最根本的宏大叙述
2004年，贺绍俊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重构宏大叙述：关于当代文学批评的检讨》，站在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节点上，提出了重构宏大叙述的理论命题，一时间引起学界极大关注。后来，贺绍俊以此文的题目为题出版了专著《重构宏大叙述》，重构宏大叙述成为他的代表性学术观点之一。宏大是一种文学精神，亦可用来概括贺绍俊的学术追求与批评格局。
宏大叙述一度被看成文学发展、创新的最大敌人，它包含着一种对文学发展的判断，即创新的文学肯定是消解宏大叙述的文学。贺绍俊并不否认这一判断，但他认为自始至终都包含着对宏大叙述的误读。我们的文学批评并没有因为西方现代、后现代的思想武装而更加底气十足，其功能与影响越来越萎缩。这固然说明西方理论对中国本土的文化和现实存在着不适应性，也说明我们在接受西方理论的过程中还存在着偏差。“文学批评应该为文学的精神承担重构起自己的宏大叙述，这个宏大叙述独立于政治、经济之外，体现出批评主体的独立品格和社会职责。从这个意义上，如果要问什么是宏大叙述，那么回答就是：文学的精神承担就是最根本的宏大叙述。”（12）将宏大叙述与文学精神的承担直接关联，是贺绍俊长期批评实践基础上形成的独特判断，彰显出贺绍俊的学术敏感和理论自觉。贺绍俊敏锐地意识到重新整合文学精神、重启思想能量的必要性。重构宏大叙述是改变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现状的途径之一，而非“十七年”那种旧的宏大叙述。强调宏大叙述的文学精神价值，也是重建文学精神的重要途径。
贺绍俊由此展开了当代小说的民族精神研究，一是研究民族精神对人物塑造、思想主题开掘和深化等方面的影响，二是对“重建”的阐述。这是坚持中国文学本土化，更好地利用和开发民族资源的理论探索，“重建民族精神，也就成为这些年来我进行文学批评时的一个基本的切入点和学术目标。我发现，民族精神与其民族的文学精神具有内在的关系，民族精神的生成、消长和发展状况，也是该民族的文学发展的决定性因素”。（13）《建设性姿态下的精神重建》一书就是对当代文学民族精神内涵的探寻与民族精神的一次重建，堪称贺绍俊不懈探索中国当代文学之道的重要成果，体现出贺绍俊重建民族精神的极大努力及独立而又富有建设性的批评姿态。2014年，此书获得第六届鲁迅文学奖文学理论评论奖。
宏大也可以理解为贺绍俊的批评格局。他著述《中国当代文学图志》，以图志的方式重新书写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他主编《辉煌历程：共和国60年文化发展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文学作品精选》等著作；2005年以来，他几乎每年都要对当年中国的中短篇小说进行研究和述评，编选了大量的年度中短篇小说选本与排行榜，主编了《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1世纪中国最佳短篇小说》以及一些散文年选等著作。这样的工作需要相当大的精力、耐心和毅力，更需要宏大的学术视野与格局，还有系统、客观的评价标准。贺绍俊在做这些工作的同时，对中国当代文学进行了整体系统的研究，写下了《以现实主义度量当代小说四十年》《从激情到沉思间的一脉相承——20世纪80—90年代长篇小说》等宏文，对新时期以来的文学进行了整体性研究。如此对文学精神的追寻和宏阔有力的批评实践，构成了文学批评宏大叙述的基石。
在宏大叙述与建设性的文学批评的追寻中，贺绍俊对批评主体的立场多有研究，他强调批评家的价值谱系，认为批评家在价值立场上的表现取决于他的独立品格，具有价值立场的批评家自然会在文学批评中体现出精神担当，其文学批评实践是为了捍卫文学的尊严和理想，张扬文学的价值，故能够在批评实践中坚守独立思想、独立人格及批评的文化品格，这样的文学批评也就有了更长久的生命力。贺绍俊正是以这样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形成了自己的文学观和批评观，以学术研究和批评实践重建民族精神，重构宏大叙述。
以文学的方式度人，或曰“道”
30余年的批评生涯中，贺绍俊总是心怀真诚与善意，他相信文学最根本的功用是以真善美抚慰人们的心灵。他以《六祖坛经》“一灯能除千年暗”之语来比喻文学作品中的灯与火，认为作家在面对现实的黑暗时，他自己的内心必须点亮一盏灯，这灯只有真善美才能点亮。“文学尤其和宗教有相似之处。宗教是给人提供精神的慰藉的，文学从根本上说也是慰藉人的心灵的，所以好的文学作品应该就是一座精神寺庙。把文学看成是一座精神寺庙，这既是对读者而言，也是对作家而言。”（14）可见，贺绍俊看重的不是当代文学中的宗教书写，也并非希望作家与读者进入宗教的殿堂，而是希望以文学中的宗教情怀来慰藉并洗涤人的心灵。
贺绍俊曾以宗教情怀为切入点撰文论述90年代中后期至新世纪初长篇小说的精神内涵。他指出，所谓宗教情怀，就是在这种终极需要激发下所产生的一种超越世俗的、追寻精神境界的普泛的情怀。文学在重建精神家园的过程中有着哲学、政治、社会机制、知识体系等不可替代的特殊功能，这也是他有意识地唤醒文学的宗教情怀的重要原因。在解读这一时期长篇小说的精神内涵时，能够感觉到宗教情怀的脉动。贺绍俊谈的是那些在普泛的宗教情怀的引发下对精神内涵的开掘，这样的作品中，宗教情怀虽然起到引发的作用，但并不是把人们的思路导入宗教的壳体内，它对人们的心灵慰藉更为纯净。贺绍俊在文章中重点谈到的文本是铁凝的《大浴女》和范稳的《水乳大地》，他认为前者彰显出宗教情怀对俗世的超越，后者则表现出宗教情怀对信仰的支撑。最后，他发出了重建精神家园的呼唤。在他看来，对作家而言，宗教情怀并不意味着导向宗教本身，而是对人性、人生、生命以及人类共享的精神价值理念怀有一种敬畏感、神圣感。宗教情怀对当代长篇小说的精神内涵具有一种凝聚的作用。（15）
在这样一个精神背景下，贺绍俊对当代文学中具有宗教情怀的作品多有关注。比如他对阿来长篇小说的境界的研究，提出《尘埃落定》是“傻”，《空山》是“空”，而《格萨尔王》是“净”，这三重境界的后两重，尤其是“净”，显然是与宗教情怀有关了。“净的境界是与藏民族的精神本质相关联的。”“阿来以一种敬畏之心去追问民族历史的精神内蕴，他在《格萨尔王》中通过对格萨尔王传说的重新解读，力图表现西藏民族精神的实质。”（16）他认为徐兆寿的长篇小说《鸠摩罗什》在一定意义上是布道弘法的一部书。道，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法，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儒道释共同的法。他用“百年度人，清洁内心”来概括杨志鹏的长篇小说《百年密意》，认为杨志鹏以精神觉悟的方法击破世情之恶是可以采取的，佛教在这里就是一种教育方法和清洁内心的方法。
贺绍俊在研究这些具有宗教情怀品质的文本时，是怀着一种与作者共同的态度的，即以文学的方式度人。他在不同的场合和论著中提到，中国文学最根本的精神是“文以载道”，（17）而所谓“道”的理解可以有多种，但从根本上，它是“度人之道”，它承载精神价值的立场是一脉相承的。“文学批评家既以‘文以载道’为宗旨去评价文学作品，同时也以‘文以载道’的宗旨要求文学批评活动本身。在当代，‘文以载道’之道更多的体现为一种人文关怀。人文关怀是对人类生存境遇的关注，对人的尊严和价值的肯定，对人的自由、解放的追求。”（18）贺绍俊的学术之路，就是追求文学的“度人之道”，在这条道路上，他奋力重构批评伦理，重建民族精神。后学如我者，深知一篇拙文难以概括其学术思想与成就，然而，读其著作，了解其人生，尝试知人论世，即是学习的一种方法。
注释：
（1）潘凯雄、贺绍俊：《批评双打——八十年代文学现场》，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
（2）潘凯雄、贺绍俊：《说说我们的“批评双打”》，《中国艺术报》2016年2月3日。
（3）贺绍俊、潘凯雄：《性与爱的困惑》，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88。
（4）贺绍俊：《性别差异了吗？——关于女性文学研究的随想》，《文艺争鸣》2017年第12期。
（5）（6）贺绍俊：《铁凝评传》，第80、211页，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
（7）贺绍俊：《温和的女性主义》，《文艺报》2016年6月15日。
（8）贺绍俊：《真诚是批评的伦理》，《文艺报》2014年12月10日。
（9）贺绍俊：《重提文学的“真善美”》，《文学评论》2014年第3期。
（10）贺绍俊：《真诚的李云雷和真诚的小说》，《文学界》（专辑版）2011年第5期。
（11）贺绍俊：《泥做的男人、水做的女人以及酒做的老孟》，贺绍俊主编：《老孟那些酒事儿》，第13－14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17。
（12）贺绍俊：《宏大叙述：从解构到重构》，《重构宏大叙述》，第9－10页，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
（13）贺绍俊：《建设性姿态下的精神重建》，第2－3页，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
（14）贺绍俊：《重提文学的“真善美”》，《文学评论》2014年第3期。
（15）贺绍俊：《从宗教情怀看当代长篇小说的精神内涵》，《文艺研究》2004年第4期。
（16）贺绍俊：《三部小说，三重境界——阿来的文学世界观一瞥》，《当代作家评论》2014年第1期。
（17）贺绍俊：《寻找中国当代文学之“道”乎》，《还在文化荆棘地》，第11页，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7。
（18）贺绍俊：《当代文学批评主体建构的姿态和立场问题》，《当代文学新空间》，第32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