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平：“我想给你一切，可我一无所有”
无疑，“树洞”是迥异于现实世界的虚拟空间，但这个虚拟空间通向的又是现实人间，是每一个微弱呼叫的单数的生命建造了网络上大大小小的“树洞”，又在这些大大小小的“树洞”存放他们生命的隐秘。所以，我和朱燕玲主编商量，在今年做完了城市、县城、世界、家庭、乡镇等这些盛放我们生活和精神的现实世界之后，做一个“树洞”的主题——致意那些渺小、微弱、隐秘的灵魂，使他们不惮于世界的孤独和恐惧。
也恰恰是此刻，小说家张惠雯给我一篇小说——《关于南京的回忆》。我觉得这是一篇适合藏身“树洞”的长文。小说写一个年届中年的女性回忆少女时代一次暧昧的邂逅，回忆成为一次回望和整理，结果是“忏悔”（这个词来自小说），忏悔可能对一个卑微良善者的伤害。
然后，我邀约文珍参与到这个“树洞”主题的写作。记得当时这样和文珍说：“每个人都有生活的阳面和阴面，有可以示人的、社会的、阳光普照的，也有不可告人的秘密要藏在树洞。”其时，我和文珍还说到城市文学和城市病，说到城市人不只是陌生和寂寞，而且有沉没在黑暗的恐惧和无力，像以前说到的走饭就是一个深度的抑郁症患者。从三月中旬到七月，文珍完成了小说《咪咪花生》。
事先，我并没有告诉文珍有张惠雯的这篇小说。现在这两篇小说放在一起，很意外（或许并不意外？）两篇小说都写到的那种男女——友达之上恋人未满的交往状态，这是情感事件或者事故的临界，至暗时刻，也可能是微光乍现。应该，张惠雯的《关于南京的回忆》就止于此了，男女分手之后人海茫茫再无交集；而文珍《咪咪花生》还有向未来敞开的可能。
可以看看两篇小说具体写了什么？
《关于南京的回忆》，仅就有南京标记的地景和饮食看，张惠雯应该是有准确的南京记忆，无论她和南京之间的相处时间是长是短，她应该是热爱南京的。顺便感谢张惠雯把我读书和工作的学校南京师范大学植入了小说。《关于南京的回忆》写，因为打算跟随将去美国读博的男朋友出国，为了得到雅思成绩，“我”打算在南京这个城市生活三个月学习语言准备考试。我在男友之前来到南京租住房屋安排生活，在一个“不容易产生威胁的温柔的特征”的兼职中介的大学生的帮助下，租到了一处“浸润在粉红或是橘黄的光泽”的阳台的房子。并且，和这个年轻男性有了一段晦暗不明无法定义的友谊。萍水相逢者，能称为我们日常说的友谊吗？姑且名之，这段友谊，始于租房，终于男友的火车到达南京的时刻，在男友下车走到我面前十五分钟之前。多年之后，人到中年，怀想这段友谊，感慨那些对男性发出辛辣评价的中年女性，是因为没有遇到如此真正的好男人，或者说没有被那样的光照拂过。文末点出了一个中心词为“忏悔”，忏悔年轻生活的残忍，对这段友情的粗糙处理。
女性写作者往往谨慎地间离小说和自己私人生活的勾连。有意思的是这篇小说冒险地选择了似真写实的第一人称、女性视角和调性。小说异常诚实地，不厌其烦地去书写了两个男女逐渐走近、走进的过程，甚至不忌讳一切有落入俗套的可能。一次乘错公车彼此有了独处时间，开始短信的私人联系、一起吃了一顿顿的饭，聊无有任何深入可能的天，甚至一起度过一个小区停电的夜，在这里，最庸俗的读者会有两个疑问，一个是期待着发生什么？一个是期待知道什么？事实是，多年以后这段人海偶遇成为作者所形容的“珍品”。抱有八卦心理的读者可能会失望的，他们走向被我们媒体大肆放大都市孤男寡女的归处，即使男性洗澡女性去递送浴巾肌肤有限地触碰，即使共处一夜，小说写男性是有“难得的君子风度”，并认为“我俩共同通过了一场严峻的考验、穿越了一片危险的沼泽地”。小说行则行止则止，是故事该有的逻辑，还是小说家的操控？最终的结果只能是一种。
或者是第一人称向的陈述方式，担忧引发读者对于事实向的猜测；或者是为了维护想象的道德正义。讨论女性写作的微妙节制，这篇小说是一个合适的样本。每个时代女性写作都有“新”，比如今年《十月》和《钟山》都做了新女性写作专题，但女性写作肯定还有一种与生俱来流转不易的。回到前面所说，在现实世界是否可以宽容友达之上恋爱未满的男女临界感情？这对置身其间的男女，以及我们的社会都是考量。诚实地说，我难过的是小说的一个阳台，那是“我”的一个性别区隔也是社会区隔的阳台，可能眺望“他”的居所，却只能连接男友的室内，它容纳了一个年轻女性内心的隐痛和渴望，是扩张的，也是收敛的。脱俗的、没有装防盗网的、有着树影婆娑的阳台，能见到光的地方，“我”曾同他一起喝酒，男友也喜欢在那里逗留，“我”却没有勇气和男友同时出现在那里，因为怕他看到，所以，“我”很清楚地知道，这段命名为友谊的东西是什么。“我”确实应该忏悔，忏悔的中心不是年轻时候的残忍。爱与不爱是个人的事情，但是不爱却取用是令人生厌的。小说忏悔的内容，是在不对等的关系里，对于对方无情的掠夺吗？还是其他？我会想起了黑泽明的《生之欲》中，志村乔唱的那句，“少女啊，人生苦短，快去恋爱吧。”毕竟小说中的“我”有一个体面的男友，“我”和男友还有一个美国梦。何谓忏悔，忏悔意味着时间已然逝去，对于过往也许不自知或者为现实局促造成的有意无意伤害的直面与诚实。在这里，小说是有现实的警醒，或可通向对我们现实和人性的反思和批判。这就是情爱关系其实即权利。“我”的男友是未来的海外博士，我喜欢的人“必须养得起我，让我不至于为生活操劳”。“他是个特别上进的人。”而“他”呢，将近毕业无所事事的大四学生，“他”把仅有的财富：大把的时间、少量的金钱、青年的纯洁（即小说里“高贵的克制”）奉献给“我”。“我”从过去到现在，无时无刻不了然，这是中年时代悼挽和忏悔的前史。“我”后来很幸福，“我”也希望“他”很幸福，作为读者也许恰恰会担心，“他”以后无法幸福，因为人所拥有的是心灵内容，是有限的。“我”担心“他”学会了对于位置高于自己的女性的怯懦谄媚，甚至学会了对位置低于自己的女性的掠夺。毕竟，这就是人性，是成长的代价，我们总是如此被教育。
文珍的《咪咪花生》会让人想到一系列关于猫的疗愈系的日本电影，生活孤寂的人类获得猫的救济的故事，无论《咕咕是一只猫》系列，还是2018年上海电影节放送的《猫是要抱着的》。在我们的时代，猫意味着什么呢？猫是某种网络道德、审美和趣味的最大公约数，意味着迅速甄别同类和引发共鸣的可能。养一只猫，建立一种亲密，期待一种关系，这样的逻辑在这些文本中实现。而文珍的处理，从一定意味上说是对这样的一种形式的极其工整的回应。这篇小说可以轻易地进入这样的一个序列，这个可以被一直延续写下去更长的序列。
好果断，文珍在小说里写“他”是一个“废物”，一个三十楼顶楼孤独的单身独居者。《关于南京的回忆》取用第一人称自觉地屏蔽“他”的某些部分，自然因为屏蔽也解放了读者的想象，甚至会对小说产生歧义性解读。《咪咪花生》的“他”是向读者敞开的。然而，当然不仅如此。我们在这个文本中能看到的是清澈的质地，当然也不仅服务于疗愈性。小说对于“孤独生”“孤独病”的描绘，毫不造作地契合着大时代的背景，个体像天幕中的星子，发出微弱而不熄的光，一日不熄，而一日须在浩瀚的人世努力。小说的男性生命中唯一的期待，是一个已经结婚的、并不那么熟悉的对口单位的女性，她的怡人像活水一样滋润他的身心，他悄然给她命名为“井”。因为井喜爱猫但家人不同意她养猫。他在遇到流浪猫后，收养了它，因为这只猫，有理由给井电话报告猫的情况，甚至有一次井骑车半小时过来帮他给猫洗澡。小说没有在这样一些时刻扩展对于人物心理的过分阐释，你能感受到的是文本的调性的变化。如果读者还能记得在小说的开端，独处的他在卫生间百无聊赖地观察，就能体会到在同样的卫生间，井来到他家，给猫洗澡时，若小说也存在背景音乐的话，此时洋溢的几乎是动人的乐章。后来猫走失的雨天，他在电话里对井的告白构成了小说的情绪顶点，“我喜欢你。我一直都喜欢你。我是为了让你高兴才养猫的……”“我其实一直都知道他对你不够好……不会只有你手腕变紫的那一次……得多用力抓一个人，才会留下那么深的指痕？”人生实苦，生本不乐，而有的苦是无法说出来的，需要不需要说出来呢？在他失猫之后的十五分钟后，那个年轻的女性出现了，“轻拍了一下他肩膀，就沿着马路牙子边走边温柔地喊：咪咪。咪咪”。小说可以是如此轻盈的，尤其是当代都市小说。小说家的能力在于，在这些不甚清晰的朦胧的时刻的停留、耐心地析离出人类情感最珍贵的部分，这些珍贵而微弱的东西在人心与人心之间流动，那部分，他和她是知道的，猫，显然也是知道的。因为猫的名字是“咪咪”。
因此，所谓“树洞”，所谓都市邂逅的男女，无非时代洪流裹挟芸芸众生尤其是都市小儿女们无法敞亮或者无法照亮的部分。具体落在逝去者的微博，活着者的留言，都是微尘。或许对更多的人而言，活着就是失败。问题是，我们的文学不只是捕捉到这些失败者隐隐约约的面影和声音，他们是有着他们的体温和心跳，是一个个活生生在我们时代的人。
“我想给你一切，可我一无所有”，这是廖一梅《琥珀》的半句台词。文珍和张惠雯小说的男女，你和我何尝不是如此呢？文学有时恰恰应该是献给这些时代的匮乏者、失败者、无言者的，为他们保有一个哪怕只能是倾诉的“树洞”。朱燕玲读了小说问我，她们写的是“树洞”吗？是的，确实是“树洞”。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