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频《鲛在水中央》：话语禁忌背后的心理剖视和时代寓言
读罢《鲛在水中央》，可以看到，孙频仍然饶有兴致地在我们面前抛置“难题”。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灵魂剖析之中，“罪与罚”在宗教的感化下获得了救赎意义的神启，双重人格之下的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梦靥终归得以涤荡。而在孙频这里，罪感和正义的交错并不能妥善地缩身于人性一词。这样的一种制衡与反制衡正如《鲛在水中央》所营造的文本结构：编织谎言的惶惶然和拆解谎言的虚无感的并置。“我”在谎言中寻找重塑自己的心灵契机，却又在范听寒的话语拆解之中不断堕入自我圈定的话语禁忌，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拷问命运的回响。
一
从何而来的话语禁忌？
小说在开篇即营造了一种荒芜、暗色的私语空间，字里行间充溢着落魄和死亡的气息。“蜡烛在半夜已经自行燃尽，只在桌子上结下一堆皱巴巴的蜡泪，里面还裹着一只小飞蛾的尸体，琥珀一般。”“那些家具还是我离开时的样子。如同寒潮一夜而至，不及躲避，冰雪下到处锁着栩栩如生的鱼虾尸体。”
“我”在中年选择或者说被迫回到曾经和父母移居的深山之中，过着独自一人归附于自然乃至于“时间黑洞”的隔绝生活。与城镇相离的废弃屋舍所带来的破败感似乎应和着“我”奔波无所获的中年处境，“我”靠着喝酒打发大多数的夜晚，但是喝酒的同时仍在烛光下读书；“我”被裹挟进时间黑洞之中并产生对永生的恐惧感，“失去年龄却又无限地奔走在时间里”；“我”独自面对整座空山，与自然为伴，但是“我”丝毫不敢在仪表上怠慢。死和生，落魄和重生相对置。废墟显影着“我”奔波无依的半生，却尤让我感到亲切，曾经的自己里包裹着已届中年的“我”。
但是“我”依旧在身心归于一方独居的天地时带着一种“置身于水底的感觉”。这是与外在喧嚣隔绝之后带给“我”时空交互错置的感觉。带有两层意味，这如同梦魇般的水既是“我”童年时代自由游弋的海水，又是深山里无名湖之水。童年大海之水所养育的大鱼让“我”敬畏，它们古老而庄严，像人类始祖；而无名湖水幽深而恐怖，在湖底石头之下的隐秘成为了“我”命运的心咒。
正是这一心咒让宿命的预言和罪感不断浮现。“后来我一直相信这面湖就是世间留给我的一道缝隙。”“平静的湖面下存在着另外一个丛林，有植物，有动物，也许在这样的湖底还有一位维护秩序的统治者，类似于龙王或者水妖。”
在整篇小说当中，推动叙事发展的是“我”和范听寒以及范云冈之间呈现出层次递进关联的多次会面和交谈。假话是维系“我”和范听寒之间多年交往的核心，也恰恰是这种谎言不断撕扯着人性深处的裂隙，并对任何一种救赎式道德的伪善面构成了反讽。而假话或谎言荫蔽之下的阴影区也构成了话语禁区，形成一种习焉不察但又无法卸下的禁忌。
“我”和范听寒的多次对话都像是对弈，置放仇恨和正义的天平并不能在二者之间获得某种平衡。亲情在这当中始终扮演着重要的催化作用。与其说范听寒在等待儿子的音讯（更像是等待范柳亭死亡的讯息），不如说是在等待“我”的忏悔到了开口的时候。
而恰恰是话语禁忌的存在使得人性具备了阐释的深度。范听寒是一位父亲，也是审判者，前者让他拥有一切生为人父的职守、情感，他为儿女的离世独守白发之泪，也在不断寻找着范柳亭离世的原因和罪人。后者则使他具有据理力争、秉持正义法度的气量，这使得“我”每一次和他的交谈都带着灵魂的震颤和心灵的忏悔，他自始至终并没有把被禁忌的话语揭穿，而是将心比心，以老者的身份和“我”叙谈，并潜移默化地使“我”不断向话语禁忌发出喘息，并敦促我重新思考命运。也正是在这个对弈的过程中，“我”重塑主体自在性的努力才有了超越话语禁忌本身的生命价值。
“我说过假话，你说过假话，范柳亭也说过假话。万物刍狗，所以，谁也不要怪谁。”当“我”和范听寒最后一次的对话发生时，话语禁忌显然已经完成了某种意义上的祛魅。假话不再为真理的驳斥，而达成了心灵的谅解和忏悔的高级状态。尽管如此，如果搁置这样的一种话语禁忌，主体自在性的阐释将变得空泛而困难，在这一点上，显然孙频是用足了心思的，见出作家的功力。
二
重塑主体自在性的心理剖视和潜在的悲剧性
在《罪与罚》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对拉斯柯尔尼科夫的形塑是一种人性及心理的解剖术，而《鲛在水中央》将人性审视的叙事视角直接放在“我”之上，在对自我心理剖视的同时带有浓重的命运反思意味。
雅斯贝斯认为，“人永远不能穷尽自身，人的本质不是不变的，而是一个过程；他不仅是一个现在的生命，在其发展过程中，他还有意志自由，能够主宰自己的行动，这使他有可能按自己的愿望塑造自身。”[4]对人的本质的思考本身就是意志自由的开始，它不可避免地处于一种流动而多元的介质感受之中。孙频在审视《鲛在水中央》中的“我”时并不仅仅是独居深山之中的“我”，既有“置身于水底的感觉”，也有非话语禁忌的真空地带，“我”得以在这当中重塑主体自在性；既有着现时的灵魂忏悔，也有着人至中年所包裹着过去的况味。正是对于交错时空的体悟，《鲛在水中央》从一个精神困境的叙事之中开拓出人性阐释的深刻和复杂性。
重塑主体自在性的心理范畴常常是从某种内在规约当中首先逸出，在《鲛在水中央》中，这种主体自在性的修复体现在心理受创之后的自我警示，并渐习成一种确定的自我约束。
作品里富有表征的是“我”对自己仪容的讲究和某种确切的仪式感。“我穿好衣裤出门打水。……我提了一桶水回屋洗脸刷牙，又在门口的泥炉上熬了点小米粥做早饭。……吃过早饭后我对着镜子细细把下巴刮干净，把头发三七分梳整齐，然后穿上一件卡其色衬衣，打好那件蓝底白点的领带，外面再穿上一件深蓝色西服。”正如“我”对自己约束行为的阐释一般：“把自己穿戴整齐是我每天早晨起床后的一个重要仪式。……我不敢在仪表上有丝毫懈怠。这是一种站在悬崖边上的感觉，稍不留神就会掉下去。……我不允许自己随心所欲地塌下去，或者，掉下去。”
这种自我约束的行为产生于一个不自由的话语禁忌空间，在自我暗示和规约的行为语境之中恰恰构成了主体自由的虚假前提。“我”于是如同抓住了一条稳固的救命稻草一般，像护佑生命一样恪守自己对仪容的讲究法则。
而当主体自在性得以以心理暗示的方式短暂修复时，也预示更深层次的心理危机的生成和质变。曾经的狱友杨晓虎只能近于依靠乞讨潦倒度日，来向我借钱离去之后，“那一晚，我一直不敢脱掉身上的西服和领带，就这身衣服似乎还能给我一点点做人的体面。” 当“我”准备到凤城镇集上卖山货时，犹豫自己的装束会不会引来不适的目光，但是最终“……我终究还是不允许自己脱下这身西服。我打了那条暗红碎格的领带……这样的装束虽散发着危险的气息，却也给了我某种与世绝缘的安全感，好像在这样的外表下我就可以自行繁殖，在最内里处生生不息下去。”
自我约束的心理修复自身也存在着不可弥补的缺陷，一旦这种缺陷一步步被放大，主体自在性的重塑也将面临更深的困境，这也暗含着某种潜在的命运悲剧性。
“我一低头又瞥见了那已经磨破的西装袖口，它像一道盔甲上的破绽，又像一种从我身体内部蔓延出的疾病。我居然迟迟不肯再为自己添置一件新西服。这不是什么好兆头。我心里一颤。”在看到范云冈的字条后，“我”知道自己将要面对的是即将轰然坍塌的心灵负重，“我低头愣愣地看着那只袖口，像看着一道可怕的伤口，我能从里面闻到一种腐败的气味。我打了寒颤。”
某种意义上，这身装束已经成为自我身体的一部分（或者说更像是一种保护伞、盔甲）。一方面使我具有了与外绝缘的安全感；另一方面也成为了我内心“病症”的外在表征，我害怕西服磨损的心态就如同自我忏悔、重塑主体自在性的心路上不断规避的游移、踌躇和犬儒。一种潜在的命运悲剧性以反讽式的意味呈现出来。
“探索人性的深层，就是探索相对独立的人的主观心理世界……这种探索并不停留于静态之中的人性，并不仅仅描绘人的现实行为的特征，把它看作是人的本质特征，即人性的全部内涵，而是去求索人的行为动机和真实的原动力，去描绘人的内心世界的动荡不安、痛苦搏斗，即处于动态之中的人性。”[5]谢炜如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心理剖析的这段论述在《鲛在水中央》的心理剖视上同样具有启示意义。从本质意义上来说，“我”在中年选择回归自己内心的生活方式，正是对于人性的一种认知的开始，而真正对自我内心世界的反思建构起来的维度则是“我”对于时间的理解和体认，这当中有可能形成的超越现实的形而上的思考构成了主体自在性重塑的精神向度。
诸如“黑洞”、“恐惧感”、“失去年龄的人奔走在时间里”、“可怜，又是好笑”这些前置于“时间”的感知修辞，正是“我”在历经人生波折之后重塑主体自在性的内在体验。
“我”在回归到矿区深山后，过着和自然相融合的生活。“我感觉自己像忽然退回到了最远古的洪荒时代，满目只剩了山林和月光。”而“我”深刻地意识到“一个人在深山里呆久了，会感觉像掉进了时间的黑洞”，时间的流逝感被削弱殆尽。这对于背负话语禁忌的现实中的“我”来说，更像是一种本质的精神解脱。“我”喜欢读书，范听寒引导“我”读古诗十九首、读初唐诗、读苏轼词，在对自然、人生的咏叹调之中“我”获得了箴言式的启迪。“在山上隐居的几年时光里，我悟到了一点，人要随四季而动，便能获得一点心安。”这种心安的获得是取法于自然、时间的永恒性法则之中。社会伦理道德、人性在这个意义上仅仅作为话语禁忌的范畴被排除于超然的哲理探求之外，人的自由意志战胜了现实困境。
但是对时间的经验性又决定了作为主体的人所无法逾越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三重维度。在孙频这里，则是“我”不得不向时间的内壁、过去式探寻心灵的慰藉。“这中间的四十多年忽然被挤成了薄薄的一扇门，我推开一看，那一黑一灰两只兔子居然还在门后，好像从来没有长大过，也从未离开过。”“我走在这废墟里还不由地觉得亲切，就像走在曾经的自己里面，从前的那个少年包裹着如今已到中年的我。”“我”仍然无法放下“这中间的四十年”以及“曾经的自己”、“从前的那个少年”，时间所带给我的并不仅仅是混沌的黑洞，而是已经刻下烙印般的人生历法，每一个过程都有着时序的注脚。“我”仍然无法真正地搁置这个沉重的话语禁忌，命运的悲剧性也如同时间不可逆般成为内心的一种宿命观、一种情结。
这种情结正是“我”难言而深刻的内心隐秘：“好像是在童年的那个海岛的海水里，我一直向海底游去……有鱼和灯笼般的彩色水母从我身边游过。那时，我看到那些大鱼时往往会觉得敬畏和尊重，我会给它们让路，因为它们看上去古老而庄严，像人类的祖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孙频把精神困境的难题上溯到了根本性的存在上来，时间当中所重塑的主体自在性显得超然，但又难以逾越时间本身，这形成了一个悖论。
三
可能的消解：时代反讽的寓言
孙频是一位有着较强时间意识的作家，隐藏在人物身后的叙事时间带有着较为充分的历史能指，当谈及作品当中的人物命运和现实困境时，话语背景往往呈现出历史镜像的复杂性。如《鲛在水中央》，大量时间的列举：
二〇〇八年四月十七日，这是我住进这座废弃铅矿里的第四年了。（P5）
一九八三年，十九岁。前一年刚刚高考落榜，又没有合适的单位可去，便整天窝在家里写小说……（P13 ）
一九八六年，我从狱中无罪释放……决定下海经商，和一个也是刚刚放出来的狱友赵胜利结伴南下广州贩卖小商品。……这是我最后一次和赵胜利到广州，在家赋闲半年后，我顶替父亲成了铅矿上的一名正式工。（P19 ）
一九九二年年底，我的腿伤痊愈之后不久，铅矿就把我们这些失业的矿工统一调到了太钢……一九九八年，太钢宣布了第一批下岗名单。那时候我还叫梁海涛，我、孙口心、文刚、刘国栋都在这名单里。（P30）
一九九九年，梁海涛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郭世杰……一直到二〇〇四年一个人回到了铅矿。（P34）
文本的背后像是穿插着一部较为清晰的年代图谱，人物的遭际命运在当中纠缠。但是这样的年代图谱却又烙下可辨别的时代影子，以至于在把作品当中的人物抽离出来时，具有了某种普遍意义的历史经验阐述。诸如“一九八三年，十九岁。前一年刚刚高考落榜，又没有合适的单位可去。”“一九八六年……决定下海经商。”“一九九八年，太钢宣布了第一批下岗名单。”反过来看，叙述时间和历史经验的契合，也使得作品当中的人物叙事具有了某种深层阐释的可能性。
历史的创伤总是在个人的内心深处烙印。范听寒、“我”都受到过历史的“训诫”。“有时候只要能找到一道缝隙，人就能活下来了。”范听寒一家“早些年饿着，几年吃不上一口干的，顿顿喝汤。后来我们全家一看见稀饭就害怕，每顿饭都要看见面心里才觉得这是吃过饭了。”这些指向人性软弱处的心理暗示和历史的创伤分不开。也正是这些历史过往的经验成为了“我”在心灵缝隙之中求生的勇气。
但是，“我”无法摆脱现实对主体自在性的干预，“我”不得不面对身边像魔咒一样的困境。尽管“我当年在监狱里正是嗅到了这种危险，才拼命想找到一切有文字的东西来保护自己……”但似乎仍然无法违背“从监狱里出来的人绝大部分都会变坏而不是变好，或者只会变得比从前更坏。”“我”的一种宿命感又让自己“沉入水底”，重又回到话语禁忌的重负之下。而有意味的是，人生无法把握自我命运的悲剧性在“右派”和“严打”的历史语境下对社会政治改造构成了讽喻。
范柳亭和“我”们的这一代人出生于1960年代[6]，风华正茂之时正赶上“文革”结束、改革开放开端。知识构成有着天然的缺陷和不足，受到“出身”、“成分”等的限制带有着宿命般的人生起落。反思这一代人的成长创伤，也是在反思近40年来时代投射在个体命运的印记。《鲛在水中央》从“我”这一个体命运的悲剧困境之中看到了时代高速发展背后的个人创伤，“我”的话语禁忌负重不仅是一起刑事案件所牵扯出来的负罪感，更是时代大背景下普通个体生存现实悲剧的缩影。某种意义上，“我”强调自我规约、回归自然时间的本质追求，以及营造与外界隔绝的非话语禁忌空间的主体自在性的重塑，构成了对历史语境的可能性消解，具有时代寓言的反讽意味。
注释
[1]载《收获》2016年第4期。
[2]载《收获》2017年第4期。
[3]王春林：《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深度勘探与透视——评孙频<松林夜宴图>》，《收获》2017年第4期。
[4]雅斯贝斯：《存在与超越——雅斯贝斯文集》，第209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年。
[5]谢炜如：《残酷的人性解剖术──<罪与罚>人物新论》，《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95年第3期。
[6]“八岁那年随父母从山东的一个海岛来到铅矿”这一年为1972年，推算可知“我”生于1964年。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