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目镜”下的文学景象
本书立足于晚清最具有精神高度、深度和宽度的思想学术状况，上溯其源，下沿其流，重塑新文学的精神之源，力辨新文学真正的“后座力”。关于新文学的“重塑”，大致有两种核心理路。其一是以西方汉学家为代表的“延异”取向，暗用解构主义招数，在 “惯例和倒置”中，颠倒传统认知和等级结构，刺破主体赋予“被压抑的”、一贯被认为是边缘性的通俗文学以足够骄傲的地位。其二或曰“上溯”取向，瞩目传统和个人才能，重新揭示新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之间的血脉亲缘。这两种理路都有所洞察，但也有迂远疏阔的一面。借用陈思和先生对于“常态”和“先锋”的界定，不管是通俗文学还是传统文学，都属于常态的一面，不能揭明新文学之新之先锋，更不能切实说明那种蕴含强烈危机意识和现实实感的精神气象。因此，李振声先生采取了一种“在其间”的思想路径，对以上两者都有所鞭挞和纠正，并将其有效的部分吸纳到自身逻辑的内部，予以辩证性的消化。在此基础上，提倡 “历史的眼光”，听从章太炎的建议，力求打破边框跳出文学雷池，把文学放置在一个时代的总体的精神空间中去考量的同时，细查晚清学术与新文学诸多隐秘、隐曲、沉潜的地方。借用以赛亚·伯林的说法，书中字里行间弥漫着一种“现实感”：“一种移情地理解异己的历史情景、价值和生活形式之‘内在感觉’的能力”。
比如，本书开篇论述了吴汝纶、严复等晚期桐城派对于“文”的理解。众所周知，晚期桐城文和新文学在语言表象上存在着“文言”和“白话”的明显差异，更不用说彼此的攻讦和贬低，但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两者并不是表面看上去那么凿枘不入，而是不乏连续面，具体体现在对“文”的深层理解上的共通——那就是，“文”之为“文”，即意味着须得与现实发生有效关联，意味着问题意识和知识兴趣，以及接纳他者视野的精神襟怀，从而摆脱内向、封闭、狭隘、自洽的言语泥淖，因而“吴汝纶、严复的‘文’，其实并不像我们原来所想象的那么‘旧’，而新文学的‘文’，其实也并不见得真的有那么‘新’”。在这个意义上，晚期桐城“文”观念并不是新文学观念的反面，两者反而有着若即若离但顺理成章的接续和推衍；此外，不管是晚期桐城文还是新文学，文言还是白话，也都同时存在着振拔而出的潜能，以及被衰弊之“文”“入吾彀中”的危险。其实，这种思路也一直延续在李老师对当代诗歌的批评中，比如，在对追求语言自律，“朝向语言风景的危险旅行”的第三代诗歌的论述中，李老师对种种以新观念新方法新姿态频频亮相的“语言风景”并不太在意，他真正在意的是，这种表面上追求语言现代性的诗歌写作，是否存在消除对待历史的那种怠惰状态的可能，是否能在对差异性的坚持中形成“辩证的洞见”，进而提倡“总体性”和“史诗精神”，借用阿什伯利《凸镜中的自画像》一诗中的话，诗歌真正重要的不是“纯粹的表面”，而是背后那不断生发的“可见的核心”。
而文学创作如果只是在语言表象上增加褶皱，只是在不断翻新的语言实验中消化 “历史突然闯入”的经验，则很难在“理解”和“认知装置”的层面有所突破。李振声先生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以降，中国当代文学明显的俗化和物化，除了更为复杂也更为直接和主要的现实原因，深层原因在于作家们对于文学的 “前理解”的局限性，尤其是海外学者提升世俗生活技巧以想象性化解现代危机的做法方便好用，也无形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当下的文学写作，作家和诗人们似乎信任朴素的诗意自发性理论，日常书写一方面越来越精细化，甚至不惜患上“细节肥大症”，再用一点点思想碎屑勾兑出炫彩斑斓的语言万花筒；而另一方面，其背后的思想意识却滞留在一个僵硬的、单质的“平流层”，普遍将历史视为一个压迫性的、笼罩性的混沌整体，而放弃了对历史的结构性、关系性的理解和追辨。对此，本书给出的中肯建议是，“一种东西或环境太熟悉了，就有撤离的必要”。借助这枚思想 “目镜”，或能“让原先熟悉的东西一下子变得陌生起来，又能让你像打量一件陌生的东西那样重新打量它”。
(《重塑新文学精神之源》李振声/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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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