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城：一个把诗当作飞船的巫师

——泰奥菲尔·戈蒂耶《回忆波德莱尔》

重庆诗人李海洲听说我要写写他的酒友麦城，颇有些不放心，怕我写得不好玩儿，特意给我写来邮件提示我：“你给老麦城写的文章写完了吗？很想看。他有些恶习你应该写进去，比如提裤子啦，这些……哈哈哈。”海洲是个会讲故事的人，什么事经他三寸不烂之舌一说，都是绘声绘色。他这么说，属于姑妄言之，我也只是姑妄听之。怎么写，笔还是握在我手里。有一年，一家杂志让我给赵本夫写个印象记，我实在是觉得没什么特别的印象，就用了《有限的印象》作为自我原谅的题目，写下了枯燥无味的一篇小文章。或许大多时候，我总是把某种情谊的认同放在交往中优先的位置。换句话说，我是一个特别不愿意轻易判断别人的人，觉得对人建立任何一种判断都难免武断，因为你不可能掌握判断一个人需要的依据以及熟谙他人的内心秘密，在这方面我宁愿听信“不可知论”。不说判断，论感觉，恐怕我也是属于说不清、道不明的一类。倘让我转述一个亲眼见的生动无比的故事，我一定会把笑点给讲得不成样子。不过，这些话怎么说，都像为自己写不好别人的印象找来的借口和托辞。

我不知道朋友们和我待在一起时的感觉是否放松，我知道若是我与麦城在一起时，肯定是不放松的，说不出来究竟为何，也没有仔细想过这是为何。回想起来，每次和他见面几乎都是人比较多的场合。就算是比较喧闹的饭局上，我仍是在接近酒醉之时，常常会悄悄逃离现场。也许是我有些过于敏感，很容易受到在别人眼里根本就看不到的细微因素的干扰。而有时却恰恰相反，某一个饭局上，两个朋友突然发生了激烈的话语冲突，事后我还要向在场的别人询问发生了什么。显然，我有时的恍恍惚惚，也是离谱得厉害。

我猜想麦城也是自我紧张的人，这是否源于他童年时期就缺乏安全感尚不得而知，因为对他的童年生活，他总是三缄其口，外人几乎找不到任何蛛丝马迹。恐怕唯一能安抚他内心世界的，是他的外婆，这也是为什么在他的诗中外婆会频频现身的原因，而其他亲人则是影踪难寻。在麦城日常与朋友的交往中，包括诗作中，经常会听到或看到他对关系密切点儿的朋友的称呼，基本上是伦理化的。听他把某某叫姐叫哥时，都是省略姓氏的，不知道内情的人还以为真就是家人呢。这是否意味着在潜意识里已成为他对缺失亲人氛围的一种弥补，也不好确定。反正每逢年节时分，朋友们都毫无例外地收到麦城从外婆那里“淘弄”到的礼物——几行圣洁而抒情的诗句，这应该是麦城送给亲近的人最宝贵的东西。

印象中麦城在国内出版过三本诗集，每本诗集写序的人都很大腕。第一本《麦城诗集》的序言是余秋雨写的，题为《海边那座麦城》。第二本《词悬浮》的序言是李欧梵写的，题为《读麦城的诗》，副题是“麦城诗集《词悬浮》小序”。第三本《历史的下颚》更是“变本加厉”，有两个序言，分别是瑞典皇家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主席谢尔·埃斯普马克的《越界者》和刘小枫的《失眠的诗语》。这使得晓渡兄的《一次不确定的语言历险》那么好的文章，只能作为跋，出现在书的尾巴上，权当是压轴吧。当然，麦城没有拉大旗作虎皮的意思，况且，这几位大咖也不是轻易就能被谁给忽悠成为“虎皮”的人物，更重要的是麦城本身不就已经是“虎皮”级的人物吗？看他们这几位的文字，能感觉到他们与麦城的确交谊匪浅，甚至是惺惺相惜。对麦城诗的评价也是中规中矩，至于读者能不能都认为他们懂诗，则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麦城的这三本诗集的出版者也都是大牌名社，其中有两本是作家出版社出的，一本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在第一本诗集里面，还有罗中立、许江、韦尔申三位大画家的十六幅画作。这些价值连城的画，也不是随便找来装点门面的，皆属几位画家真诚友情出演。麦城的用意大概是很希望把他们之间非同一般的友谊，找到一种方式表达一下。至于能不能有里尔克谈到罗丹给《恶之花》的插图时所说的“在罗丹的微妙线条与诗歌的融会处，我们感到一种补充和提高的印象”呢，不同的读者会有不同的感觉。但这本书让我十分烦恼的是，版式有些怪异，每首诗的标题在每一页上都要反复出现一次，而且字号醒目，令眼睛无法回避。当我读诗的时候，必须先用笔将重复出现的诗题勾掉，强迫自己不要眼睛盯着它不放，口中念念有词，说它是多余的，这样才能保持阅读基本顺畅。有人据此把本人归入严重强迫症患者之列，我绝不反驳。

谢尔·埃斯普马克在给麦城诗集《历史的下颚》写的序言中说：“‘我从仿宋体的路上，往明代走。’麦城在一首诗的开头这样写道。但在他的诗中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强烈的历史意识。他的视线在汉朝与当下中国的浩瀚时空里飞速移动。而上面引用的诗句，则表明他是如何轻松自如地在现实与文字之间穿梭。总之，麦城是个穿越各种界限的诗人。”

谢尔·埃斯普马克这个瑞典老头儿，前几年我在昆明见过一次，他不仅人风流倜傥，处理问题脑子也是倍儿清楚。隔着语言的障碍让他说说麦城的诗，一开口就叼住了骨头。他认为诗人麦城是一个把诗当作飞船的巫师：他隐喻上的造诣让他掌握了“如何在文字中飞翔”。

诗人之所以能够在历史与现实、抽象与具象、虚拟与真实之间游刃有余地穿梭，在于他使用的秘笈就是余华在《一千零一夜》中所发现的那个秘密：山鲁佐德每讲一个故事都是在现实和神秘之间如履薄冰，似乎随时都会冰破落水，然而山鲁佐德的讲述却是身轻如燕，使叙述中的险情一掠而过。山鲁佐德让梦中的见闻与现实境遇既分又合，也就是说当故事的叙述必须穿越两者的边境时，山鲁佐德的故事就会无视边境的存在，仿佛行进在同样的国土上；而当故事离开边境之后，进入现实的国度或神秘的国度时又会以各自独立的方式呈现出来。这几乎是《一千零一夜》中所有故事叙述的准则。它们的高超技巧，其实来自一个简单的行为：当障碍在叙述中出现时，解决它们的最好方式就是对它们视而不见。可以说麦城就是用同样的方式，跨越了他诗歌中遭遇到的各种界限，成为了一个神不知鬼不觉的“越界者”。或许这种所谓的界限在麦城的世界里，就如同渤海和黄海的分界线一样，当他驾驭的诗歌之舟通过时，只不过是海水的颜色这边是湛蓝，那边是浑黄而已，那条分界线完全形同虚设。倘若他是选择在黑夜里通过，那就连海水颜色的区别都荡然无存。如果你读他的诗，感到他在穿越这些界限时过于轻松自如，并因此会觉得他这种天马行空是缺乏逻辑的，那恐怕就是陷入了理解诗歌的误区。史蒂文斯在他的《言论集》中论述诗的特征时认为：“诗应该几乎能够完全拒绝理解力的作用”;“一首诗并不需要有某种意义；像自然界许多事物一样，诗也常常没有什么意义”；“诗的技艺带有极大的偶然性，因而并无定则可循”；“诗必然是不合理的、非理性的”。

唐晓渡在分析麦城的长诗《形而上学的上游》时，也是恰当地抓住了麦城诗的要害。晓渡敏锐地发现了麦城诗歌文本的不确定性，而且有效地把他这种不确定性确定了下来。这等于是掌握了一把密钥，登上麦城的隐喻号宇宙飞船就不是多难的事了。你只要心脏、血压没什么问题，那就跟着麦城进入太空大冒险去游戏好了。

在中国当代诗歌的版图上，东北并不是一个活跃的板块，值得记载的诗人和诗歌事件实在是寥若晨星。而文学地理基本上走的是一条惯性路线，就是把这些热闹的诗人和轰动的事件当作路标与指示牌。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东北最有影响的诗人，应属在我身边一起工作了十几年的老诗人曲有源（有人经常会把他和《东方红》民歌的原作者李有源搞混）。他的政治抒情诗《“打呼噜”会议》与舒婷的《致橡树》在1979年4月的《诗刊》同期发表，巧的是他的《关于入党动机》又是与舒婷的《祖国，我亲爱的祖国》同在1979年7月的《诗刊》刊出。曲有源的诗歌影响，也像他的这两首诗的倾向一样，甚至连他的命运、人生轨迹也都与政治因素无法剥离。回头看去，可能有的人会从诗歌艺术角度认为他的诗成就有限，但如果从诗人对现实敏感与否的角度看，曲有源则是一位了不起的诗人，也是不应该被遗忘的诗人。因为诗，他付出的代价不说是中国诗坛第几人，但总归是常人难以想象的。有一次在他家里，喝酒之后，他从博物架上拿出一个稀奇之物，让我猜是什么，我仔细看了半天也没看明白。他笑笑告诉我，那是他在看守所里用一根羊骨头磨成的一枚骨针。我半开玩笑地说：“这说明你在那里伙食还不错嘛。”他说：“那是一碗连菜叶都看不见、只有盐味的汤里、不知怎么混进去的一块不带一丝肉的骨头。”这枚骨针是曲有源无意间获得的上天的馈赠。虽然有些原始、纤细，但它仍不失为是一块具有象征意味的骨头。这也正应了柏桦写给麦城的那首诗《教育》里所说的：“但冬天的思想者拒受教育/冬天的思想者只剩下骨头。”

在诗坛上赫赫有名的另一个不会漏掉的东北诗人应是徐敬亚。他是长春人，后来去了深圳。他做的轰动诗坛的大事有两件，一是在吉林大学读书期间，写下了“投向诗坛的一枚炸弹”的那篇文章——《崛起的诗群》，这是与谢冕、孙绍振的文章并称为“三个崛起”中的一个“崛起”；二是1986年，他在《深圳青年报》与《诗歌报》联合搞了一场诗歌群体大展。还有一位重要诗人，就是“常青树”诗人王小妮了（王小妮和徐敬亚是诗坛伉俪，当年同属吉林大学赤子心诗社成员）。

显然，就是把版图的比例再放大一些，麦城也是完全游离于这张版图的。麦城从创作起步之日起，就没有加入到任何诗歌潮流或者诗歌运动之中。对于这种被遮蔽，于坚认为：“运动乃是主流文化和制度的特征，与诗歌运动的先锋性恰恰是相悖的。这是一个悖谬，非主流的以边缘自居的诗人恰恰需要通过他们深恶的主流方式——运动来彰显他们不为主流诗歌所容的美学立场。这种诗歌运动当然有利于异端诗歌美学的传播，而且它无论如何糟糕，都是那一时代的唯一可行的方式。如果没有这些可疑的诗歌运动，中国的先锋派诗歌美学不知道还要在黑暗中沉默多少年。这种诗歌运动在民间当然是一种主流，虽然它也是以反抗一个更强大的主流而自居的。但事情就是这样，当诗歌运动勇敢地反抗着那种遮蔽着真正有价值的诗歌的主流文化的时候，它自己也是另一个遮蔽者，那些没有加入到诗歌运动中去的边缘诗人，几乎就失去了任何被注意到的机会。因为诗歌运动的风起云涌已经吸引了来自左派和右派的几乎所有关注诗歌的目光，像麦城这样既与主流文化格格不入、又远离诗歌运动中心、在边缘地带默默写作的诗人必然被忽略。”然而，在汉语诗坛，麦城的重要性是体现在许多方面的，他除了自己的创作之外，还是一个稀有的诗歌写作生态环境的保护者。每当大连夜色阑珊的时候，无论是在渤海边，还是黄海边的哪个码头上，我们都会寻觅到一个瘦小的诗人身影。毫不夸张地说，在这样的晚上，如果他不是在大连码头边上的哪个酒馆里，那他就是在前往某一个酒馆的路途中。

在一张色泽泛黄的老照片上，我们可以看到，1984年秋，顾城与麦城两个青春少年一起躺在大连棒棰岛的沙滩上聊天的情景。那时的麦城还在文化馆工作，刚从穷困潦倒中挣扎出来，捧回来来之不易的第一桶金，立马就张罗把顾城和谢烨邀请到大连来玩。这也就等于是开启了麦城的文学分享人生的模式：赚钱——和自己的文友们分享——再赚钱——再分享。有人可能不大会相信会有这样的人生模式存在，能不能把它看成是南北文化差异之一种，我也吃不准。有人分析说东北地广人稀，从山东等地闯关东来的人，起初很不适应，种地的人夏天铲地，一条垄一天到晚铲不到地头。走路有时走一天碰不到一个人影，所以见着个陌生人也就容易产生莫名其妙的热情。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和同事到哈尔滨组稿，晚上在一个街边小饭店吃饭，边上另一桌是本地的两个不认识的小伙子。他们自己喝高兴了，看我们没喝酒，就大吵大嚷地让服务员给我们上哈啤。这还不算，还过来和我们碰杯，最后，我们的单说啥也得让他们买了，否则不依不饶。好像这种分享也创造出了双重快乐。

大连人虽说也是东北人，但在他们心目中往往并不把自己当作东北人。大连处在辽东半岛的最南端，用我们东北人的说法是舌头尖上。大连是暖温带半湿润大陆性季风气候，还兼有海洋性气候特点，这与东北的沈阳、长春、哈尔滨三个省会城市都不一样，年平均气温比沈阳要高出个四度左右。据说俄国人依据沙皇的重臣维特的提议，将大连叫作“达里尼”，意译过来就是“遥远的地方”。大连沦为俄国租借地时，沙皇尼古拉二世1899年颁布过一道敕令，命名大连为“达里尼”。日俄战争后，大连又被日本人占据，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始称大连。这个大连的称谓来自于李鸿章1880年（清光绪六年）的关于在大连湾建军港的一个奏折。“海碰子”作家邓刚若干年前在《话说大连》一文中写道：“大连是一个很奇特的城市，它属东北地域，但没有一个大连人有东北人的感觉。反而，你要是走在大连的街巷，听到大连人那一口胶东沿海海蛎子味的语言，往往感到是走在山东烟台或青岛的城市里。大连的地理条件也很奇特：三面环海，你在任何一条路上朝任何一个方向走，几乎都会走向大海。乘出租车超过五十元钱，绝对就能将车开进海里去。为此，大连人有一种岛屿意识——孤立而独立，自卑并自负，封闭却又充满想象。被浪涛簇拥的城市，恰恰更认定自己的稳固。所以，大连人走出大连，总有惶惶然的漂泊感，无论走得多远或混得多么出色，却总像高飞的风筝，最终也要收线归本，恋乡情节重于其他城市。”对自己所在城市的情感的确多多少少带有自恋的成分，但在外人的眼里大连仍属于“边远城市”（李欧梵语）。

东北老百姓在自己的概念里和外界隔着两道屏障，一道是以山海关为界，把人分为关里人和关外人；另一道似乎也不是以淮河为界，而是泛指中原以远的南方佬为南蛮子。反过来，东北在中原人和南方人的眼里也是永远的边地。早年有许多人根本分不清东三省哪个是哪个，经常有人给我写信时信封上写的是：辽宁省长春市。韩少功当年在《作家》发表《文学的根》之后，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这个话题时，说《文学的根》是在“偏处一隅的《作家》上发表的”。显然，曾经的伪满洲国都城、现在的吉林省省会城市——长春，在一个湖南人心目中仅仅是个“偏处一隅”的城市，这也许是南方文化一直占据中国文化主流地位的思维无意识的流露。正是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习惯下，麦城的诗在李欧梵的评价中，怎么看都是“乡下诗”。他并不是要贬低麦城的写作，但确实是一不留神暴露了一种视角：“那首《形而上学的上游》足足有一百多行，然而细读此诗，却发现它毫不抽象，更没有当前时髦的法国理论家笔下的那种‘形而上’的寓言味道。我觉得他说的仍然是日常生活中的故事，不过故意把它写得支离破碎，但有心的读者仍然可以在其中闻到乡土味。”苍天啊，这里李先生把麦城那么有飞翔感的诗，说到底还是归结为了某种“乡土味”。

02

他只想单纯地生活在愿望里，完整地生活在本性中，而不想要“破坏性”现实；他永远在寻找一个纯洁的世界……

——茨威格《荷尔德林》

2000年夏天，麦城的“世纪末焦虑症”犯了，他坐立不安地一直在谋划一件大事，几次约我和几个朋友到大连开“御前会议”。最初的想法是搞一个大动静的大连国际诗会，从文化高度与已经声望日隆的大连另外一节日媲美。至少要请两三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莅会，首选是获奖不久的波兰诗人希姆博尔斯卡。从大连回来，我领受的任务是“细节决定成败”：设计会议信封、邀请函用纸、会议海报等。依稀记得，我和一个搞美术的朋友一起设计的会议专用信封右下角，用的是十分飘逸的李白线描画像，还请人将会议名称等文字翻译成英文印在信封和便笺上。多年后，有一次办公室搬家，从一堆旧杂志的夹缝间掉出一摞信封，定睛一看，正是这白白浪费了我们四五天时间的宝贝什物。因为运作起来，我们觉得国际诗会有太多组织方面的障碍，一时难以克服，就赶紧将计划“打薄”，把活动改成了一个大型诗歌研讨会。这个会就是“大连· 2000年中国当代诗歌研讨会”。其实，这个名目也是够大的，按惯例不是中国作协主办，至少也得是国字号之类的机构来举办才是。但麦城说要开，这个会就能开。这时的麦城已在商界把公司做得风生水起，一个人能把自己并不是多么喜欢的事做得像模像样，若做自己喜爱的事情，那必然会是驾轻就熟、如鱼得水。于是，在2000年冬天，很少大雪纷飞的大连，浩浩荡荡来了百十来号文人，偌大的五星级富丽华酒店大堂里，忽然变得拥挤和嘈杂。每一次上上下下的电梯门打开，几乎都会看到西装革履的学者或者是一头乱发的诗人。酒店有两个咖啡厅，天天都会有不是高鼻梁蓝眼睛的人在那里把酒临风，高谈阔论。

一个文学艺术方面的会，开得成不成功，办会的人必须牢牢抓住两个指标：一个是都有什么人来参加了；另一个是会议的宣传报道怎么样。应邀参加这次会议的各界人士有（排名无法有序）：李欧梵、谢冕、郑敏、牛汉、程光炜、曲有源、徐敬亚、陈超、洪子诚、唐晓渡、张枣、王鸿生、任洪渊、宋琳、谢有顺、吴思敬、孙玉石、王一川、钟鸣、张柠、乐钢、孟明、田原、杨匡汉、张笑天、张胜友、董秀玉、孙绍振、芒克、西川、李陀、叶兆言、刘福春、吴俊、耿占春、张新颖、南帆、于坚、陈仲义、王小妮、杨克、张梅、柏桦、朱朱、小海、赵野、朱文颖、沈奇、阎月君、王晓峰、孟晖、陈树才、莫非、孙晓娅等，有关方面和主办单位负责人有：程永新、宗仁发、蔡翔、杨斌华、林建法、张懿翎、何锐、素素、孙岳、熊原、东川、周立民等，再加上日本大阪外国语大学教授是永骏先生。是永骏先生是原来要办国际诗会时拟邀请的名单中在会议去掉“国际”二字后仍然到会的纯外国友人。与会者中还有一些是外籍华裔学者或诗人。显然，这样的会议阵容是不可复制的，仅从“名单学”的意义上看，也绝对可以说是历史性的。这次会议名义上的主办方有：大连金生实业有限公司、《收获》杂志社、《作家》杂志社、《上海文学》杂志社、《当代作家评论》杂志社、《山花》月刊社、作家出版社、《文学报》社、《大连日报》社等九家单位。研讨会的开幕式演出，麦城邀请了俄罗斯国家交响乐团担纲助阵。

此次会议的主要报道有两篇会议综述，一篇是梁溪子（经过我核实这是吴俊阁下的笔名）写的《大连诗会：中国新诗百年绝响》；另一篇是李静写的《中国新诗的两次重大诗会》。看看会议报道组亲自操刀的这两员大将，就足见会议的高规格了吧。梁溪子的文章开篇写道：“世纪末的最后一周，北方滨城大连的料峭寒风中注入了一股初春的暖意。12月25日至27日，来自全国各地和海外的七十多位诗人、批评家、学者冒着飞扬的瑞雪，前来参加规模盛大而隆重的‘大连·2000年中国当代诗歌研讨会’。在整整三天的会议期间，全体与会者意气风发，畅所欲言，针对中国新诗的百年历程和当代现状，发表了丰富多彩、独出机杼的真知灼见。其中，既有基本共识，也有商榷、争论乃至对立的观点，但所有的一切都在证明着一个事实，即诗歌问题仍然是一种具有丰富而深刻的现代性内涵的文化关注焦点和无法取代的严肃存在。特别是当中国诗歌在许多方面陷入困境、面临危机的时刻，作为中国文化、中国文学和中国精神的一种主要表现形态，她在整个世界和人的心灵深处，依然顽强地滋长着、弥漫着、渗透着，这种生命力产生了巨大的召唤作用，使严冬的萧条最终无法抗拒春意盎然的勃发生机。在这种意义上，世纪末举行的这次大连诗会，不仅真正构成了中国新诗的百年绝响，而且也堪称中国诗歌在新世纪发展的一个建设性开端。鲜明而突出的历史性和开创性特征，将把这次近二十年来仅见的文学盛会及其具体收获载入史册，铭记悠远。研讨会上，与会者围绕着有关中国百年尤其是当代诗歌发展进程中的一系列重要问题，如诗歌语言的嬗变、诗歌理论的建构、诗歌创作与诗歌评论的互动、诗歌与文化传统及社会环境的关系、当代诗歌的文学史贡献及地位评估、国际化背景下汉语诗歌的姿态与特性、中国诗歌的未来走向和多种可能等等，全面深入地展开了热烈的交流和讨论。”这种略显夸张的语调，今天看来有些恍如隔世，但读来还是会为那种单纯而执着的心态而感动，现在的我们是不是都有点儿退化得可怕了呢？李静的文章主要是把这次诗会与二十年前的诗会联系起来纵向比较。所说的两次重大诗会，第一次指的是1980年的南宁诗会，那次诗会关于朦胧诗的争论成为当代文学史的一个节点。第二次就是指这次大连诗会。李静从理论建构——新诗怎么读和诗学观念——新诗怎么写两个角度，把研讨发言的一些重要观点言简意赅地进行了归纳总结，看得出研讨会是有广度和深度的。

有点搞笑的是，这次诗会居然还一本正经地发表了一个“会议宣言”，但媒体觉得叫成宣言是不好发表出来的。于是就改为了《2000·诗歌意见》这个有点不伦不类的题目。这个“意见”的初稿，印象中是谢冕老师动手起草的。我问过一起参与起草的徐敬亚，他说不记得是谢冕老师参与起草的，但我还是在谢冕的学术纪事中找到了记载：2000年“12月24日至28日，经沈阳飞大连，出席本世纪最后一次诗歌会议。圣诞夜抵大连。出席此次会议的还有李欧梵、是永骏等。谢在会上作题为《告别二十世纪》的讲话，并参加起草会议宣言：《2000：大连意见》”。我们在酒店的房间里，对着一台笔记本电脑字斟句酌，最后把稿子敲定下来，已是后半夜了。实际上这个所谓的“诗歌宣言”，并没有引起多少重视。

会后还有一个插曲是南方某大报发表了一篇麦城的采访录，配发了几个诗人对麦城褒贬不一的点评，一时为诗歌界热议。我想大连诗会作为世纪末的一个奇特文化景观，麦城的动机是非常单纯的，一个喜欢诗歌的人，在有能力做点什么的时候，为诗歌做一点儿事。对这样的举动真的是要大加赞赏，没必要求全责备。媒体更不应该为了吸引眼球，而偏离事实去伤害他人。时过境迁，今天再把这件事心平气和地回溯一下，觉得这家媒体处理这个稿子太标题党了。这篇访谈引题用的是“文化赞助商浮出水面，金钱换文化引争论”，正题是《一半是诗歌，一半是金钱》，其动机已暴露无遗。访谈文章后面找来说话的几位诗人实际上很无辜，他们只不过是被拉进了自己并不知情的一个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