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巴》：时代大裂变中的人性思考
达真在写作上大胆打破常规，拓宽了藏族题材小说的边界；视野多元，叙事规模较大，“航拍”式地为读者展现了康巴神秘的地域风貌与丰富的文化魅力。
一、时代巨变中的人物命运
康巴地区是中国藏族同胞的聚居地之一，地处西南边陲，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史上有“治藏必先安康”的古训。其历史和文化也是颇有特色，融合了以藏族文化为主体的多种文化。张睿说：“就其多样性而言，世界上恐怕很少有一种地域文化能与康巴文化相媲美。在藏族三大历史区划中，康巴藏族无论在语言、服饰、建筑、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婚姻形态、社会类型等各个方面呈现的多样性、丰富性都是堪称首屈一指。”[1]
达真作为康巴人，对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情感，长篇小说《康巴》是一部真诚、严肃的作品，集中展现了独特、多元，又神秘的康巴文化。小说时间跨度长，内容丰富、繁杂，涉及到民族、文化、宗教、历史、地理、人性等方方面面。小说开始的时间，是清朝末年，法国、美国、英国、俄国等各种外来文化，包括势力，进入了康巴这块土地。玻璃、镀金表、基督教堂等在小说中的出现，颇有符号的警示，这个世界开始要变了。小说中还写道：“但自从爷爷辈起，朝廷像被蝼蚁镂空的堤坝一般，崩塌泄洪，汹涌而来的法国人在康定最好的地段修建了大教堂；清真寺的唤礼楼下穆斯林兴旺发达；陕商、晋商、川商、滇商、徽商占据了最好的店面并疯狂地使之延伸。生意场上，这些移民拼命似的跑在了云登家族属下的几十家锅庄前面。”
但作家对康巴在清末开始的巨变，对藏族文化在现代的被迫现代化，既不是妄自菲薄，也不是盲目自信，他是有自己冷静的思考的。他通过英国植物学家鲁尼的视角，既批评了土司制度的落伍于时代，“土司制度不过是芳香的酥油茶碗里的一个苍蝇，终究要被遗弃”，但也对藏族文化的伟大作了肯定。当鲁尼看到磕着长头去拉萨朝圣的藏民时，他的白人优越感动摇了，他们面对死亡的坦然与从容，还是打动了他。作者在小说里引入鲁尼这样的一个视角，显示了作者过人的见识，和不凡的眼界。
长篇小说《康巴》由“大梦”“悲梦”“醒梦”三个部分组成，分别从三个角度叙述康巴的大变革，看似像三个故事，其实是一个故事的三个侧面。作者从清末的“改土归流”的历史大转折开笔，勾勒出康巴全景图，将三个故事在神奇的康巴土地上徐徐展开。第一个故事，描写了藏族土司云登格龙因梦展开的家族兴衰史。云登格龙是“改土归流”历史背景下云登家族的最后一位土司。他与众多土司不同，他宽容、博学、开明，受到各地圣贤、高僧，包括英美学者等的尊敬，是土司中的佼佼者，是康巴贵族阶层的代表。他担负着家族利益的重担，在中央朝廷和西藏地方政府凝视的夹缝中挣扎生存，意识到土司制度终有一天会被新的制度所取代，他以智慧守护着家族的利益。
达真从云登家族的命运入手，开口较小，视野却开阔，内容丰富，叙事宏大。云登有着贵族身上的修养和气度，有胆有识。但他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财产也不惜耍弄手腕，可谓老谋深算。他青年时期，争夺自己看得上的女子，杀死了人家的丈夫。通过鲁尼对云登的印象，能让我们认识到云登土司的与众不同：“唯独云登土司，是他一路上见到的土司里最有修养和学识的土司，在短暂的交谈中，他判断出云登土司在筹划一件文化方面的大事。”
云登有着过人的远见，虽然因情敌转世的梦，他对自己刚出生的那个孙子抱有偏见，甚至嫌弃自己女婿的出身。但他有着大局观念，他还想建一座“康巴博物馆”来传递爱。清末能臣赵尔丰强力推行改土归流，眼看着家族命运正在历史的风口浪尖上摇摇欲坠，云登陷入焦虑。他谨记老土司的终告：“遇事要多问有智慧的老者，记住，他们的嘴里有黄金。”很快，改土归流的执行者们收缴了云登家族世袭土司的封号。儿子绒巴多吉却没有云登的深谋远虑，鲁莽行事，率领武装袭击边军，使云登和赤乃活佛的谋划变为泡影，云登也因大怒而昏厥。云登用智慧在朝廷的武力中寻找平衡，为儿子的过失向陆丰华登门谢罪，使得家族逢凶化吉，保住了儿子的性命，在乱世的风口浪尖上将损失削减到最低。最后，在自己的“康巴博物馆”梦中脑溢血死去。
达真手法老练，有着强大的掌控力，通过云登一家让读者看到了康巴这片土地上的文化，和这片土地一样包罗万象。他像是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讲述自己的故事。文字激情张扬，感情真挚，像一个虔诚的朝圣者。他通过云登表现了历史风暴中老一代土司的苍白与无力；通过朝圣者让我们感受到信仰的力量，和对于生死的坦然和从容，又以云登大儿子绒巴的领地巡视，展示了康巴地区土司间的纷争内乱和生在高层的绒巴少爷人性的冷漠，又以在我们看来荒谬而又神奇的“天断”，平复了械斗纠纷，突出了像昌旺这样的小土司身上的残酷、无望与孤独。而这一切竟听命于一只公鸡，昌旺只能愿赌服输，也表现了康巴人民的信仰，他们相信“神”的力量，相信“天”的公断。
然而，吹向康巴的长风不息，我们谁也无法与新的潮流进行抗衡，在历史风暴面前，云登这样的铁腕人物也显得苍白与无力，最后带着他的“康巴博物馆”的“伟大梦想”离世。
第二部分是《悲梦》，小说叙述了郑云龙从富商钱家保镖，到锅庄佣工，逐渐成长为行伍将领的传奇经历。郑云龙是作为一个落魄的外来力量，在康巴扎根，并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他是康巴文化近代大变迁的见证者，同时也是融入者，康巴文化成就了他。如果说云登是代表康巴土司文化，是一个衰落的文化的代表，那么郑云龙则是一种新的军事力量的介入，某种意义上，有新文化的内涵。
郑云龙，作为一个回族小伙，他因为与钱家的女佣李玉珍发生了爱情，而玉珍又被钱家三少爷强奸后，投井自杀。他救了她，然后杀了三少爷，俩人亡命到康定。在康定，他逐渐转运，投身行伍后，由于聪明、勇敢，多次扭转战斗，立下战功，很快就成为团长，在康巴也算一个风云人物。作家对作为穆斯林的郑云龙的描写，很见功力，写了他的穆斯林信仰给予他的力量，还有他与藏传佛教的一种特有关系。
《悲梦》用很长的篇幅，以郑云龙为核心人物，通过赵尔丰、陆丰华、曹山、刘军长、牛军长、尹昌衡、陈遐龄等统领四川，包括康巴的的几任领导，和军人形象，还有一批富有性格的喇嘛形象，生动形象地刻画出了近代康巴的巨变。郑云龙，有着坚定的宗教信仰，他能在战斗中脱颖而出，与他的信仰关系甚大。他有武功，有文化，不仅阅读《三国演义》《水浒传》，而且还津津有味地阅读俄罗斯文学，《静静的顿河》就是他最爱的小说。“对于长期在真主和菩萨之间徘徊的他来说，他与葛里高力惺惺相惜。”他还喜欢阅读雨果、巴尔扎克的小说，哪些小说中的主人公，就像他自己，伟大里装着渺小，卑劣中透出崇高。但有时候，他又有残酷的一面，他对哗变士兵的屠杀，让他终生后悔不已，“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杀，杀走了在这里苦心树立的良好形象，杀走了人气，杀走了民心。”
而小说的第三部分《醒梦》则讲了与前两部分完全不同的故事。一开始就上演了大商人尔金呷，和降央土司两个家族之间血雨腥风的仇杀故事。降央的狠毒、残忍，和尔金呷的执着复仇，使得双方血流成河，仇杀场面惨不忍睹。尔金呷女儿阿满初，与降央儿子土登之间的爱情，也在一场仇杀中灰飞烟灭，他们俩也因此而命丧黄泉，一起死在仇杀的现场。而为了面子、虚荣，和有限的资源的占有，两股强大的力量做了生死角逐，最后，两个家族都走向灭亡。尔金呷家只有最小的女儿泽央措，因为藏在马厩槽板下得以幸免，被根呷活佛所救，并让路过布里科的马帮，将她送到娜坞镇法国人办的天主教堂。泽央措皈依了天主教，在天主教徒莫丽的爱护下走出阴影，重获新生，并遇见了自己所爱的人，成家生子。后来，儿子在缉盗时，得知仇人已灭门后，泽央措也终于放下了仇恨，双手合十，向上帝忏悔。
这一部分作者在赞美古老文明的同时，也批判了像降央土司这样邪恶的力量的存在，以及土司制度劣性的一面。我们阅读这一部分，更加钦佩作家思想的通达，视野的开阔，和对各种宗教信仰的包容、尊重。他在小说中不仅呈现了藏传佛教的厚重历史，也表现了天主教伟大的忏悔精神。正是基督教让泽阳措走出残酷的暴力阴影，成为一位善良的女性。在这里，他既书写了不同宗教的冲突，但更多地呈现了它们的交融。康巴，真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各种宗教正常生长、发展。
达真作为康巴人，对康巴地区的民族文化、对康巴的人是熟悉的，也是热爱的。这种文化也在不断地滋养着他，成为一种生命的血液。这对一名作家来说，无疑是最为宝贵的。达真有着康巴汉子的雄心与担当，有着一种大气象，他用浓厚的情感来驾驭如此宏大的主题，并且运用得相当娴熟，不落俗套。没有这种文化中多年的酝酿和浸染是写不出来这样的小说的。所以说，长篇小说《康巴》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作者的笔触激情、张扬，充满着人性的光辉，和对个体生命的珍视，其中尤其关于宗教信仰碰撞和交融的描写，和对血性、暴力的反思，都达到了一个高度。从清末到民国的时代巨变中，康巴地区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达真通过一系列人物形象的刻画，让我们触摸到了那段历史，而且还感觉到了一种让人颤栗的温度，和惨烈。
二、诗意浪漫的爱情书写，和女性魅力的彰显
除了对独特的藏文化的史诗性呈现之外，小说最为突出的就是对爱情的描写和不同女性的魅力的彰显。小说有个贯穿全书的线索就是：康定情歌，所有角色深受情歌的感染。结尾还出现女班主任从批评王震康唱情歌，到赞美情歌歌词，邀请王震康教唱，并作为生日礼物送丈夫的的戏谑性场面。情歌、月亮、跑马山是康定的代名词，像一个只有康定人才懂的“心理暗号”，它像一个影子贯穿着始终，是男女爱情的象征，又是一曲家乡故土的恋歌，又像是戏剧中男女情感的报幕曲。
达真对于爱情的描写是藏文化之美的展现。作者运用了一种很现代化的笔墨，既是藏人恋爱方式的真实体现，也是对现代化自由爱情生活的向往。我们很多汉族作家往往会将爱情，尤其男女偷情的场面写得很庸俗，甚至低俗，就像著名评论孟繁华所说的那样，“汉族一写好像就是西门庆和潘金莲，写的不美妙，但是达真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康定情歌不断的出现，使这个偷情变得充满诗意，写的很美好，很浪漫。这个处理的方法，我觉得作者对文学的理解都是很了不起的，这个小说浪漫主义的写法和过去汉族作者在这方面的处理截然不同。小说开篇，先声夺人，从云登格龙仇杀情人的噩梦开始，这个噩梦写得很惨烈，也很震撼，然后，“闪回”式地描写了云登青年时那段夺人之妻的凄美爱情故事。云登打心底里恼火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期许着“溜溜张大哥李大姐”一样的爱情故事。他认为“男女之爱不应该有数量上的限定，就像自己祖地的牧场上的男人一样，随时随地想爱就爱。”已定了亲的云登对有夫之妇白玛娜珍一见钟情，并发誓要娶她。对一脸严肃的汉生说：“处女不处女倒无所谓，藏人的爱是心灵之爱，无所谓黄花处女，没有你们汉人那么多既当婊子又立牌坊的烂规矩。”
在云登和娜珍的偷情过程中，一直有康定情歌相伴，某种意义上还起了催化剂的作用。云登对白马娜珍的表白，也借用了他偷听到的还俗喇嘛丁珍登珠向一位弹花匠女表白的台词，他不紧不慢地对娜珍说：“在花朵里，你是最漂亮的。你往前走一步，比得上美丽的金孔雀；你往后退一步，比得上仙女度母；你……”显得笨拙又诙谐。远处传来康定情歌：“世间溜溜的女子，任我溜溜的爱哟，世间溜溜的男子任我溜溜地求哟……”。两人面临春情的骚动，又略显尴尬之时，密林里又传出王汉生唱的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一段情歌：“哎，心爱的姑娘啊！你若离开我去修法，少年我也一定跟你去山里。哎，心儿跟她去了，夜里睡不着觉……”。短短一段文字，作者借助歌声，营造了云登与白马娜珍的诗意爱情，幽默风趣。“听见这优美的情歌，他俩的心似乎融在了一起。无人的密林、柔肝断肠的情歌、一对怀春的男女，这氛围、这空间，气韵天成地为他两提供了梦幻般的偷情地。”作者接着写道：“利箭般的情欲穿越康定的上空，划出一道情歌中张大哥和李大姐的爱情阴影——月光深处的隐秘激情。”暗示了这段爱情的悲剧结局。
云登敢爱敢恨的性格，追求自由的行为，给与了白马娜珍烈火般的爱情，但也给她的丈夫杨格桑带来耻辱，也给她带来了死亡之灾。杨格桑杀死了怀有云登孩子的娜珍，将尸体扔进了折多河。然后，在和云登决斗时被云登杀了。这段仇杀情敌的回忆也伴随了云登一生，甚至因“转世情敌”的梦，将仇视转移到了孙子松吉罗布身上，直到死的前夜才得以化解。达真将云登和娜珍的偷情描写得很诗意浪漫，将酸溜溜的情话和娜珍的美丽形象描写得真切自然。但两个民族不同的爱情观导致了灾难的降临，他们三者之间的感情纠葛让人为之感慨而悲切。作者向我们展示了康巴式爱情的美妙，又展示了现实的残酷和女性命运的遭遇。爱情、浪漫、诗意、悲情，皆在达真笔下平静自如地一一呈现。
达真在第二部分同样塑造了一位命运悲惨、为爱情刚正不阿的女子李玉珍。玉珍是钱府的女佣，美丽，青春，有着汉族的传统爱情观，对爱情专一。当她和郑云龙沿着茶马路逃亡到了白阿佳的锅庄后，开始过着艰辛而又幸福的日子。生活稍有转机，一场厄运又降临到了玉珍身上。刘胖子看上了玉珍而诱骗她，想对她图谋不轨。玉珍自知中了他的圈套后，将刘胖子推进了河里，自己也跳下了河，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段对李玉珍和郑云龙爱情历程的描写，可以隐约地看出玉珍刚烈的女性形象、悲惨的命运和汉人专一的爱情观。
在叙述俩人逃亡之路时，从玉珍和郑云龙视角让我们感受到了茶马古道背夫底层生活的艰辛状态，他们待人的敦厚和命运的低贱，就连玉珍也难以忍受他们的生活环境，和他们身上散发出的令人作呕的味道。郑云龙充满同情地问一个背夫：“伍大哥，满金太小了，等他再大一点出来也不迟啊。”“哎，没办法，我八岁就跟父亲上路了，记得父亲替我背好茶包后送给我的第一句话是‘娃娃，不愿你长大做官做府，只愿你将来背得起二百五’。”道路艰险，中途不能歇息，男人只能站着休息、撒尿。但是女背夫小便就很麻烦了，“她们只有趁男人走远了，用随身带着的竹笋壳当排尿的槽，要是途中遇上“经期”，大腿内侧的皮肤全被草纸划出一道道血印，严重的发炎生疮。”这里，作者从底层人郑云龙和受权贵欺压的玉珍的视角出发，让读者看到了背夫们更低层、更卑贱的人物命运。前一秒还在为玉珍和郑云龙担忧，下一秒将视线进行转移，有着双层的意蕴，显示了作家开阔的视野，和悲悯之心。
小说还描写了各式各样的女性，女性们在达真笔下有独特而天然的魅力，像美丽的仙女度母，相反对男性们则用了较为粗俗、暴力、血腥甚至野蛮的语言。比如，精明能干的锅庄女主人白阿佳，修女莫丽，死里逃生的泽央措，以及女学者戴卫·妮，她的洒脱、优雅和康巴的女性完全不一样，“她如同飞来飞去的鸟儿一样自”等。达真用浪漫、诗意的文字叙述着或美好或悲壮的爱情故事，彰显着女性们或忠烈或悲惨的命运。
三、独特的结构，丰富的细节
《康巴》有着冒犯常规的独特的艺术气质。它是“一部冒犯常规审美和接受习惯的拓宽华语小说边界的力作。”它在叙事上最大的特色就是结构。它的结构真是独特，而且很成功。作家在再版后记里说：
2009年版《康巴》采用交叉叙事手法，将三个家族故事交织讲述。此次再版，作者在保留主干的前提下，将三个家族分为《大梦》《悲梦》《醒梦》三个故事展开叙述，使得内容更为精彩，脉络更为清晰。
再版的编排主要是对结构做了技术性的调整，但丝毫不影响世界和中国的多种文化、多种信仰在书中的交汇与融合，小说中三个家庭的故事是在同一时空中同步进行着的，彼此独立又互为一体。
这里，作家已经把他的小说结构说得很清楚了。
读者阅读的时候，这样的三个部分，三个故事，既新鲜，又有着互文的关系，但又不重复。司马迁的《史记》其实就是这样的一种互文结构，单看是一个个人物的传记，但合起来就是一个时代。这样的结构，让作家在叙述每一个家族（家庭）故事时，都能够充分调动情感，饱沾浓墨，做非常尽情的书写，无论情感的表达，故事的展开，还是人物的塑造，都可以做得淋漓尽致，不留一点遗憾。而且阅读感觉有一种神奇的幸福感。
读者正沉浸在前一个故事的生死情仇中，期待故事的发展时，忽然小说切入了另一个陌生的环境和人物。有一种新鲜感，也有不断的陌生感。意大利作家卡尔维诺的《寒冬夜行人》，就是一个一个故事片段，但它是互不相连，是一种碎片化的后现代写作。而《康巴》还是现实主义写作，结构虽然独特，但还是合得起来，所以我觉得更像《史记》。当读者耐心地读完《康巴》，就能体会到其中的丰富与深沉。整体感觉有一种混沌的多视角的“凌乱美”，又不失其主旨。这也恰恰体现了艺术最本质的气质之所在。
小说的叙述视角并不完全聚焦在主人公身上，随着主体故事的发展，又牵引出很多人物，有一种随意“变焦”甚至“跑焦”的特点，但故事主线又是清晰的，很是奇特。也许这恰是这部小说的结构特色所在，它不按常理出牌。小说并不注重故事的开端、发展和结局，注重过程，但整体上是可以统一起来的。小说《康巴》在时间上是比较模糊的，不知道是作者有意的省略，还是出于整部小说的完整性考虑，只偶然出现了大的时间趋势。但也正是这种较为模糊的时间概念突出了康巴的地域特色和藏民族特有的气质。多线的形式下有着精确的时间线，反而显得不伦不类。作者将时间精确性内隐的方式给读者带来了一种“世外桃源”之感，当然，并不只是自然景色层面，恰恰透露出作者身上与生俱来的那种藏文化天然的原始性气质，是一种富有创造性思维的现代性的书写方式，又恰好更为接近艺术天然的气质。
长篇小说最主要的就是对结构的把握，也就是要具备对时空把握的能力。就像《红楼梦》那样伟大的小说，我们是能根据文字清晰地画出小说地图的。《康巴》在空间上的把握是比较清晰明确的，作家的空间性较强，可以看出他对康巴生活和环境的熟悉与热爱。比如郑云龙和玉珍随着背夫们沿着茶马古道到锅庄的一种地理空间的呈现等。总之，《康巴》视角多元，结构多线，具有史诗性特点，又与其他史诗性作品不太一样，有它自己的小说空间。
《康巴》为我们呈现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带给我们很多思考。不得不承认，它的艺术性是较强的。尤其生活本身的一些天然性的、原始的魅力，人性最深处的一些东西不断地打动着我们。它有大自然的敬畏之心，有宗教的、信仰的神圣性存在。郑云龙成功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他有信仰，面对老人和小孩他心生怜悯，面对手无缚鸡之力的喇嘛，他首先想到的不是暴力和屠杀，虽然这里面也有着传奇性的色彩，但也展现出了关键时刻人性的善，与信仰的力量。不管是哪种信仰，有信仰的人都有着做人的底线。郑云龙本着为自己壮胆的唱歌举动，让同样有信仰的高僧看出了宗教的“仪式感”，免去一场武力屠杀，挽救了众多人的性命，还被打造为“战神”，深得人们的尊重。村民们对他说，“不，你同我们不一样，琼泽堪布告诉我们，你的眉心处有一个菩萨”。后来，郑云龙枪杀哗变者，他虽短期稳定了局面，但同时也“赢”来了孤独，输了人气，杀走了民心和他在人们心中的良好形象。喇嘛对他说：“大人，你眉心的菩萨消失了，接受这个现实吧！”
一部长篇小说能否成功？关键看有没有丰富的细节。俄罗斯作家纳博科夫说，抚摸你那神圣的细节吧。一部小说没有丰富生动的细节，就无法成为一部优秀的小说。《康巴》的很多细节颇值得玩味。小说一开篇，第一段，写到玻璃：“云登格龙醒来时天已大亮，昨天刚刚嵌上玻璃的小窗格透进来的强光刺得他不想睁眼。‘呵呵，透明的玻璃是什么做的？摸得着看不见不透风，睡屋明显比纸糊的窗户亮了许多。’他闭着眼比较着纸和玻璃的差异，对顺德茶庄邱老板送的玻璃所带来的神奇赞赏有加。”这一玻璃细节，运用得很好。玻璃，某种程度上代表着现代文明。玻璃，是一种象征或隐喻，表明西方文明或现代文明的进入，也标志着土司这样的旧文明遗存的衰落。从而暗示着一场巨变，和一个时代的结束。接着，第二段，作者写到噩梦，“云登不是自然醒来的，而是被噩梦中的一道道绿光刺醒的，就在他感到绿光刀片似的在身上划出一道道伤口时，楼上经堂里的俄色喇嘛生平第一次看见上百盏酥油灯的灯芯同时发出劈里啪啦的炸裂声。”绿光，伤口，炸裂声，都在暗示着一场巨变的到来。
小说在许多细节性的处理上很感人，比如他写到一个寡妇村的女人们的那种无助、屈辱与绝望。麻风病、被处以割鼻刑的女人等，那种底层人生活的悲凉和残酷。她们的男人全被人打死了，是被遣去为他们的土司打冤家，全都变成冤魂鬼。也从侧面展现了土司阶层残忍的一面，视无辜的底层百姓的生命如草芥。如同冉会长说的，“一个乞丐，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想要回归到养尊处优衣食无忧的上流社会，比上刀山还难。”
还有很多细节的描写，其中一个细节描写让人难受。益真阿妈救了两只失去母亲的小獐子，将它们放生了三次，且一次比一次远，还专门请了喇嘛在獐子的耳朵上拴了放生的红布条，目的是保住它们性命。没想到后来，遭遇雪灾，小獐子又再次回到了益真老人身边，和老人一起被冻死在屋子里。“老阿妈冻僵的躯体俯卧在雪里，眉毛和鼻孔下结了一层薄薄的冰，冻得发紫发青的一只手摊着黑色的茶叶，两只小獐子因啃不到草而腐烂的小嘴搭在老人的手上，摊开的手已同茶叶、幼獐的嘴冻结在一起。”这些如镜头般闪过的小细节，表现出了作者悲悯的情怀。益真阿妈的善心感化了达瓦，他说：“虽然老天带给生灵的灾难是无法回避的，但人与人之间的屠杀是可以化解的……”。
从小说可以看出，达真身上有一些康巴人特有的深入骨髓的气质。从他的文字里能看到作家内心的一种冷静，一种宁心静气，一种原始性气质，一种生活的“真”，散发着人性之光。可以看出，达真文化思想的多元性，受汉藏文化、西方文化和各种宗教的影响，具有“康巴”特色的创造性思维，像梵高调色盘里调出来的色彩，显得独特又纯粹。《康巴》只有达真这个土生土长的康巴汉子才能写得出。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