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亮：挫败的抒情
《北鸢》的落选，在意想之中。从第十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来看，这是一次彻底的“北方”的胜利，或曰“北方风格”的压倒性优势。长篇小说似乎只有在“北方”的场域里，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一个强大的“北方”正在中国长篇小说的写作中得以生动的阐释，并慢慢建构起一种带有暧昧属性的总体景观。
葛亮是不是也有向北的空间意图，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与《朱雀》把故事讲在南京不同，《北鸢》的叙事空间确实转移到了北方。遗憾的是，葛亮并没有在革命和历史的洪流中找到“北”，相反，小说最后还是跑向了“南”。葛亮终究还是属于南方的，《北鸢》的小说腔调仍然脱不了南方的气质，一种忧郁的抒情就像风筝一样，在一个时代的特殊景观中嬉戏漫游，令人难以忘怀。
葛亮的小说叙事是抒情诗式的。在这个小说越写越“现实”的时代，《北鸢》以不那么“现实”的方式抵达了另外一种“现实”。这个“现实”不是失序和秩序的反复，不是道德和价值的较量，不是传统和现代的冲决，不是人性的复杂和阑珊，而是对切实又虚无的生活和宿命的内心喟叹。葛亮把人生中的寂寞和希望，交付于历史之中，这人生并不为世界另眼相待，却自有一份痴情和热爱。这是葛亮的“抒情”美学。
小说，或者说一切文学，说到底是抒情的艺术。中国文学，抒情传统其来有自。但这种抒情传统，在中国文学的情感更替和审美变迁中，正在发生衰退和新变。抒情就像一个老化的物种一样，已经不能在“现实”的钟声里产生动人的回响。这种衰退的倾向在新世纪以后的写作中表现得更为凸显，在“一地鸡毛”之后的光怪陆离里，一切的抒情都变得越发“犹疑”和“可疑”，似乎再也没有一种情感是非要眼泪表达的。
毫无疑问，在这个情感支离、生活破碎的贫乏时代，抒情的荒芜几乎不可避免。对此，有评论家分析指出，“抒情的衰退是时代转型、文学变迁的综合结果，但其直接的根源是主体性的消散。抒情碎片化的根源正是主体的碎片化。”[1]在鲁迅的“无声的中国”之后，一个有声的黄金时代未能久远，我们似乎又在经历着新的漫长的情感沉默，小说正在“现实”的繁华竞逐中失去时间的深度和真实的要义。
一部百年中国新文学史，几乎是一部革命与启蒙交织的思想史，对情感的梳理和呈现显得不发而隐秘。与内心的浪漫抒情相比，理想的价值抉择、道德的伦理困境、时代的高谈阔论，几乎是一代代作家坚定而热烈的文学信条。在这样的小说世界里，现实与抒情、具化与抽象相互对立、相互抵牾，一种抽象的抒情，在一个个坚固的信念里水土不服且格格不入，那些满含灵感的情感时刻，在不可缩减的现实里在劫难逃。
王德威以“抒情民国”评价《北鸢》，实在是道出了这部小说在当下长篇小说中的特殊意义。这一看法，自然与他对中国文学“抒情传统”的青睐有关。王德威认为：“在革命、启蒙之外，‘抒情’代表中国文学现代性——尤其是现代主体建构——的又一面向。”[2]在《北鸢》中，葛亮似乎有意无意地保持着与“启蒙”的疏离。《北鸢》有关“革命”，但同时拒绝进入“启蒙”的叙事圈套，他以抒情的方式推动小说叙事，并建构起别具一格的艺术理路和诗学想象。
葛亮的《北鸢》，流露出一种“童年的心智”。就情感或直觉而言，葛亮似乎也可以归于帕慕克所说的“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这种“童年”式的天真和感伤，有时候能够从作者塑造的人物看出来，文笙、仁桢，小说的这两位主人公，即透着不可言说的孩子气，而昭德、昭如姐妹，哪一个不是天生的感伤家。但更多的时候，这种感伤是通过时代气氛和生活氛围的营造表达出来的。《北鸢》有着十分鲜明的画面感，不管是小说的开头还是结尾，情感的渲染和抒情的余响，就像风筝在高空中猎猎的争鸣，转瞬间化作孤独的风雅。
《北鸢》是一个想象的世界，这个世界由一个个词语和一帧帧记忆组成，每一个细节、每一个瞬间，经由物和感的串联，拼接成一幅满溢抒情意味的生命图景，从而一并融入历史的总体性景观之中。小说写人，但一切的人都与物发生着关联，而小说中的物又无不是人以及人的情感的延伸。在历史中书写人与物的关系，其实是很难的，那些在历史的碎片中被打捞起来的生活物件，只有附着了小说家情感的体温之后，才变得活泛而生动起来。葛亮说，《北鸢》的书名源于曹雪芹《废艺斋集稿》中的《南鹞北鸢考工志》。《北鸢》寄予了葛亮对于“物”的世界的好奇心和同情心。认识物，即是认识人。
小说是生活的艺术。一切的宏大和细微，都关涉生活的肌理。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说：“小说艺术的根本目标在于呈现精确的生活描述。”[3]小说写的是历史中的故事，但小说不是历史，它是生活（幻想的或真实的）的总集，小说中的人物有时候甚至都不那么重要，而重要的是人物在生活中与世界打交道的方式。小说的任务不是揭露真相和现实，而是在艺术的虚构中获得理解真相、现实的力量和自由。《北鸢》的结构、叙事并没有想象中的精妙和精彩，但小说中对于人情风物的细致考工、对于一景一情的认真雕琢，着实是下了功夫的，这在当下的小说家尤其是青年小说家中并不多见。
钱穆在论及中国文学时说：“西方文学主要在通俗，得群众之好。中国文学贵自抒己情，以待知者知，此亦其一异。”[4]《北鸢》是中国文学抒情和言情传统的当代延续，它通俗，不恶俗，葛亮无时不在试图扭转一种既定而呆板的传统叙事套路，却似乎缺乏使小说发生质变的灵感和智慧，因此，也就有了诸多革命和历史的无奈胶合，甚至于我们熟悉的青春痕迹。细细想来，《北鸢》不过是百年中国文学青春写作的另一种情绪变形。这会是70后一代最后的青春吗？
抒情是超现实的，但离不开现实，有时候甚至要带着那么一点通俗。中国文学需要宏大的史诗，一种囊括主体情感的心灵史诗，但更需要温润着个体生命血脉的人间烟火和爱恨情仇。我们不要概念化的时代赞歌，更不要空洞而空泛的肤浅“抒情”，这些东西于我们已经太多了。我们最为匮乏的是一种基于主体、物体、命体的平等审视、深度观照和心灵修炼。或许，对于每一位优秀的小说家来说，他们要做的，就是以一种与众不同的抒情方式，去书写自己所体验和洞察的“现实”，这种不同才是小说风格和自我人格的坚实基础。
在历史的长河中，不会有一种小说会完整记录一个时代，尤其是在这个现实越发复杂的时代，小说似乎已经越来越承受不起这样的重托。“不管我们活多长，不管我们认知到多少所谓‘生命的真实’，更大的画面总是超出人类理解，挫败我们想了解人生终极目的的渴望。”[5]在这个意义上，《北鸢》以及一切小说都不具备把人从生命的枷锁中解救出来的力量和能力，更大的分裂和黑暗只会源源不断地产生，但小说存在的意义或许就是，它可以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这一点。
对于当下的小说写作，我依然悲观。生活并非这样，小说就是小说，它终究会被遗忘。
注释：
[1]黄发有：《抒情的衰变——论近三十年中国文学的情感历程》，《文艺研究》2017年第6期。
[2]王德威：《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3页。
[3][土耳其]奥尔罕·帕慕克：《天真的和感伤的小说家》，彭发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3页。
[4]钱穆：《中国文学论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138页。
[4][美]罗伯特·波格·格里森：《我们为何膜拜青春》，梁永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37页。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