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谣》里的民与谣
整个文本在文体方面的尝试可说是野心勃勃。四卷小说本体（或者以内篇称之？）貌似介于自传和散文之间，最终却突然蓄势形成一部真正的小说。杂篇、外篇也有挑战读者想象力的瞬间。已经不止一个读者告诉我，“还以为部分是当年的文档什么的”。而杂篇、外篇的这种称法又会让人想到《庄子》，但精神气质，对小民百姓的重视程度，似乎又在在消解着《庄子》。四种不同风格的语言（两种小说语言、一种70年代特征的文章语言、一种当下的注释语言）表现本身也完美地表达了作者所想到的、所能讲的种种主题。这一切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具备深刻反思性的文本，不妨用三个关键词来概括：小说本体处理的是身份，杂篇处理的是记忆，外篇处理的则是遗产（虽然是一份负债的遗产）。这三个文本彼此相连，具有多重内涵，每个文本之间又互相回应，互相依存。身份部分包含着多种自我选择的可能，记忆部分则结合了14种文本的半无意识到注释的有意识，遗产的特殊性则提醒我们再次审视，是否要继承，是否已经变成我们自身的债务而不自知。
初夏的时候，第一遍读完这部小说，我跟朋友说：它是我希望自己能写出来的那一类书。它同时让我觉得，自己之前写出来的那些，毫无意义。
所谓民谣，就是在人民口头传唱的歌谣，周作人说民谣“原是民族的文学的初基”，民谣里有哲学，有百姓的悲欣，事实上，也能看出一个时期人民的心性。作者对那时的人民究竟抱着怎样的态度呢？我以为，诚如他为主人公起的名字：厚平。曾经和作家田耳聊过小说中起名的问题。他觉得，把小说人物名字取得花里胡哨的，小说往往使劲使在小的地方，大都舍本逐末。所以他写小说的时候，尽量不让人名晃人眼目，都是小江、小丁这种，而且他觉得那些对小说人物名字很感兴趣的读者，也绝不是他的目标读者。在王尧这部小说里，名字的重要不仅仅是文学审美的问题，更是确定了一种必须传承下去的关于德行的记忆。没有什么比（敦）厚平（和）这样一个名字更好地表达这一价值观的了。（想想看其他同样年代背景的小说里出现过的人物名字吧，不乏卫红、卫兵、卫东、继红……）名字能唤起人们的某种共同记忆，也因此，想来王尧在选择名字时考虑过使用这个名字的人物特点，这个名字也就成了主人公个性气质的一部分。
“我是王大头，大家不要笑，听我唱个小调调。”小说部分，“小调调”出现了两次。
“我问根叔，我唱了什么。
“母亲说，没有唱，是背的儿歌。”
和实为儿歌的小调调相关联的，小说部分有这样的内容：“根叔和我父亲、母亲几个人想了想，把我背的儿歌凑出了几句：你拍手，我拍手，做好游戏往前走，十字路口不停留，红旗插在校门口。”
“李先生问我：你也在批孔子？他说：你读过几章论语，你能批孔子，你们写的那几首儿歌狗屁不通。什么‘孔老二贼林彪，都是坏东西。’这两人能放在一起吗？”
杂篇十二则为主人公王厚平（王大头）当年改写的四首儿歌，其中就有上文提到的两首。这四首儿歌中，只有“孔老二，贼林彪，都是坏东西”那首有着阴郁的戾气，其他三首，还是天然的单纯的温和的。事实上，整部作品连嘲讽都少见。唯一一处稍嫌尖锐的是杂篇中开场白里的最后一段：“我可能因为这部小说成为小说家，不再是批评家了。现在写小说就是小说家，写散文就是散文家，写诗就是诗人。我庆幸，我赶上了这么容易命名的年代。”（不知道作者是否真会被如此命名，但这个文本，实际上能使各种各样的小说家、批评家、散文家、诗人都茅塞顿开。）
如果说，作者对知识分子抱有严苛的反思，对普通百姓，态度则相对同情理解。“我”的一家人，都很尊重邻居们的脆弱。“乡下风俗，生了男孩要挨家挨户送红蛋和糯米糖粥。奶奶和母亲商量，要不要给大奶奶家送糖粥？母亲说送吧，人不能势利的。……糖粥是奶奶亲自送过去的。大奶奶跟奶奶说：‘早上听说你们家从西边巷子里开始送糖粥了，我是想吃这碗粥的。’”勇子和秋兰不顾出身上下有别，自由恋爱结婚摆酒却几乎没有大队干部到场那段，有着一种抒情诗般的哀怨。整部小说固然笼罩着批斗会、揭发与被揭发的黑云，但庄上大部分人与人的交往层面，还是能听到由衷的叹息，听到信任的倾诉。人物与人物之间做到了感同身受。这个充满温情的词，在那个年代，可以弥补很多裂缝，让日子继续过下去。
看第二遍的时候我一直在想，小说为什么命名为《民谣》？应该是想通过那无数生于土地，长于河畔的百姓的性格与命运、机会与行动、思想与感情，来讲述一个冷酷的年代。那个年代是大地上发生过的，那些历史事件也一目了然，冷静的语调很让容易让读者上当，以为那是非常个人化的记忆。不动声色的欺骗，一次出色的、轻描淡写的再创造。在没有灯光的夜晚，人们是如何自欺欺人睡着的呢？也许靠的就是“天上星星亮晶晶，我们找找北斗星”这样的民谣。
同时，民谣又因为主要记录着百姓的平常生活，也通过百姓传播，它又是可以流传下去的。中国最好的民谣音乐人之一小河说过，“真正的民谣是流传，不是流行”。之二的张玮玮则说：“民谣绝对是你想得很远，然后把它抽出来的一个东西。它完全可以变大很多，也可以回到最初。”王尧大概也是这么希望的吧……
小说里自绝的百姓不少，他们驳杂、混生、真实。悲伤是收敛的，作者将这些死亡和谐地置于自然里，是可以如歌谣一般于劳作的日常生活里歌之舞之，接受之的。“安葬他时，阳光灿烂，遍地的菜花之上已经有蜜蜂飞舞。我看到地上无数的蚯蚓在新挖的土坑中蜿行，黑的红的，爬向远方。它们腾出的空间，成为我同学的葬身之地。”写到自然风物时，作者笔下的句子就会变得悠远，从近景到远景的变焦，透露出生死之间隐秘的意义。如果说，生活里充满残忍与庸俗，那么只要在河边坐下，在田里走走，人类生活中最敏感、最珍贵的感伤情绪，就会弥漫开，像雾气，遮蔽住一切刺眼。
与民谣这一意象相契合的，是整部小说的诗性。这种诗性是江南的，属阴的，有对读者足够的诚意，没有半点装腔作势，和王尧的散文一脉相承，可以说是作者驾轻就熟的语言。当我们说一部小说有真正的诗性时，肯定不是指什么韵律或者某些抽象的意象。小说中的诗性，应该是字里行间编织的理性，每个词都准确、合理，似乎都被河道上的风反反复复打磨过，没有一处突兀。安妥平和的表面下，这理性本身绵延柔韧出精神个性的深度与神秘。这种深度与神秘和认清现实有关，作者对并不美好的少年时光没有丝毫怀旧。
“我的眼前一片模糊，但我知道墓地之外是绿的麦苗，黄的菜花，像蝴蝶一样的蚕豆花。又是一个五月。又是无数个五月过去了……”在他笔下的9次“五月”，绝不是那个年代寓指革命热情高涨的光芒耀眼的“红五月”，而是持续了一个月大雨的水灾的五月，是发霉的五月。在文化革命的火堆里，作者毫不犹豫扔进去一根湿木头。不安的燃烧。远远看去，从木头的缝隙里冒出的是一股股白气，近近一闻，是呛人的烟气。（不知为什么，写到这里，民谣会让我联想到了“四面楚歌”这个词。）
希望在《收获》杂志上的首发能为作者带去第一批富有创造性的读者。这个文本自身，绝不限制在某个特定的时空。这个故事是为我们每个当下写的。每个以前就发生过的当下。
为着写这篇评论，反复读了好几遍作品，私下揣测过，作者是在什么样的心境下，写下那句小说开头的呢？这短短二十个字，却潜藏着打开所有心结的可能。任何心气艰难的时候，不妨像小说主人公一样，在码头或者随便什么地方坐下来，要知道，对一个拥有个体世界的灵魂而言，那遮不住的万丈光芒的太阳，也可以“像一张薄薄的纸垫在屁股下”。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