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道“对河”——读马笑泉《对河》
对河与儿童时期的“我”并无过多联系，它只是作为一个神秘的异域存在那里。而儿童的天性是矛盾统一的，一方面，他们依恋安全区与舒适区，服从权威；另一方面，他们又野性未脱、倔强不驯，迅疾、浩大的好奇心抑制不住地期待、探知另外世界。但儿童的活动范围毕竟有限，其搭建社会认知结构的过程往往从身边人的活动与认知发轫。作者深谙此道，由此安排主人公“我”借助周围人与对河的关系间接搭建自己与对河的关系，形成对对河的局外人印象。此间的叙述使小说文本的张力逐渐拉大：从小伙伴到妈妈到大舅，他们都对去对河的事情做了冷处理，从对河与小县城的繁华相比到与大都市北京的鼎盛相比，对河也越来越黯然失语；但之于“我”，越了解对河，对河却愈加遥远神秘，散发着更为巨大的吸引力。对河就是这样走近“我”，如童年时放飞的一只风筝，随着小伙伴朱兵兵、妈妈、大舅的依次牵引，慢慢飘至“我”的头顶，其投在地面的影子将我整个牢牢笼罩起来。
少年时期是自我意识的茁壮成长阶段。面对这个阶段外部的众声喧哗与内在的多情善感，“我”敢于接受新事物，但同时又要独树一帜、与众不同；“我”不轻易趋近他人，但又易受偶像影响，且一旦认定偶像，便陷入狂热，难以转圜。诗人的出现，让对河走近了我，对河在童年时期深植于心底的那番影影绰绰的印象陡然鲜明起来，并高度契合了“我”对于“对河气质”的完美想象。诗人长相并不出众，却时刻透露出自信与超然，散淡与随意，深邃和沧桑；他不急功近利，却以横溢之才收获完美人生；他不可被定义，不可被复制，不可被追随，他永远在游荡，永远自由……诗歌向“我”打开了走向诗人的豁口，“我”由此学习他的气质，抄录他的诗歌，打听他的一切。在意外知晓妈妈和他那一代的往事之后，再也不甘于在别人的讲述中靠近榜样，更要求在现实生活中实质性地靠近。缺席是最高级的在场。当“我”带着某种朝圣的心情去诗人家时，诗人却带着热爱的相机隐逸山中。我于失落中却无形完成了对诗人“对河气质”的因袭，这种蜕变源于一场仪式的隐喻性加持。当诗人妻子宁姨介绍诗人在新家非要做这个大柜子，经常躲在里面发呆，“我”便被某种磁场吸引，趁机拉开柜门，通过想象完成了对诗人躺在柜子里神游的模仿。这个柜子如道场一般存在，而这一躺仿佛某种仪式，诗人的魂灵就此附身，“我”承继过诗人的衣钵，带着诗人的所有气质涅槃重生，也由此与对河“建立起一种隐约又深切的关系，不会断掉”。可以说，“我”在诗人独特个人魅力的强大感召下完成了个人特征的初步确立与青春期价值观的初阶塑造，同时也于无意中内化且美化了“我”对“对河气质”的价值认同。
在省城第一师范学校上学的第一学年，“对河气质”在“我”身上可谓发展到了登峰造极之境，“我”与诗人合二为一，以感觉哲学体认一切，游荡、写作、阅读便是具象化的表现，“我”甚至在写情书的生意上找到了一种与同学们既保持重要联系又游离其外的超然地位。不料，“对河气质”的人生哲学在爱情上的首次推广却遭遇了惨烈的滑铁卢。第二学年电话亭旁“我”和理想型爱情初次遭遇。先闻其声，家乡飞龙口音，然后才是惊鸿一瞥，交谈得知为对河的，好感及包裹了思维定势的糖衣就将“我”攻陷。“我”在深夜的辗转反侧中一厢情愿地完成了“对河气质”在爱情方面的认知迁移：这样“自然纯朴，却无土气”的女孩来自于与城市保持一定距离同时又与乡村疏离的对河乃天经地义；我”甚至偏狭的认为“只有对河这样的地方，才会出现这样的女孩”。“我”在校园邂逅的这个音同“赵小青”的女孩，秀美、开朗，举止自然，神情间略含羞涩，不会拒人于千里之外，令人过目难忘。而及至假期，“我”回乡寻访，却遭遇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赵小青”形象：她惊慌失措地命令弟弟闭门谢客，带着哭腔央告回绝，忸怩、无情、幼稚。理想爱情与“对河气质”瞬间分崩离析。这是主人公第一次主动地，带着强烈渴望地踏上对河，也是最后一次决绝地，带着深厚悲悔远离对河。
地理意义上的逃离却成就了精神意义上的复归。从更高远的精神层面而言，“我”终于抽离了对“对河诗人”的顶礼膜拜和模式化塑造，斩断了对“对河女孩”的偏执与迷恋，从亦步亦趋、冲动盲目中觉醒过来，重新去建构独立完整的自我价值形态。虽历经风浪，却终将自己摆渡到了精神的对河彼岸。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