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性”困境与宏大叙事的可能

如何处理宏大历史与个体之人的关系，是1990年代以来“去政治化”情境中重构宏大叙事的难题。房伟以《猎舌师》为代表的抗战历史小说，将经典宏大叙事和新历史小说等作为反思对象，通过偶然性与必然性、总体性与个体性等悖论性问题的思考，借助历史与现实之间的深层对话和论辩，打开历史与文学的双重疆界，为处在总体性困境中的宏大叙事重塑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小说中的反讽美学范式，隐含着特定情境下的历史文化体验，可视为现时代宏大叙事的某种征候。

如何在尊重个人主体地位的基础上，在漂移的甚至碎片化的现实中，重建个人与历史之间的有效关联，并为这一关联寻找有效的文学表述，是现时代文学所共同面临的紧迫课题和难题。正如李敬泽在谈到其《会饮记》创作时所说：“我想探讨的是这种碎片化的经验的内在性，看看有没有可能在这一地鸡毛漫天飞雪中找到某种线条、某种形式、某种律动，或者说，我们如何在日常经验的层面建立起与历史、与社会和精神的总体运动的联系，一种整体性或拟整体性运动的自我意识，一种细微与宏大兼而有之的叙事。这其实也是这个时代生存和文学的一个关键性问题。”1在当代文学中，小说尤其是新世纪长篇小说体裁样式中，已经呈现出在个体与历史、世俗与超越、细微与宏大之间，以新型宏大叙事形式重构文学内在总体性的努力，陈彦的《主角》、贾平凹的《山本》、刘庆的《唇典》、徐则臣的《北上》等均为致力于超越个体感性生活，发掘民族历史文化记忆，通过艺术的有机整体模式和美学手段，寻找个人与族群、个体与世界互为镜鉴的切实之作。房伟的小说集《猎舌师》2等抗战历史小说，则以中短篇的形式，在大时代背景下和大历史时段中，通过个体生命“微观史”的写作触摸“历史之心”，在个人与历史、历史与文学、具体与普遍的诸多范畴内，探索重建宏大叙事的可能性和美学路径。

一、历史与个体之人：

“去政治化”时代重构宏大叙事的难题

无论在充满斗争和暴力的现代性情境下，还是在飘散游移的后现代文化氛围中，抑或在充满柔性暴力的全球化时代，宏大叙事无疑都是一种塑造“历史的生活”和历史意识的有效形式。借助艺术想象进入浩瀚、激荡的历史中，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建立一种生命和思想上的内在联系，将被狭隘化的“个人”“内心”与“文学”重新置入历史视域，便是一种体现着历史辩证法的合理乃至必然的选择。由此，《猎舌师》必然要对人与历史的关系，进行自觉地思考。

《阳明山》表现的是曾经“一寸山河一寸血”的悲壮惨烈历史，在消费文化和影像文化冲击下即将逝去的后现代后历史景观。如果说“某公”是“即将逝去的历史”的象征，作为“忠勇国军的后人”王博士则纠缠于非历史的“符号学”和抗战的家国惨痛记忆之间，在他看来，不仅二叔慨然赴死的情形“永远是不可知的历史”，且记录那个时代和历史的大刀、抗战等文字和图像符号，也终将逝去。历史不仅会随着时间流逝而被淡忘，也会被毫无现实道德逻辑和真实逻辑的视觉文化转换为消费性奇景：历史总需符号铭记，但记载历史的符号也会死亡。

如果说《阳明山》揭示了当代文化逻辑生产中的历史及历史叙事的困境——历史无可避免的衰落、隐匿或符号化空洞化，那么，《五三》则再次重申个体进入历史、重述历史的可能。小说中的“我”异地谋生，打拼多年的报社解散，只有重返故乡谋职。夫妻离异，家父老病，儿子读书花费巨大，重重生活的旋涡和压力，使“我”感觉自己像陈腐不堪的垃圾。衰老和死亡意识即一事无成的失败感笼罩着“我”，弥漫和占据了几乎小说所有的叙事空间。有意思的是，小说将“我”放在一个由“爷爷”“父亲”和“我”延续下来构成的房氏家族谱系中，且以“房伟”为“我”之名，这既是作者有意识地通过《红高粱家族》式的“寻根”为个体寻找家族血脉的努力，更是漂泊无依的当下主体重建历史归属的寓言性写作。小说将房氏家族的命运迁延放在自1920年代“五三事件”至当下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中，通过个人史、家族史和国族史的穿插讲述，为个人小叙述寻找融入时代和历史大叙述的可能与方式，进而将被同质时间所控制的历史大叙述从一种自然化的秩序中释放出来，以“个人生命”和“家族生命”的形式予以再次体认。在这个充满“困惑”“寻找”和“体认”的过程中，“我”不再被居无定所的漂泊感和一事无成的潦倒感、挫败感所困扰，“我”发现了“一个值得为之献身的东西”：“历史之蝶”穿越了“历史的迷雾”，意义产生于“历史之蝶”从民族英雄黑铁塑像眼角钻出的一瞬，产生于当下主体和无意间触摸到大历史的“爷爷”对“历史之蝶”共同的发现和体验中。从这一刻起，历史不复抽象的先验之物，它是个体的生命的存在，是人的生命的发现和重构。历史以英雄的受难铭刻了英雄也铭刻了自己，常人以对历史的无意识的参与和介入，成为了未必呈现于叙事的“历史细节”或“历史的褶皱”。在房伟这一当下历史叙述主体眼里，历史既是需要从“历史褶皱”中发现的“细节”的，又是包含“细节”但又非细节的宏大的、壮阔的，它是英雄与常人共在的生命化时空；而对这一时空的再次发现，需要的是当下生命对历史的融入和对既有历史话语（如小说中“父亲”对历史矛盾百出、含混不定的记忆）的审视和穿透。当下生命的真诚而不做作的历史融入和现代理性的历史穿透，就这样走在一起，成为《猎舌师》的灵与肉。

《中国野人》《花火》《指南》也从不同侧面体现着作者对人与历史关系的思考。《中国野人》中的野人——“不是中国人，也不是日本人”，曾被历史之恶放逐到文明和历史之外的蛮荒之地荒寒之境。身处非人之境的他，在那里发现了植物和动物的生命，通过死亡的威胁，发现了自己作为人的生命，通过对故国故乡亲人故旧的回忆，发现了自己作为中国人，作为丈夫、儿子和父亲等的血缘地缘伦理生命。吊诡的是，历史之恶既践踏和剥夺人的生命权利，又在反向意义上催化人的生命意识和历史意识。最终，野人被意外地发现，重新回归历史，他不仅恢复了“人”“中国人”和“中国劳工”的身份，更深度地介入了历史和历史话语的生产——日本侵华的血腥暴力，日本工头的野蛮残忍，日本政府人员的所谓“道歉”和“居留权”诱惑，中国政府和民众的欢迎，国内轰轰烈烈的“大跃进”“大炼钢铁”“除四害”运动等，野人进入了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历史”。对各类政治话语“野人听不懂，但也觉得有道理”，面对国家立场的政治话语对自己“归来”的阐说，“他表示拥护感谢”。回归祖国后的野人，会想念日本、日本海里的鱼和可以充饥的野菜，尤其是北海道的雪。历史之恶的力量将“他”变为“野人”，历史又使他回归为“人”“中国人”，他感激历史对他的拯救，但宏大历史话语尽管始终围绕着他，却也始终没有进入他的内心，小说最后写他对领袖问题的回答——“我是存在的。我在日本度过了13年”“我活了下来，这就是真相”。在各种话语的塑造中，历史的真相扑朔迷离，但对于野人来说，却是“存在”和“活”——与生命有关的历史才是真正的历史。真正的历史不仅有毁灭人的恶的力量，也有朴素感人的善的力量和美的力量，这种善和美，不仅存在于中国人身上，也存在于性格温和、痛恨战争的渡边，可爱善良的美惠和日本的鸟、树、雪。《中国野人》通过还原特定历史情境下生命个体的复杂性，穿透各种历史话语的包装，直面了历史与人的关系。

《起义》在思考历史与人的关系上与此相似，不同之处在于，《起义》通篇围绕处于病魔死亡威胁中的师长展开，通过其病重时的身体感受、心理活动和情感体验，写出个体在各种历史政治力量的冲突和博弈中，悲凉、孤独的心境：“师长的心里泛起了些悲凉。他们都在逼他。有人逼他死，有的人逼他活着。有的人还要逼他做决定。怎么就没有人真正考虑一下他的心情？”3但小说重心并不在图解一个存在主义式的哲学命题，它更突出了一个有着刻骨的丧家之痛的东北军将领，对国土沦丧的痛心、对手下爱将能否脱险的忧心，对“赶走日本人，建立新中国”的信心，突出了他于危境中以坚韧意志与病魔抗争并成功率部起义的壮举，和顾全抗日大局不滥杀无辜的阔大政治胸怀。

《花火》同样可以视为表现个人与历史之关系的寓言性文本，一个试图逃离历史却注定无法摆脱历史的悲剧性寓言。36岁正当壮年的师参谋长，少年时代参加革命，曾为革命呼号、流血的他，却始终看不到理想的到来，逐渐丧失了热情和乐观，被“倦怠”“怀疑”“苦”和“累”压垮。趁着一个偶然的机会，他携款潜逃，试图主动消失于大历史之外，做一个隐居的“快乐的普通人”。但逃离注定是要失败的。作为历史的深度参与者，他甚至无法回到老家，因为老家也并非世外桃源，历史以微妙的形式渗透进这个由血缘、亲缘和地缘联系起来的伦理网络。他只能继续逃亡。这个出逃者变成了游移于历史缝隙却找不到归宿的孤魂野鬼，他无法摆脱如影随形的“历史的幽灵”：不仅有政治和军事上对立的双方，对他采取的目标一致的追杀；甚至一个商人模样的陌生人的三次出现，也让他感到恐慌；更让他恐惧的是数不清究竟为何物的“那东西”——政治保卫部、军统、地方民团还是土匪，抑或仅仅是心造的幻影？这个从历史的血污中爬出来的人，注定是历史的牺牲和献祭。他不是死于跌入深坑无从摆脱的自杀，而是一个试图逃出历史的孤魂野鬼被历史巨兽的吞噬。《花火》的特别之处是，围绕着逃亡者的心理和行为来思考人与历史的关系，既写出其内心的焦虑和恐慌，也写出其逃亡的原因和思想、心理变换的历史脉络，以及内心的矛盾挣扎和最后的选择。在他人和后人看来，其出逃和自杀可能永远是个“历史谜团”，围绕这个谜，会有各种“答案”：见财起意，抵挡不了金钱和物质诱惑；忍受不了暂时的困难和牺牲，革命意志动摇，丧失革命信念；诡谲的命运对人的操纵；等等。在“必然性”书写者看来，他的选择和结局，只是历史潮流大浪淘沙的一个微不足道的例证，是背叛革命和背离历史潮流者的必然结果，在“新历史”那里，一切都是不可捉摸也无法摆脱的偶然和宿命。而《花火》要写的是大时代大历史中人的复杂命运和人性的复杂性，人在历史中的心灵遭遇。在我们现时代的文学中，是否也有大量如《花火》中主人公那样的写作者——置身于历史之中，却急欲从历史中脱身，做一个历史的“逃亡者”或“一个快乐的普通人”？这种“超越历史”的方式，恐怕是浅薄而无效的，正如小说所写，当一个浪花失去了河流，“最终要蒸发在石头上”。事实上，失去历史感的写作，也同时失去了现实感，在非历史和背向历史的姿态中，作者自己所认为的再熟悉不过的日常生活，其内部隐藏的非同寻常的潜力与能量同样被漠视和放逐了。

那么，是否可以说，历史和现实是不可改变的自在之物，它们是否只能被认识、接受和顺从的宿命论意义上的存在，就像“野人”“师长”“师参谋长”或《阳明山》《去国》中所写的那样，或者说像迷雾般无从查考的“历史真相”？我们可以从《猎舌师》中看到作者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首先，历史中的偶然性和文学的典型性问题。与经典宏大叙事顺服现代历史主义哲学，将偶然性排除在外不同，也不同于“新历史”以偶然性为历史本质，解构必然性的做法，《猎舌师》诸篇对偶然性的捕捉，偏重于将其视为历史中曾存在和发生的经验性“事实”，如“野人”被抓为劳工以及被发现（《中国野人》），师参谋长的携款潜逃以及堕入猎人捕兽的陷坑（《花火》）等。这些事实自然与“真相”有关，却不能简单等同于历史“本质”或“必然性”。相对于可见的经验性事实，不可见的“本质”和“必然性”才是超出个人理解和人的把控能力的“神秘之物”，正是这些不可见、难以理解和不可掌控的“神秘之物”，将人领进历史和现实的既定话语模式，因此也就被锁定在抽象的话语规范中，看不到模式和规范之外的其他可能，找不到文学超越之路。进而言之，在马克思主义总体观那里，不存在所谓“纯事实”，人都是通过某种介质如理性主义、科学主义来认识“事实”或“事物”的。将必然性视为与人无关却要人奉为神圣的铁律，不仅窒息“人”和“文学”的生命，也在根本上否定了偶然性在历史上的作用。马克思如此论及偶然性：“如果偶然性不起任何作用的话，那么世界历史就会带有非常神秘的性质。这些偶然性本身自然纳入总的发展过程中，并且为其他偶然性所补偿，但是发展的加速和推迟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这些偶然性的。”4马克思关于偶然性的观点，一是强调偶然性本身可以自然纳入总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而不是作为必然性的载体，承担言说必然性的工具；二是偶然性的功能体现在加速或推迟历史的发展也即决定历史发展的速度；三是偶然性的命运，是被其他的偶然性所补偿或补充。马克思对偶然性问题的认识，对于理解《猎舌师》等历史文学无疑是极有启示的。《猎舌师》将偶然性作为可见的“事实”加以表现，试图破解将“必然性”或“偶然性”作神秘化超验化处理，从而抽空历史和人的复杂内涵的问题，这种做法突出“人”在历史中的中心地位和价值，是在人道主义、个性主义和现代历史理性和现代生命诗学等多重维度上，对宏大叙事的重构。作者并没有在偶然性/必然性、现象/本质、人/历史等对立框架中，看待偶然性等问题，而是将其作为历史的具体的局部的事实，加以展示和表现，每个事实的出现都隐含着相关个体单位（如个体的人以及政治军事集团、政党等）的期望、目的或动机，每个动机都表现为历史动力，进而交织成由各种历史关系构成的、不以个体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力学之场。《猎舌师》不以凌驾于历史之上的绝对理性为旨归，不以渲染非理性之人欲为焦点，小说人物始终被放在各种历史关系所构成的力学之场中，构成宏大历史图景中的无数个具有个性意义的局部，通过对人物的个性化“分析”，揭示“人”在历史中的处境、状态和可能性。在这里，历史体现为具体的动态的过程，而不是静态的抽象的规律和法则，“人”也在偶然性、特殊性的事件和境遇中获得了典型意义。

其次，历史想象的总体性与个体性问题。传统史诗性叙述往往通过特定意识形态装置的设定，将历史抽离其具体脉络纳入抽象的静态的概念中，获得一种总体性。个体主体借助意识形态话语的匀质分布获得自身充分的连贯性和统一性，历史叙述成为主体进入意识形态结构的方式，也是巩固意识形态结果的方式，甚至一种先在的政治结构和社会形式的“惯例”性生产。1980年代中期后兴起的反史诗性历史叙述，以颠覆总体性为目标，用另一种静态的抽象的概念如人性、欲望、本能、命运等替换了元话语，将历史讲述为无规律无法则的原子式运动。相对这种现代性/当代性的历史叙述，房伟的历史叙述有着一种“复古”的热情，他试图穿过现代历史主义哲学和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进入更为久远的历史深处，回溯民族和人类的历史，寻找历史想象的精神与艺术资源。因此，相对于四平八稳的“历史叙述”，《猎舌师》更具有“历史想象”的色彩。自然，这种历史想象并非新历史般凭空臆想。这不仅体现在小说神奇浪漫的想象力是以结实谨严的历史文献史料为基础，更体现在作者对历史小说更为内在的真实性和总体性品格的思考上。

当一个作家自觉地对历史叙述中的如下问题——因趋附宏大严肃的历史话语而丧失文学的趣味性与想象性；因新历史主义或消费主义影响而以“戏说”取消历史的真实性，走向历史虚无主义；因将历史简化为帝王将相权谋史争霸史而将历史污名化；因注重历史必然性而将生命个体视为必要的牺牲5——进行反思时，他的历史想象就自然地趋近了初民时代的史诗式总体性。不无巧合的是，房伟“在历史的灿烂星空之下”的说法，与卢卡奇对史诗时代古希腊文化结构的分析，颇为相通：“在那个幸福的时代里，星空就是人们能走的和即将要走的路的地图，在星光朗照之下，道路清晰可辨。那时的一切既令人感到新奇，又让人觉得熟悉；既险象环生，却又为他们所掌握。世界虽然广阔无垠，却是他们自己的家园，因为心灵（Seele）深处燃烧的火焰和头上璀璨之星辰拥有共同的本性。尽管世界与自我、星光与火焰显然彼此不太相同，但却不会永远地形同路人，因为火焰是所有星光的心灵，而所有的火焰也都披上了星光的霓裳。所以，心灵的每个行动都是富有深意的，在这二元性中也都是完满的：对感觉（Sinn）中的意义和对各种感觉而言，它都是完满的；圆满是因为心灵行动之时是蛰居不出的；圆满是因为心灵的行动在脱离心灵之后，自成一家，并以自己的中心为圆心为自己画了一个封闭的圈。”6史诗时代的自我和世界是统一的，“内”与“外”是统一的，自我无需到世界中去寻找自己。而在现代世界里，在现代人这里，自我与世界、“内”与“外”、生活世界与意义世界的同一性消失了，总体性变得不再可能，“作为每一个个别现象的构成性的根本实在，总体性意味着封存在它自身内部的某些东西是完整的；它之所以是完整的，是因为一切都发生在它的内部，没有东西被它排斥在外，也没有任何东西指向比它更高的外部；它之所以是完整的，是因为它内部的一切都向着完美成熟，通过达到它自身的方式服从于责任（Bindung）”。7现代人的世界变得空前广阔，现代人获得了为自己规定本质、谋划命运的自由，但由于失去了星空的指引，也失去了自我与世界、心灵与形式的同一。处于总体性分崩离析的现代世界，小说就是这个世界的史诗，是现代心灵的形式，“史诗和小说是伟大史诗的两种客体化形式，它们的差异并不是由其作者创作信念的差异，而是由作者创作时代所面临的历史哲学的现实所决定的。小说是这样一个时代的史诗，在这个时代里，生活的外延总体性不再直接地既存，生活的内在性已经变成了一个问题，但这个时代依旧拥有总体性信念”8。在史诗时代，史诗为自足的生活总体性赋形，总体性是个先天给定的事实，无需人去探索和发现，而小说的总体性只能由人去探索，小说中的总体性也只能由人物去发现。正如卢卡奇所说：“史诗为从自身出发的封闭的生活总体性赋形，小说则以赋形的形式揭示并构建了隐藏着的生活总体性。”9在这个意义上，《猎舌师》可以看作是作家在卢卡奇所说的“小说时代”中的人对已经遗失的“史诗”追溯和对“总体性”的探索，是一个在内在欲望和道德律令之间徘徊的现代人对“意义”和“整体”的寻找。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是一个复杂的主体形象：他既是一个忧郁踟躇的主体，也是一个处于寻找和探索历程中的主体。这个主体有着内在的矛盾性，也始终处于不断的历史生成状态。《猎舌师》选取历史题材，以时间性为小说构造原则，并不是偶然的，它是一个为寻找完整生活而进行的各种努力聚合而碰撞的繁复多元的世界。在寻找完整生活或总体意义的过程中，主体必定遭遇种种困惑、难题和挫折，因此其小说也不再具有史诗那种完美无缺的永恒静态和圆融之美，也不再采取革命史诗性小说以现代历史主义哲学为理念依据，通过强行弥合历史的断裂与创伤以建构总体性的方式，毋宁说，由断裂、漂移的现实投射出充满悲情、悲剧和悖谬感的历史，或者说，这些抗战历史小说普遍具有一种悲情美学基调。这显然不是出自纯粹的作家个人趣味，它带有历史哲学层面上的“世界”性。

与“总体性”要求紧密相关的是写作的“个人性”“个体性”“日常性”问题。“个人”“自我”“私人”“小人物”曾借助日常性（日常生活话语）、人性（人道主义话语）和个人性（个人主义或个性主义话语）而突破历史话语的封锁，使20世纪中国文学获得了“现代性”和“文学性”。但这一具有重大思想意义、文化意义和文学意义的历史性实践，也并不构成将“个人”“私人”“日常”等作为文学话语力量之唯一源头的最终依据，当日常性私人性成为文学/历史舞台上的唯一主角时，它们就放弃了对自身内在的省思而专注于“展示”自己的形象，文学话语的历史性维度、政治意涵和尖锐性以及日常生活的潜在能量，被心安理得地放弃了。10我们可以在大部分“新历史小说”中发现这一症候。

鉴于《猎舌师》重述现代史的意图，以及在文本对正史写作路向的偏离和对人的生命状态的表现等，或许有人将《猎舌师》看作“新历史小说”，认为房伟在历史书写中，体现了当下主体对历史的具有颠覆、解构倾向和将历史景观化、趣味化的倾向。我认为，如果将“新历史小说”做广义的理解即从“重写历史”的意义上看，《猎舌师》可以和《白鹿原》《活着》《许三观卖血记》等共同列入这一谱系；但如果将“新历史小说”视为出现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的，由先锋作家和新写实作家将写作内容和背景从现实转向“历史”而出现的文学思潮以及由此延续下来的历史观、审美观，那么将《猎舌师》纳入这一范畴并不合理。

这需要看到《猎舌师》所包含的双重文学反思性。其一是反思以往宏大叙事的观念性写作模式。不同于传统宏大叙事以历史话语压抑和统合文学话语人学话语，《猎舌师》以形形色色各类人物为中心；《中国野人》中流落异国饥寒交困的野人；《起义》中罹患肺病却密谋起义的师长；《幽灵军》中牺牲的川军战士、日本中尉军官和随军僧；《小太君》中“宣抚班”的日本少年兵和中国少女；《副领事》中的日本副领事和中国警探；《鬼子妮》中出生在抗战时期并在战后定居中国的日本少女；《手肴》中的表兄妹；中篇《猎舌师》中的中国厨师和日本厨师等战争环境下“有限的个人”，他们的体验、情感、心理、欲望，他们在历史中的生活、生命状态，他们的选择和命运，成为作者进入历史深处触摸历史褶皱的焦点。在险恶的战争环境中，人的心理、意识和情感发生着深刻的裂变。《猎舌师》将其视为生命个体，以生命正义对历史暴力进行人性和个人意义上的揭露和反思。其二是对“新历史小说”反历史叙述意识和美学趣味的反思。第一点不难理解，却容易引起误读；第二点则往往被忽视。当这两点共同聚焦于同一文本时，则增加了辨析的难度。或许《猎舌师》在无意于构筑一种线形的、目的论的进化史观上，与狭义的“新历史小说”颇为近似，在强调当下主体意识、思想对历史叙述的渗透方面也有相同之处，甚至在诗性修辞和欲望表现上，也依稀可见“新历史小说”的些许影子。这是其被误读为“新历史小说”的一个重要原因。

事实上，对“正史”（或“民族国家寓言叙事”）和“新历史”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历史观，房伟均抱警惕的态度。关于前者，他认为国族寓言式宏大叙事“使得中国文学呈现出被动性、情感压抑性、自卑情绪，并且充满了通过道德性塑造，超越西方他者的内在焦虑……即使鲁迅、张爱玲这样的优秀作家，也表现出不可遏止的虚无绝望的色调，及文化的客体化倾向。徐志摩、路翎等浪漫主义作家的作品，在张扬主体性的同时，对中国历史文化的处理，有时失之简单，未能在群体与个体、道德与自由、现实与想象之间，获得更大格局与境界”。11对于后者，他则说：“我们很多所谓具有后现代意味的，颠覆性的‘新历史小说’，如果考察其精神内核，除了虚无之外，更靠近古代的传奇和演义。”12 在另一处他指出新历史写作的可疑之处在于“刻意塑造反体制的英雄形象，以解构与颠覆，替代理性的重建，以无底线的戏仿，将历史化为新的消费传奇”13。作为双重反思的结果，《猎舌师》与“新历史小说”的根本区别在于，主体在面对历史时的反思意识，在人的处境和命运书写中的悲剧意识忧患意识，探求历史真实、寻找现实出路的超越精神。这种反思、忧患和超越意识，又在历史、文化、人性、个人、生命等多维度多层面上展开，在根本上塑造了《猎舌师》内在的宏大叙事品格。

《猎舌师》借助文物、文献史料和田野调查展开“历史还原”，这些“客观事实”营造了一种现场感，但现场感不等于现实感，在现场停留，留下的只能是关于“现在”的“写实”，只有在广阔的“世界”关怀中，做向死而生的思考，才能同时获得现实感和历史感。《猎舌师》关于“诗意”的修辞无法弥合历史造成的身体和精神创伤，正如那个时常出现于文本叙述中的处于“当下”“生活”中以各种名字出现的“我”，无法修复主体在现实中的裂痕一样。文学，是“我”借以超脱现实、寄托身心的方式，通过文学，“我”仿佛逃避了无法逃避的生活之网。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学最多只是我们这个时代可有可无的“零余者”。但只要将文学与“我”联系在一起，即便它只是一种貌似消极意义上的存在，其潜在的生产性能量，也会对每一个真诚对待它的人，缓缓释放甚至猛然迸发出来。于是，写作就成为一种有尊严的、寻求意义、价值和美感的劳动，“我”就在这劳动中艰难地确立自我。这就涉及到文学和历史的关系问题。

二、历史与文学：重构宏大叙事的双重维度

在房伟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历史是将现实从生活的平庸状态中解放出来的一种方式，文学也是将凡俗人生和世界从庸常的意义架构中拯救出来的一种方式。“历史”和“文学”这一对貌似无关却有着密切内在关联的语词，构成作者关注和思考的核心，“那些历史人物，那些曾活在历史书中的‘熟悉的陌生人’，或者是历史之中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他们带着历史的尘埃，带着那个时代独有的气息，走到了文学的疆土，上演着一出出的悲欢离合。他们的生命光彩照亮了我们平庸凡俗的日常生活，给了我们无穷的想象快乐和人生的可能”。14历史话语为平庸生活提供了一个超越性的人性和精神空间，为文学话语提供了一种“生活在别处”的乌托邦意义体系。同时，文学话语通过对历史的进入，在历史话语的未尽之处、未及之处和不能说、不欲说之处，以自己的方式接着说甚至对着说。因此，历史与文学、历史与现实、历史与历史话语、历史话语与文学话语之间的繁复关系，构成了《猎舌师》写作的隐秘动力和解读小说的入口和关键词。

作为一种人类精神产品，文学具有隐蔽而强大的意义。正如亚里斯多德的名言：“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发生的事。”15文学话语的力量未必以历史话语为唯一的源头，文学话语的合法性也未必通过依赖历史话语而获得，文学话语所给出的是超越历史话语所承诺的“真实”的更高意义和更高的哲学意味。文学始终在寻找历史和现实表象之下的意义，并在一种总体性视镜中来定位个体，为个体寻找终极意义。房伟的创作谈《在历史的灿烂星空之下》，仅从标题上，就可以看出其对历史、文学以及二者关系的理解。在他看来：“文学对于历史而言，正是想象力与追求真实的遇合之处……历史文学的真实，并非简单的史实再现，而是人类心灵真实的再现。文学给了历史想象的魔力，给了历史好奇心，也给了历史一颗人类心灵的种子。”16文学的目的并不在于再现经验性的历史事实，不应顺着既有历史话语说，而在于通过对历史细节和历史褶皱的重新发现，穿透各种历史话语的封锁，重新发现“人”，发现宏大历史中人的心理、情感和复杂的人性维面，展现“人类心灵”。历史小说应该保持诗与史、诗与生活、历史与人之间的必要张力，以免使文学变成对生活和历史的虚假肯定和无条件顺服，并因此而瓦解了“诗”的价值。《猎舌师》在塑造人物（真实的历史人物，如中国野人、某公、蔡公时等；虚拟的人物如师参谋长、春阳、鹤田少尉、骆宁安等），描述历史事件（川军抗战、肃反、国军起义、济南惨案等）和传说传奇故事（胡家楼胡氏族人与东海狐族传说、沂蒙山区的老狐传说、五龙潭的传说、起义师长真灵附体、神秘的白莲与巨鹤等）等方面，释放出强大的想象力，细致入微又纵横驰骋，极为写实又颇为浪漫，兼有历史深度、生命深度和人性深度，并体现出融历史、地理、动植物、军队建制、饮食等多类知识于故事叙述和思想表达的杂学风格。作者将历史、传说和文学虚构结合，通过灵活多变的叙述视角和富有想象性、体验性和描绘性的语言，营造了一个新奇、美丽、壮观而苍茫的历史诗学世界。

值得注意的是，《猎舌师》塑造的历史诗学世界，并非卢卡奇所设想的那个洋溢着孩童般活泼朝气的瑰丽神奇的世界，史诗主人公接受神的引领，在花园般的世界里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房伟笔下的世界，无论是承受着战争暴力的历史人物，还是生活在当下现实的人物，无论具体处境如何，他们都难以绕过历史现实设定的陷阱，历史与现实往往以虚假的承诺、巧妙的诱导或美好的幻境，将其所有的向往、雄心和作为，无论是私我的或民族的，个人的或组织、群体的，谨小慎微的或雄心勃勃的，都引入反向的情境中。对历史、现实与人的悖谬关系的发现，形成了《猎舌师》历史意识中的反讽模式；不仅如此，反讽也成为“后政治化”情境下小说之总体性建构的深层表征。事实上，在房伟小说中，反讽主要不是一种修辞手法，它在主体论层面上隐含着作者对历史与现实、历史与文本、文本与潜文本之间关系的认识和态度，以及作者的一种特殊的历史文化体验。

《猎舌师》的反讽性具体表现为，一是历史与现实的断裂、延续和变形构成的反讽，存在于庄严肃穆的革命或现代性史诗时代与分裂混乱的后革命后现代性散文时代之间，如《阳明山》《白光》《五三》等。二是历史与文本之间的错位和扭曲造成的反讽，如布鲁克斯对反讽的界定：“语境对于一个陈述语的明显的歪曲。”17反讽发生于作为语境的历史和作为陈述语的文本之间的错位，如《还乡》围绕戴家屯抗战活动，列举了由省社科院、地委党史资料搜集委员会、省作协、“文革”报纸、县志办、小说家等编纂和书写的资料汇编、革命史、报告文学、新闻采访、县志、新历史小说等不同的“陈述语”，同一历史生产出如此繁杂且彼此不一致乃至龃龉的文本，不仅构成历史与文本的反讽，更在诸种文本之间产生反讽效应。三是文本与潜文本之间由压抑与反压抑、“外”与“内”的矛盾而产生的反讽，《鬼子妮》《红龙》《五三》以当代或当下的现实书写为框架，将历史纳入其结构，对现实与历史及其内在关联做出能动的“反应”。

《指南》是《猎舌师》诸篇中反讽的典型之作。表面上看，小说讲述一个沉溺于网络穿越游戏者带有几分荒诞色彩的悲剧性故事。但自深层观之，却是一篇纠合着多重反讽的历史寓言。主人公马波是一个文史知识丰富，对民国史尤其是抗战史极感兴趣的青年。他最大的愿望是穿越回金戈铁马的抗战时期。在他的朋友“我”——胡宏伟和周围人的眼里，马波的这些想法无疑是长久沉迷网络的异想天开。问题是，马波到底是一个历史爱好者还是一个网瘾患者，他是真心喜欢历史还是陷于网络不能自拔？他生前所写的“穿越指南”究竟是向历史致敬还是对历史的游戏与疏离？“历史穿越”究竟是对历史原初情境的回归，还是某种当下匮乏状态的镜像，它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究竟如何在真实性视域内阐述“历史穿越”？从内容上看，作为马波终生心血的结晶，“穿越指南”包括“游行指南”“革命恋爱指南”“战场指南”“暗杀指南”“监狱指南”“清洗指南”等程序设计，涵盖经典革命历史小说的基本内容，可谓后者的网络游戏版。吊诡的是，这款马波为之付出生命的网游，既是对抗战历史的全方位“复原”和真诚致敬，又是对其意欲返回的历史的游戏化。在这里，抗战历史被重构的同时也被解构了，或者说，在市场经济和消费文化语境下，在网络文化操作空间中，革命史抗战史只有被去革命化去政治化去信仰化，才能被市场-消费-网络社会主体——如自称“资深游戏迷”的“我”和喜欢网络游戏的“儿子”，所接受和喜欢。因此，“穿越指南”中那些个人主义的斗争故事，传奇性的革命爱情故事，血肉横飞情状惨烈却可以由游戏者自主选择的战争板块模式，惊心动魄的监狱斗争同样有A计划和B计划两种设计，究竟是对历史的穿越、复归和崇拜还是对庄重酷烈历史的戏拟，操作“历史穿越”游戏者究竟是“伟大的历史”见证者，还是坐在计算机键盘前的蓬头垢面的历史“最后之人”？这是《指南》的第一重反讽。“穿越指南”作为马波生命投入的真诚之作，完成了对无法理解和接受这一“历史真诚”的当下现实的第二重反讽。而《指南》通过“穿越指南”完成了对抽空了内在整体性的意识形态表述的第三重反讽。小说最后，通过胡宏伟父亲对马波在八一建军节自杀于革命历史博物馆的叙述，完成了对所谓“历史终结”之后日常生活及其表述的整体性被抽空状况的第四重反讽。

尚不止此，沉迷民国史/网络游戏的马波，因不被现实接受而陷入孤独和脆弱，他的生与死是对历史和现实的双重反讽。体制内谋食的“我”，同样是脆弱的。上级领导郝书记为让情人转岗却让“我”为学生自杀事件背锅一事，和1990年代中期马波父母同时下岗自谋生计一起，共同构成了对“历史终结”的再次反讽。此外，小说的另一重要线索是“我”和马波从中学时期到新世纪生活状态和友情关系的衍变，这一过程又以对照的形式，建构起“青春”（1990年代）和“成年”（新世纪）的反讽。于是，从内在的时间性上，小说建立了从抗战、革命（作为曾经的历史事实）到“穿越指南”（对历史兼具正剧性和反讽性的“回归”）再到“后革命”“历史终结”的多重反讽。当我们以为“日常生活”“个人”取代了“历史”“政治”，历史已经消失于平面空间的时候，它仍然会以隐而不彰的形式延续下来，成为“生活”“人性”和“欲望”中时时发作的“硬核”。这个“硬核”便是建构总体性宏大叙事的历史依据和资源动力。

《猎舌师》在形式上具有一个追求灵魂探险和形式探险的作家通常具有的先锋性特征：以人物心理变化和意识流动结构小说，此类情况在《猎舌师》中颇为多见。将日记、网络游戏程序等插入小说，如《杀胡》《还乡》《指南》；运用狐鬼传说、神秘预言，打开现实之外的神秘空间，如《白光》《肃魂》《杀胡》《七生莲》；通过幻觉、梦境混淆写实与虚构的界限，如《幽灵军》《红龙》，等等。这些手法的运用可以看作“先锋小说”的遗产。换一个角度，也反映出作家在建构总体性和宏大叙事时面临的难题。在史诗消失的时代，如何以小说的形式重建史诗；在总体性隐匿的时代，如何立足个体立场重建一种新的总体性；在祛除深度模式、填平雅俗鸿沟的后现代文化风潮中，如何重新发现文学的潜在能量，重建深度叙事等，都是包括房伟在内的当代作家需要直面和深思的难题。

卢卡奇将反讽视为“小说的客观性”，他认为：“反讽，作为走到尽头的主观性的自我超越，是在没有上帝的世界中所能获得的最高自由。所以，它不仅是一个创造真实总体性的客观惟一可能的先验条件，而且，它把这总体性、小说，升格为我们时代的典型艺术形式，因为小说的结构类型与今天世界的状况本质上是一致的。”18反讽美学范式的出现，便是这些难题在历史叙事上的一个重要表征。在叙述文本中，反讽不仅是一种修辞技巧和手法，有时它更表现为一种具有根本性的内在结构。它体现着一个作家在“小说时代”所难以回避和超越的反讽境遇。在史诗时代，意义世界和生活世界是同一的，而在“小说时代”二者之间的关系破裂了，小说承担起寻找意义的使命，正如卢卡奇所说：“小说是一个被上帝遗弃的世界的史诗；小说人物的心理状态具有精灵性；小说的客观性是成熟男人的洞见，即意义不再能彻底地穿透世界，不过，如果没有意义，现实就会分解为非本质的虚无。”19在这个总体性破解的时代，“意义”仍是建构总体性的思想和价值核心，但在商品化、物化的、已趋分裂的现实生活中，“意义”“不再能彻底地穿透世界”，它是零散的局部的存在；同时，如果不去寻找和建构“意义”，现实将沦为绝望和虚无。因此，寻找和建构意义世界，既是为生活赋形的需要，又是建构主体内在性的需要，但这注定是往返于“绝望”和“反抗绝望”之间的持续性斗争。当代小说的反讽美学就出现在小说与史诗、个体与总体、绝望与反抗绝望之间的矛盾性悖谬性情境中。

三、打开文学与历史的疆界

在一个“反宏大叙事”“非宏大叙事”语境中重塑宏大叙事的最大难处或在于，1990年代以来，不仅“现实”在不断变化的“现在”情境下变得模糊起来，呈现出“现在化”的趋势，在“现在化”眼光中，“历史”也不再是封闭的和确定的。同样，理解、阐述和表现历史的“语境”也具有不确定性和非封闭性的特征。作为一种先在的“命定之物”的历史及其所塑造的“独特的地域主体特质”20，和诠释、建构历史的语境，也是不确定和非封闭的。这也决定了历史/叙事/主体的多重非确定性。因此，真诚的有思想含量和精神质地的历史文学写作，面临着极大的难度挑战。但换一个角度看，史诗时代的终结，旧的宏大叙事范式的没落，也为在反向和反思意义上恢复“个人”“生活”的历史性维度，重构新型宏大叙事，提供了重要的潜在契机。《猎舌师》等“抗战历史小说”的出现，就体现着“散文时代”的一种开放性反思性的生成性和生长性力量。在这里，历史不是一个我们可以弃之不顾的“垃圾”，也不是阻碍我们前行的负担，它是我们可以汲取经验或教训的思想和美学资源。

如何理解现实，文学应该如何表现现实，如何理解文学之所以成为自身的“文学性”，在由中心走向边缘的今天，文学究竟有没有力量，如果有，它由何而来？这些都是值得追问的带有终极性质的问题。置诸当代中国语境，这些问题对于现实主义文学，对于重建宏大叙事美学范式，更具现实紧迫性。面对此番追问，吴义勤先生的观点有着重要的启示意义，他认为：“如果我们不对现实做先验的观念化的理解，现实就会呈现出令人意想不到的混沌性和可能性。同样，如果我们不对文学性做褊狭的理解，而是将作家的精神境界、人格境界和高远的文学品位自然地容纳于其中，那么，文学包括现实主义文学就是葆有无限生机和前景的，有深度、力度和无限可能性的文学。这样的文学，这样的文学性，拥有重新发现现实、重新发现文学本身的强大力量。”21正如“个体”与“整体”“特殊性”与“普遍性”处于不断发现自身、建构自身、更新自身一样，“历史”“现实”“文学”“文学性”何尝不是如此？历史上对这些语词的言说车载斗量，人言言殊，这些论述和相关的文学经典是需要继承的财富和宝贵的遗产，它们是界标和纪念碑，在很多情况下，也是我们审视现时代文学的思想和艺术价值标尺。

但同时，它们也是需要在具体状况里去做历史性分析和把握的事物，而不应该将之作为一个抽象的真理性的判断去做历史性把握和言说。也即，这些经典性论述和经典之作，也是“个体”与“整体”“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交互作用的历史实践过程，我们今天的文学自然也是处于这样的历史脉络之中，也处于历史自身与文学自身以及二者之间互动生成的过程之中。每一个对此有自觉意识者，都会看到自己创作的“语境性意义”，只看到其中的某一方面，将其抽象出来并黏着其中，将这些脱离了历史脉络的大叙述奉为不可移易的金科玉律，无异于作茧自缚。

按照保罗·德曼的说法：“文学性，即那种把修辞功能突出于语法和逻辑功能之上的综合语言运用，是一种决定性的，而又动摇不定的因素。”22在统治性宏大叙事中，历史话语及其逻辑和语法极大地控制了文学话语的文学性或“修辞功能”，这在众多以“史诗”写作为目标的作品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在有些史诗性作品中，“史”大于“人”，“时势”“形势”大于“人”，“史”大于“诗”，教谕功能压倒和取代审美功能。它们表现的历史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属于美学范畴，而是依托于特定历史条件的正剧性认同政治。史诗性写作乃至现实主义写作变成了一种貌似庄严实则滥套的仪式，在这仪式化场景中，历史似乎无所不在实则脱嵌而出。“文学”和“文学性”在此变成了一个历史缺席的借口。安敏成谈到，中国知识分子对新文学的构想和召唤，“不是出于内在的美学要求，而是因为文学的变革有益于广阔的社会文化问题”。现实主义之所以备受欢迎，则是因为其内含的科学精神和对广阔社会生活尤其是重大社会政治问题的关注，在这个意义上，现实主义成为了最先进的文学形式。他认为，尽管中国作家对现实主义的功利性态度是可以理解的，但“在实际创作中……现实主义的实效与其说是对社会问题的积极参与，不如说是一种美学上的回避”。23他指出：“事实上，许多伟大的西方现实主义作家（想一想契诃夫、福楼拜、詹姆斯和早年的乔伊斯）都自觉地将美学的价值放置在政治之上，在作品中追求一种纯粹的美学超越。”24跟西方现实主义不同，中国的作家和改革者虽然逐步发现了“现实主义本性”，但最终又放弃了它。相对于革命现实主义宏大叙事对“美学价值”的贬低，1980年代中期以来的“纯文学”显示了对“美学价值”的尊崇，但这种写作同样是以放弃“现实主义本性”为前提的。按照房伟的理解，“去政治化的纯文学”是“文学自我保护的结果”，但换一个角度看，此类“纯文学”未尝不是文学“无能的力量”的自我去势和自我阉割。

从1970年代末开始，我们先后将“日常生活”“人情”“人性”“内宇宙”“形式”“语言”等作为“纯文学”的核心命题，进入1990年代后期，我们又发现了这种“纯文学”想象中内含的意识形态性，并重新召唤文学的历史性维度。

作为以总体化为特征的史诗时代终结之后的替代品，小说承担了为人类生存之谜寻找答案、为存在寻找理由、为生命寻求意义的职责，这也是现代小说的基本要求。因此，现实主义本身就包含着一种从总体上认识和把握“世界”的信心。李敬泽在谈到“写实”与“现实”的差别时说：“‘现实’，这个词当然遍布歧义，但有一点，从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从恩格斯到卢卡奇，都是认为它包含或者应该包含着某种总体性吁求，是历史的。”25现实主义文学在对现实的细致观察和深刻洞察中，蕴含着对平凡生活中深沉动人的诗意发现和从生活原貌背后“找到全世界所要求的戏剧”的深广含蓄的雄心。对日常生活的不满，是现代人相当普遍的在世状态，这种不满构成现代小说基本的叙事动力。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等通过它们的主人公包法利夫人、弗雷德斯克、堂吉诃德，表现了现代人的这种普遍心理、情绪。《猎舌师》中那些生活于当下的人物，也是特定时代“成问题的个人”，集结着现代小说的核心秘密。这些人物无时无刻不感受到“无聊的现在”正以不断重复的形式侵蚀和吞噬着自己的生命与热情。在诗意全无的世界中，孤立无援的个体生命变成了“现在”的机械空转。1990年代以来我们众多的小说，展现了历史退却后破碎生活的断简残篇，炮制或重述一些耸人听闻且颇有销路的街头故事，追逐出没于新闻报导的热门话题，以时尚时髦的花样炫耀自己的情趣，文学应有的社会历史意义成为时过境迁的陈词滥调。房伟表达了对这些满足于展示“现场感”的日常诗学的不满：“我的心目中，真正的历史小说，能给我们带来人对‘时间和自我’的深刻感受……更深而言之，历史小说应该表现人内心种种情感，表现人和时间的关系、人和世界的关系、人的种种行为动机和意义追索。”26他要用史诗的、社会历史的模式，去响应那种光鲜却散漫的、性感而游戏的，以“纯文学”“纯艺术”名义超然物外的写作哲学和审美特质。

《猎舌师》是作者借助历史与现实展开的深层对话和论辩。一方面，作者试图通过历史进入与历史相关联的现实的深处，个体生命与民族生命的深处，获得对历史本真的认知；另一方面，作者也希望通过对历史的想象性书写，使文学获得一种根本的力量。在这里，“历史”“现实”“文学”都不是可以用静态的眼光和抽象的观念去观照和规范的“对象”，它们就是“我”和“我们”。在仿佛一切都失去了稳定性的“现在”，“历史”也在多种阐说和赋意中变得不再稳定，这更需要一种超越现实和历史的眼光，把握某种超越历史和现实变化的恒久的东西，以看到各种阐说和赋意的历史性；同时，“我”和“我们”也需要以这种超历史的信仰为前提，以防止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的侵蚀和泛滥。文学，同时关联着“历史”与“现实”“我”和“我们”，后者的不稳定性意味着“文学”因溢出了传统观念范畴而出现了意义危机和价值危机，也意味着它将会在“历史”与“现实”“我”和“我们”的反复辩证中，获得重新生长的可能性和契机。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莫言的中国主体重建与新文学传统研究”（项目编号：17BZW159）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1 李敬泽：《很多个可能的“我”》，《当代作家评论》2019年第1期。

2 迄今为止，房伟共发表“抗战历史小说”20篇，其中18篇收入小说集《猎舌师》，2019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另有《去国》《阳明山》两篇，分别刊于《十月》2017年第2期和《红豆》2019年第2期。另，因小说集《猎舌师》取自同名中篇，为避免混淆，本文在使用时，如果分析的是单篇小说，则前加“中篇”字样，若不加则指小说集。

3 房伟：《猎舌师》，作家出版社2019年版，第256页。

4 [德]马克思：《致路·库格曼》，《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393页。

5 郑周明：《房伟：用文学捕捉“历史蝴蝶”的心灵》，《文学报》2019年4月25日。

6 7 8 9 18 19 [匈]卢卡奇：《卢卡奇早期文选》，张亮、吴勇立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9、32、36、65、61页。

10 如傅逸尘认为：“综观21世纪以来的中国小说，一种失衡日益凸显：日常经验和世俗故事几乎一边倒地壅塞了小说的空间，而超越向度几乎丧失殆尽。多数作家都执迷于世俗生活，极少数作家还在关注超越性的问题。来自市井繁华的喧嚣声震天，而人的冥想、思辨、心灵的独白、低语乃至超验、脱俗的精神情怀却难得一见。这种失衡，意味着21世纪的中国文学已经丧失了思想的向度，丧失了文学思潮涌动、风格建构的基本动力。”参见傅逸尘《战争背面的别样风情与生命暗影——徐怀中长篇小说〈牵风记〉的“超验主义”叙事话语》，《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2期。

11 房伟：《文学史视野中的〈绿毛水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3期。

12 20房伟：《后记·用文学触摸历史的褶皱》，《猎舌师》，作家出版社2019年版，第322-323、323页。

13 16 房伟：《在历史的灿烂星空之下》，《长江文艺评论》2017年第8期。

14 26 房伟：《徘徊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红豆》2017年第7期。

15 [古希腊]亚里斯多德：《诗学》，罗念生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8—29页。

17 [美]克林思·布鲁克斯：《反讽——一种结构原则》，《“新批评”文集》，赵毅衡编选，袁可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35页。

21 吴义勤：《普玄现实书写的文学力量——从〈日落庄园〉到〈逃跑的老板〉》，《文艺争鸣》2019年第6期。

22 [美]保罗·德曼：《解构之图》，李自修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06页。

23 24 [美]安敏成：《现实主义的限制：革命时代的中国小说》，姜涛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27—28、28页。

25 李敬泽、李蔚超：《历史之维中的文学，及现实的历史内涵——对话李敬泽》，《小说评论》2018年第3期。

[作者单位：青岛大学文学院]

王金胜，文学博士，青岛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和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在《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南方文坛》《小说评论》等刊物发表论文，出版《新时期小说的自我认同》《陈忠实论》等专著。获《当代作家评论》优秀论文奖（2016年度）、《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论文奖（2019年度）。

（原刊于《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0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