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醒·重塑·超越——从《经山海》看当代文学新型人格建构
关键词：赵德发；《经山海》；当代文学；人格建构
2019年，赵德发推出长篇小说《经山海》，引起文坛和评论界广泛关注。作家笔力宏阔畅达，眼界宽广深远，通过对一位知识型基层女干部吴小蒿引领群众革除旧习、振兴家乡，及其摆脱情感婚姻牢笼、追求独立自主人格过程的书写，展现新世纪中国乡镇风貌和新人形象，在对历史与当下、自我与社会、情感与理性、责任与信念等关系的揭示中，显现出浓厚的现实主义人文关怀。
新世纪以来，土地现代化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且引发了许多新的社会现象、矛盾和冲突。如何突破传统乡土现实主义艺术观念与手法，描摹城镇发展的新风貌、新矛盾，塑造新的文学典型，对作家们而言是机遇，更是挑战。
越来越多的评论家敏锐关注到这一问题，“中国当代作家一直以来盈盈于怀的‘写什么’和‘怎么写’在新世纪以来已经转换成‘中国故事’的讲述问题，而这一问题的核心不妨表述为‘中国经验’如何被文学化地传达”？“究竟哪种文学叙述方式和审美表达最有力量，最能抵达‘中国经验’的本质且揭示 ‘中国故事’的真相？哪种方式能有效给出历史的横切面或者现实的复杂网状结构？哪种方式能准确想象当代中国在现代性建构过程中的‘变形记’？无疑，‘中国经验’的文学表现、处理和传达因其本质上的复杂性、悖论性具有相当难度，这不仅挑战着当代作家的艺术眼光和文学能力，而且挑战着这个时代的读者、研究者的阐释能力和价值评判。”[1]我们有幸看到，赵德发先生这部沉甸甸的新作，在反映新世纪社会生活风貌、开掘新的时代精神要素、拓展新型审美领域、书写当下“中国故事”和“中国经验”方面，开启了一个路径和方向。从被轻视的“蒿草”到顶天立地的“楷树”，作品对女主人公吴小蒿这一精神人格质变过程的刻画，脱离了传统意义上的成长小说或“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叙事倾向，也没有遵 循近年流行的底层文学的精神脉络，而是在对现代化历史发展际遇的把握以及经山历海的主体实践的书写中，发掘出主人公内心深隐的精神能量。这股精神能量最终驱散了阴霾，推动她积极进行社会启蒙的同时又帮助其找到曾经失落的独立意识。
一、“怯懦”与逃离：现代个体从遮蔽到觉醒
自我的独立、自由、解放是新文学叙事的主题。主体意识的遮蔽、压抑或者扭曲、异化则成为现代社会悲剧的重要表现内容。我们在文学作品中不难见到由于社会环境影响造成的个体的迷失或者人格的堕落、变异。社会悲剧和性格悲剧之间甚至形成一种恶性循环。比如《伤逝》中曾大胆冲破封建礼教束缚的子君被潦倒困窘的日常生活扼杀了希望，抑郁而亡；《日出》中渴望自由但无力逃出“金丝笼”的陈白露绝望自杀；满怀个人奋斗梦想的农村青年祥子，在一次次打击下患了一身“城市病”，彻底颓废堕落（《骆驼祥子》）；蘩漪、侍萍被残忍的现实双双逼疯（《雷雨》）；被兄嫂卖入姜家的曹七巧披着黄金的枷锁成为人间厉鬼，亲手扼杀儿女的幸福（《金锁记》），等等。近年来，失学之后进城打工的农家女孩被迫卖身的凄惨遭遇则成为不少底层写作的叙事主题。
《经山海》女主人公吴小蒿前半生同样遭受不幸命运的捉弄，婚恋生活一团糟。她出生于一个乡野农家，一连降生的5个女儿令重男轻女的父亲懊恼气闷，向来对取名小草、小蒿、小莲、小蓬、小艾的女儿们视如草芥，很少给予爱的阳光雨露。吴小蒿排行老二，作家没有正面描写她的容貌长相，但是从叙事信息可见，她清秀、漂亮，加上自小聪明努力，在中学时已经成为引人关注的班花，早就被游手好闲、颇有心计的官二代同学由浩亮盯上。由浩亮家境富裕，有权有势，依靠从公安局局长升为副县长的父亲的庇佑，在当地很吃得开。其“谁家没个县长”的段子全县流传。高中毕业后吴小蒿考上名牌大学，这个天大的喜讯却让她愁眉不展。而落榜的由浩亮则趁虚而入，为小蒿解决了 8000 元学费的燃眉之急，从此在吴家登堂入室，更好似一跃而成为吴小蒿的人生代言人，不断在各种场合宣示主权。大学里吴小蒿遇到志同道合的同学刘经济，“相约奋斗二十年”的青春激情中萌发的爱的火苗被由浩亮掐断。在其死缠烂打、威胁恐吓之下，吴小蒿匆匆就范，堕入婚姻的牢笼，并长期忍受着他的家暴和羞辱。
小说虽然真实细腻地描写了主人公的不幸际遇，但作家叙事的深层意图却不在这里。贫富悬殊的 经济现象、重男轻女的文化传统、嫌贫爱富的劣根性格，这些因素在《经山海》中更多地呈现为背景或者 说仅仅是小说深层结构的前提。赵德发立意的别具匠心之处在于立足于现代个体的高度与视野，展开 更深层次的叩问。从《通腿儿》《蚂蚁爪子》《君子梦》《缱绻与决绝》到《人类世》《双手合十》《乾道坤道》，作家长期以来于沉浸于对土地、乡民、传统与现代等多重内在关联的思考。而在《经山海》中，通过寄予吴小蒿这一人物形象身上的人的现代性的深层追问，我们分明感受到这种思考在审美上的爆发和逻辑上的明晰。
自我意识的遮蔽无疑给女主人公的生活造成了极大伤害，也影响到其性格的发展与成熟。康德认为，每个人“都自在地作为目的而实存着，他不单纯是这个或者那个意志所随意使用的工具。在他的一切行为中，不论对于自己还是对其他有理性的东西，任何时候都必须被当做目的”[2]。小时候贫寒困窘又受尽冷眼和歧视，成年后婚姻陷入“无穷无尽的耻辱，无穷无尽的痛苦”，这种人生状态显然违背了上述“人是目的”的现代性原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吴小蒿软弱、短视、逃避、自卑等性格缺陷。两人初相识时，强烈的家境对比令吴小蒿深感卑微。由浩亮出面解决大学学费问题，虽然对父亲出卖自己不满，但是“人穷志短”的她默认了这种安排，毫不犹豫地将自己人生道路的选择权拱手相让。大学教授方老师惋惜其遭遇与才华，鼓励其走出情感枷锁，愿意给予经济和道义的帮助。但是由于惧怕由浩亮的恐吓威逼，也顾虑自己和家人的名声、前途，她婉拒了老师的好意。大学毕业她立志考研，渴望从事自己梦寐以求的研究工作，但是遭到由浩亮“忘恩负义，痴心妄想”的痛斥。吴小蒿“痛哭一夜”，又一次举起投降的白旗。
作家对主人公性格弱点及其社会思想文化背景的内在关联进行了细腻、深刻地揭示。与此同时，小说进一步深入剖析了其更深层的精神隐患。庸俗虚荣、自私愚昧等等小农思想意识令她深受其害，但也在无形中对她产生着习焉不察、潜移默化的影响。吴父视女儿轻如鸿毛，可是对女婿极力巴结讨好。虽然女婿一直以恩人自居，不肯尊称岳父，且经常对小蒿实施家暴，但无能、势利的吴父不以为忤，不心疼女儿的遭遇，反以与县长攀亲为荣，在村人面前挺起了腰杆。正因为从小见惯了父辈在村长、支书等人面前的唯唯诺诺、点头哈腰，才让她对官阶更高的县长家的公子“不由得高看一眼”，从而被其步步套牢。婚后她也曾反抗甚至报警，但是为了孩子、家人却还是一忍再忍，甚至依靠丈夫对女儿的疼爱躲避矛盾，寻求自我安慰，麻痹受伤的灵魂。在被由浩亮开车送去大学报到的路途上，虽然很清楚在这一交易中自己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她竟然在那一刻感到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想到自家的贫寒，想到父亲对姐妹几个的蔑视，捂脸低头痛哭失声。”这哭声不再是脆弱无助的悲号，而是得到虚妄的满足之后的激动。此情此景让人心中五味杂陈，而她自己后来每每回忆起这一幕则感到无比羞愧。作家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挖掘可谓入木三分。在这意味深长的描写背后，我们仿佛听到自由意志退场的号角，看到卑微、自我弱化的灵魂的颤抖。
更值得关注的是，小说还敞开了社会背景与人物思想意识之间的另一层逻辑关系: 如果任由上述性格弱点、小农意识蔓延、恣肆，吴小蒿很可能变成父辈的翻版或者遭遇人格彻底堕落、异化、扭曲的悲剧。幸运的是，通过对当下文化发展规律和人物深藏于心的精神质素的提炼、刻画，赵德发先生笔下的她避免了悲剧命运的这种书写模式。康德在其著名的《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启蒙？》一文中曾精辟地阐述了启蒙的实质：“启蒙就是人从他咎由自取的受监护状态走出。受监护状态就是没有他人的指导就不能使用自己的理智的状态。如果这种受监护状态的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缺乏无须他人指导而使用自己的理智的决心和勇气，则它就是咎由自取的。因此，Sapere aude［要敢于认识］！要有勇气使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的格言”。在康德看来，大多数人不敢走出“咎由自取”的被遮蔽状态的原因在于“懒惰”和“怯懦”[3]。出身寒微、毕业于名牌大学、拥有较高学识素养的吴小蒿固然不“懒惰”，却因 “怯懦”自卑而不敢运用理智去追求独立自主的生活。幸而其内心深处对历史、土地、乡民的热爱及其纯真质朴的本性拯救了她。虽然也曾经受到庸俗虚荣等小农意识的影响，但她更深受中华民族勤劳、热情、善良的传统美德的熏染，更不会认为“被监护的状态是如此舒适”[4]。她始终没有与一切向钱看、善用人脉投机钻营、缺乏基本道德底线的由浩亮辈同流合污。实际上，由浩亮对漂亮、聪慧、能干的吴小蒿并非毫无感情，两人的矛盾主要来自生活观、世界观的差异。只是她的这种善良、执着的秉性及其对自由、独立的向往一直被深埋心底，无由得以施展。她一再放低姿态，只是渴望从工作、学习中逃离令人窒息的家庭生活现状。可是当这最后的底线也被攻破，自己沉潜多年埋头收集整理的书稿无法面世，浑浑噩噩、庸庸碌碌的状态让她再也无法忍受，一直被他人操控的自我意志终于开始苏醒。挣脱种种藩篱后，她毅然参加干部招考，逃离了不适合的机关工作，奔向山海之间，并抓住时代发展机遇，在现代性的新征途中一步步脱胎换骨，发生了精神质变。
二、历史血脉与经山历海：责任伦理与信念伦理的融合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主体性的寻找与确立绝非朝夕之间就可以完成，而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赴任楷坡镇副镇长的吴小蒿实际上没有从政的经验，一切都要从头学起。基层工作环境和复杂的人事关系令初入官场的她感到格格不入，领导和同事也对其另眼相看。镇长在接风宴上毫不客气地命她喝酒：“别酸梅假醋好不好？我敬的酒你敢不喝？”区长来镇上视察时，不懂规矩的吴小蒿出于礼貌为区长开车门，却被书记当场斥责。奉命陪同镇长上岛巡视，回来就遭到书记批评，令她担心陷入镇长和书记的斗争旋涡。女同事郝娟表面上为她抱不平，实际上却想托她办事，而且背后乱议论她人。而被议论的女同事——文化站长郭默根本不理解吴小蒿的选择。在她看来，城市机关一份清闲的工作对人到中年、负家庭工作双重压力的女性而言可谓求之不得。她自己一心想调进城里，甚至对能在城市当房奴感到羡慕。为了这一目标郭默奋斗多年，不惜受黑势力的欺负，并且给领导发送暧昧的短信，甚至心安理得地霸占抢夺吴小蒿的科研成果此外，欺行霸市、乱碰瓷的黑势力、流氓混混，以及过年过节送礼搞关系的“风俗”等等，这些都令初来乍到的吴小蒿一时之间难以招架。
90年代以来，官场小说风靡一时，其中的某些作品致力于渲染所谓官场智慧和官场百态。在西方学者托克维尔那里，“统治者不再说：你要像我一样思考问题，不然的话你就得死去。他现在则说：你不用像我一样思考问题，你的生活，你的财产，你的一切都可以保存，但是从这一天开始，你在我们之中就是一个外人了。”[5]如果不想成为“外人”，那么就必须遵循约定俗成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我们也的确在不少作品中发现人物形象不得不迎合官场伦理的内心纠结。《经山海》正视并批判了贪腐、欺压百姓、官商勾结等现象，也塑造了来春祥、袁海波等负面人物。但是作家没有陷入近年流行的官场叙事模式，而是凭借多年的工作经验，在郝娟、郭默、来春祥、袁海波等以权谋私或人浮于事的“官人”之外，更着力塑造了周斌、房宗岳、解洪峰、张尊良等一批勤恳敬业的基层干部形象，展现了他们丰富多彩、性格各异的真实生活工作状态。
作为小蒿的顶头上司，镇党委书记周斌、镇长贺成收以及继任的房书记等人，多年来坚守一线，任劳 任怨，兢兢业业，勤政为民。这些人的言行深刻影响、感召、启发了吴小蒿，也激发了其内心深处的纯良天性与责任意识。她一心扑在工作上，廉洁奉公，拒绝拉关系走后门，不收受礼金、购物卡，不公车私用。这样一来，小蒿与由浩亮的关系更趋隔膜，但是也离老百姓越来越近。作为乡村的女儿，她的心与山海相连，对父老乡亲怀有天然亲近的情感，对被关在“庄户楼”里“牛哥”的郁闷感同身受。听到渔民苦楚，她心中隐隐作痛。高铁征地拆迁她感同身受，自觉学习当地方言，用“老少爷儿们，姊妹娘儿们”来称呼大家。听闻80多岁一对无儿无女的老人家不肯拆迁，她耐心劝慰。得知庭院磨道里还存有早亡儿女的胞衣，她忍不住搂住老人哭泣，向老人磕头才起身。她还亲自为扶贫攻坚中被泼污秽的蒺藜岭村支书谢洪峰冲洗大门。
在吴小蒿身上，我们看到了一种不同于以往“女性”“知识分子”“基层干部”等人物形象的新的精神气象，也显示出作家独特的叙事立场。正如有专家所指出的，“在某种意义上，吴小蒿是作家的人文情怀的凝结和投射，她的那些现实举措是在替作家向老百姓还愿。”赵德发出身农村，而“沂蒙山是赵德发老师创作的精神根脉，给他带来源源不断的精神滋养”。他始终在作品当中“饱含一种掌握分寸的激情，其中有忧患，有悲悯。他知道老百姓真正需要什么”。“不管是胸怀‘中国农民’或放眼‘人类世’，赵德发从来没有居高临下，而是以一种仁厚的恕道看待世间的潮起潮落”。作为他的最新力作，“《经山海》是用一种文化情怀贯穿笔下的现实”[6]。
在现实生活工作的体验、感悟、思考之外，源远流长、丰厚博大的中华历史文化更是孕育作家人本意识的土壤。《经山海》以文学审美的方式，通过女主人公对传统文脉深入骨髓的热爱和不遗余力的保护，建构了独树一帜的历史人文审美情韵。吴小蒿大学专业是历史学，在山东大学历史系度过四年宝贵的时光。她贪婪地吸收知识的滋养，像“一匹从鲁南平原窜出来的马驹子，到广阔的知识园地里吃草，撒欢，无拘无束”。在区政协编辑《隅城文史》期间，她也是埋头收集资料，踏踏实实编辑书稿。正是由于文化素养的积淀，她才能更加深切地感悟楷坡镇的历史文脉遗风。神往已久的“丹墟遗址”“霸王鞭”“香山遗美”等宝贵资源令其浮想联翩、心潮澎湃。在丹墟遗址，她回忆起方教授在此处的考古经历。来至“霸王鞭”，她联想到自己编纂《隅城文史》的史料。看见“香山遗美”四个颜体正楷大字，她想起《隅城县志》记载的清朝康熙年间农人还银拒金的典故，慨叹古风的同时油然升起守护传承的责任意识，也催生了浓厚的文化自信心和工作热情。
为了凸显中华传统文化血脉之于吴小蒿成长的特殊意义，作家还别出心裁地将主人公与郭默这两 位女性基层干部的历史思想意识进行了对比，使得吴小蒿的形象及其精神风貌更为清晰突出。两人结伴下乡视察工作，吴小蒿初听农谣花鼓便心动不已，此后更积极推动将《斤求两》列入市级非遗名录。可是郭默听来却如噪音般令人厌烦。面对石碑上留存的清朝道光教谕申瑶那首古诗，吴小蒿心潮澎湃，脑海中勾画想象着一个画面，“秋风萧瑟，落叶纷纷，一位有抱负的年迈儒生坐在树下伤感，为世道人心担忧”。后来她亲自设计在新建的楷园广场的两块石雕上刻下“子贡植楷”和“申瑶沉思”的画面，推广、弘扬楷树承载的教化人心、薪火相传的文化内涵。而身为文化站站长的郭默虽然不知多少次领人到此观赏，却根本不懂那首诗的意思。实际上，在吴小蒿追古思今、神游千里之际，郭默更多琢磨的则是希望吴能传话让领导看到自己的辛劳。听到吴小蒿对诗的讲解后，郭的理解是“这人感情还挺丰富”，令人哭笑不得。由此可见两人非但个性、志趣迥异，而且思想、审美境界截然不同。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主人公将历史审美情怀与当下思考融合在一起，对史书中记载和现实中见闻的仁人志士的言行情有独钟。百年前的中国民不聊生，一批有识之士在探索中国现代化转型的路途中殚精竭虑、砥砺前行，许多人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每想至此吴小蒿便热泪盈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虽然自己只是“一个平凡小女子，但也不愿平庸一生。”听到“鲸落”现象，看到青年画家的油画，她不由扪心自问: 你的生命能否像鲸落那样造福一方？这样的胸襟与担当不但使其远离庸俗的官场伦理，使之迥然不同于郝娟、郭默、由浩亮等一众俗人；更引领其超拔于周斌、贺成收等前辈基层干部的境界之上。同样是守土有责，周斌巴望着干出成绩以便调进城市工作，方便照顾家庭，这当然无可厚非。贺成收有情有义，在天文大潮抢险中主动请缨，不顾生死开着拖拉机抢修堤坝，但最终却囿于兄弟情义，被黑帮势力拉下马。而在吴小蒿这里，造福一方则不仅仅是为了某个具体目标，更没有附加任何现实条件，而是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为老百姓谋福利。身为副镇长，她将蒺藜设置为微信头像，警示自己兢兢业业，以身作则，不怕脏累冲锋在前，时刻将群众安危、利益放在首位。视察抢险现场时，她毫不犹豫地和男同志一起背起沙包。城乡环卫一体化工程中，她看到脏乱的街道便忍不住拿起扫把清扫垃圾。侄子拍到坏人碰瓷的视频，她马上向派出所所长报告，称赞侄子是老吴家的一条好汉。在房车营地开发的土地租赁与补偿问题上，她坚决维护乡民利益。
吴小蒿这种“并不仅仅停留于同情与理解，而是知情合一”的可贵的精神品质无疑在当下作品中是不多见的[7]。而仔细推敲的话，作家赋予她的思想境界还不止于此。马克斯·韦伯指出: “能够深深打动人心的，是一个成熟的人（无论年龄大小），他意识到了对自己行为后果的责任，真正发自内心地感受着这一责任。然后他遵照责任伦理采取行动，在做到一定的时候，他说“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只能如此。”在他看来，“唯有将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结合在一起，才构成一个真正的人——一个能够担当‘政治使命’的人。”[8]吴小蒿这一人物形象之所以如此动人，就在于其在经山历海的主体实践中，呈现出这种将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结合在一起的精神气质，而这种精神气质则赋予其历史人文情怀以新的时代内涵。
三、重塑与超越：当下文学新型人格的建构
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新历史主义思潮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日益增强，不少作品回避和否认历史客体的真实性、规律性，对启蒙理性主义历史观进行了强力颠覆，致力于对“恐惧、痛苦等等‘历史元素’”进行演绎与揭示[9]。而《经山海》在弘扬人本主义叙事的同时秉持启蒙立场，并通过历史审美路径将两者有效融合。作家不仅将历史设置为推动故事发展、探索人性深度、抒发审美情志的重要路径，而且为建构当下新型人格提供了叙事渠道和思想支持。
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对吴小蒿而言，历史不仅仅是一门专业或者学科。在其宏阔博大的精神意蕴的润泽和感召下，一种融合过去、未来、社会、个体、启蒙、责任等多元思考并且推动追求自由境界的人生观与道德观正在悄然形成。美国考古学家丹丹曾经问吴小蒿，在欧洲和美国只有中产阶级家庭的子女才会学习人文学科，而吴小蒿出身贫寒，为什么学习历史？她说中学老师告诉自己古罗马著名人物西塞罗的一句话，对其影响很大：“如若不了解在你出生以前发生的事情，你始终只能是个孩子。”这句话可与希腊阿波罗神庙上的那句“认识你自己”的箴言相互阐发，深切表征着作家的人性启蒙意识。文本通过几位中外历史学家的探讨，剖析阐释了“追究历史根底”的意义在于“鉴古知今，知未来”，“纠正不正确的历史观”。正如作家通过吴小蒿之口所说的，“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即使寿终正寝也只有短短的几十年，但我能读历史专业，让目光扫描上下五千年，去审视人类所经历的变化、所创造的文明、所犯下的错误，进而思考其中的得与失，探讨一些规律性的东西，给后人以借鉴，这是多大的造化！”
在对历史规律和本质进行探寻、追问的同时，吴小蒿更打开心窗，勇敢地运用理智进行自我反思与审视。小说别具心裁地用“历史记”“小蒿记”和“点点记”架构多维叙事空间，通过主人公日常生活、思想意识、情感体验等方方面面的纪录，立体显示其自我人格发展的背景与逻辑脉络。比如，1694 年的 11 月 21 日，法国启蒙运动的倡导人伏尔泰诞生。1783 年的这一天，人类首次乘坐热气球旅行。1877 年这一天，爱迪生宣布发明留声机。而 2016 年的 11 月 21 日，吴小蒿去青岛签订了“深海一号”合作协议。通过这样的纪录，吴小蒿在思想启蒙和主体实践中上下求索、追寻理想光辉的精神足迹可见一斑。
启蒙需要外来的“指引”来消除自身的无知与愚昧，走出“受监护的状态”。而对个体而言，更重要 的则是能够独立运用自己的理智去分析、判断，根除愚昧和“怯懦”，重塑自我。也就是说，“他者启蒙” 仅是启蒙的前提，“自我启蒙”才是启蒙的基点。从堪称心灵日记的“小蒿记”中，我们可以领悟人物精 神思想变化的轨迹。其中有迷茫、反思、内省、忏悔，也有安慰、期许、鞭策与追求。她用“一言不合，被由暴打”八个大字，抒泄痛苦和无奈。她对自己在女儿成长中的缺失感到内疚和懊恼。她为楷坡镇经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感到由衷的宽慰与自豪。她更不断审查内心世界，在与黑暗势力、不良现象和现实困难做斗争的过程中，直面性格的缺点，痛恨当年“没能拒绝由浩亮的追求”，不畏由浩亮的污蔑构陷提出离 婚，并且揭露其坑害群众的丑恶行径。她向组织坦白了“鞭炮爆炸”事件的真相，并在时隔二十年后，为当年曾经隐瞒情感经历向刘经济诚恳道歉。她渐渐走出自卑、虚荣、软弱的心结，摆脱了康德所谓“咎由自取”的蒙昧状态，走向独立、创造的新的人生。
在此基础上，小说深入人物更为隐秘的内部世界，在感性和理性、欲望与灵魂的交织碰撞中彰显人性的深度。作为有着丰富精神需求和较高审美情操的现代知识女性，吴小蒿向往纯真炙热的爱情。可是由浩亮远远不能达到她的诉求，这也成为其长期郁结在心的痛苦根源，曾在深夜发出这样的慨叹，年近不惑，“连一个可以作为心灵归宿的精神伴侣也没有，你可怜不可怜?”其实吴小蒿也不是没有机会享受情爱的甘霖。高大义气的镇长贺成收对她有着特殊的感觉，两人在上下级关系中悄悄萌发出一种暧昧情愫。弹脑壳、碰大腿等身体接触，“秀外慧中”的赞美，都令其脸红心跳、浮想联翩。老贺失踪后她徘徊海边，留着眼泪，脑海中不时浮现他的身影。但是吴小蒿遏制住奔腾的情感欲望，没有越过理性的红线。“初恋情人”刘经济的出现吹皱一池春水，令她回想起难忘的青春岁月。当年与刘经济的交往一 幕一幕重新浮现在眼前，“她仿佛还能嗅得到山大文史楼下丁香花的气息，听得到小树林里树叶哗哗的声音。于是，她的体内也起了春潮，一波一波，让她脸发热、心发慌。”然而两颗追求高尚的灵魂发于情止于礼，相互爱慕更相互尊重，最终以学兄学妹、工作伙伴相处。作为人性独立自由的表征，情感与理性的和谐统一是现代个体的理想诉求。对已经人到中年的吴小蒿而言，情感的残缺无疑是一种很大的遗憾。而从文学的角度来说，这种残缺和遗憾也彰显了人类精神世界的复杂，小说对人物迷茫痛苦的情感领域的摹画也显示出人性探索的深度与广度。
生活充斥着烦恼，工作中也会不断面临新的问题。小说结尾吴小蒿的遇险也许正是苦恼、难题甚至 危险的隐喻。她将方老师的叮嘱牢记在心，“想一想前辈经历的那些苦难与困厄，就会庄严接受命运的 挑战！”她教育女儿点点，人来到世界上，不能只图自己享受。她亲自为天真无邪的孩子们修改童谣：“楷树王，楷树王，我长高来你长长。我长高了做好人，你长长了做栋梁。”
这简朴直白的语句不但是其孜孜以求的人文教化、薪火相传的启蒙意识的表征，亦含蕴着她所秉持并弘扬的朴素而“庄严”的人生观、道德观的本质内涵。康德说：“目的王国中的一切，或者有价值，或者有尊严。一个有价值的东西能被其他东西所替代，这是等价；与此相反，超越于一切价值之上，没有等价物可代替，才是尊严。”在康德看来，“只有道德以及与道德相适应的人性，才是具有尊严的东西。”[10]通过对吴小蒿这一人物形象及其精神世界的塑造，“做栋梁”的责任信念与“做好人”的超越性道德诉求，在作家笔下得到了审美的统一。如前所述，马克斯·韦伯认为一个成熟的现代个体应该将责任伦理和信念伦理相结合。他是从资本主义新教伦理的角度发出这样的号召。而吴小蒿不但将责任提升为信念，从而成长为“一个真正的人——一个能够担当‘政治使命’的人”[11]，更在此基础上将形而上的道德理想作为人生意义和终极目标。
吴小蒿这位来自山野民间的农村女子，虽然一度被他人意志所左右，个人生活也遭受不幸，但是她最终逃离被遮蔽的状态，摆脱传统现实主义叙事的经典命运安排，在新时代的征途中攻坚克难，积极承担社会启蒙的重任，在寻找自我独立意识和新型人格建构的路途中越走越远。这得益于作家对新世纪社会风貌和人物内心世界的精深把握。赵德发以丰富的阅历、犀利的观察力、深邃的思想力，淋漓尽致地挖掘人物隐藏的精神力量，在其蜕变、升华中揭示出土地现代性和人的现代性的张力。女主人公的成长过程既是从格格不入的官场菜鸟到独当一面的基层干部的过程，也是从“咎由自取”的蒙昧状态到追寻独立自强的自我意识的过程；既是深受历史人文情怀感召，将责任意识升华为信念的过程，又是在社会历史启蒙意识推动下建构超越性人格的过程。
她将责任意识升华为理想信念，将自我实现与造福一方的使命感紧密相连，将理性和道德和谐统一的“有尊严”的人格作为最高追求和目的本身，成为21世纪中国新女性的一个典型形象。小说在社会与自我启蒙的良性互动以及时代新人格的揭示与建构中，呈现出独特而深厚的思想文化意蕴。
注释：
[1]顾广梅:《“中国经验”文学叙述的难度与策略——理解张炜和他的〈刺猬歌〉》，《文艺争鸣》，2019 年第 1 期。
[2]［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第 47 页。
[3][4]康德:《回答这个问题: 什么是启蒙？》，《康德著作全集》（第8卷），李秋零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 40 页。
[5]见［德］马克斯·霍克海默，特奥多·阿尔多诺：《启蒙辩证法》，洪佩郁、蔺月峰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版，第124页。
[6][7]参见黄发有等在研讨会上的发言，见《赵德发长篇小说〈经山海〉》研讨会纪要》，《百家评论》，2019年第5期。
[8]［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 韦伯的两篇演说》，冯克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年版，第 116 页。
[9]马航飞：《苏童研究的学术史考察》，《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 年第 1 期。
[10]［德］康德：《道德形而上学原理》，苗力田译，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第 55 页。
[11]［德］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韦伯的两篇演说》，冯克利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年版，第116 页。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