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力的英雄：谈反腐题材小说及其人物塑造
关键词：反腐题材 《一座营盘》 《活着之上》 陶纯 阎真 作家作品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反腐成为广受关注的热门话题。而随着反腐向各领域的推进，文学艺术创作的触角也不断延伸。2017年，现象级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更是对反腐题材做出了不俗的处理，2018年，张平的小说《重新生活》则以独特的视角，探析反腐对人性的深刻改变，两者都把这一类型的文艺作品推向一个更具现实感、更加厚重的高度。其实，在此之前，有两部长篇小说也很值得关注，一部是陶纯的《一座营盘》（2015年），另一部则是阎真的《活着之上》（2015年）。
两部小说均出版于2015年，作者均为文坛名宿。与《人民的名义》《重新生活》以行政领域的反腐为题材不同，《一座营盘》和《活着之上》刻画的是某一个专业或行业领域内的腐败现象以及反腐斗争。前者剑指军队腐败，后者剖析学术腐败。既然是反腐题材，人物形象就有腐化堕落者和作为其对立面的拒绝、抗击腐败者。
《一座营盘》中的“布小朋”对军队腐败深恶痛绝，并努力抗击，可以称得上是“反腐者”，而《活着之上》中的“聂致远”则是学术界的一股清流，虽然手中没有反腐利剑，但他甘守清贫，不与腐败之风同流合污，树立了一个“拒腐者”的形象。在创作手法上，两部小说都描写了两个鲜明对立的人物，以腐败与清廉的极大反差，给读者造成极具画面感的心理冲击。
毋庸置疑，不论是拒腐者还是反腐者，都称得上时代的“英雄”。不过，当我们细读这两个文本时，又会发现，这两个“英雄”经常往往处于无力的状态，换言之，小说塑造了一类“无力的英雄”形象。与《人民的名义》里的侯亮平这样得到各方支持的“有力的英雄”相比，布小朋和聂致远让人感到不够“解气”，但我以为，作为一种文学现象，这两部小说以及两个人物也值得关注和分析。
一、布小朋：夏瑜坟头的那圈花环
如果说军中腐败是一场“大病”，那么，《一座营盘》就是一份完整的“病历”。作者陶纯生活积淀深厚、文风老辣沉稳。且看他对军队基层单位搞接待的描写。
“王司令车队到达时，部队要在仓库门口列队迎接，敲锣打鼓，……，已经和龙城最高级的贵华大酒店谈妥，只等一个电话过去，那边就按定好的标准备菜，能提前做的，提前在酒店做好，需要现场做的，几个厨师跟过来，把一应食材，包括酒店的高档餐具都带来。……第二天一早，王司令的车队还没有上路，酒店派出的人员就带上一应物品，坐面包车先行出发了。同来的还有三个女服务员，她们带来了镶金边的餐巾。”
这些做法显然是不合规矩的，但又那么井井有条、自然而然。正是在平静得令人心寒的文字中，陶纯给我们揭开了军中奢靡接待、以公谋私、红包宣传等腐败现象，他像一个手持柳叶刀的大夫，把腐败癌肿层层剖开，做出一套病理切片，放在显微镜下给读者看。
小说的两个主要人物“孟广俊”和“布小朋”，代表了军中腐败与清廉两股对立的力量。孟广俊自打入伍的开始，就熟谙一切运作技巧。比如，在军校招生考试中，他通过干部处一个干事“打听出了自己所在考场的监考人，然后打着这位干事的旗号，到招待所找到其中一个监考人，请人家多加关照。‘多简单的事呀，两条烟、两瓶酒就打发了。’他（孟广俊）带着醉意说，‘人家也并非缺这点东西，但你礼节到了，人家就会想着你。’果然在考场上，孟广俊可以前后左右大胆地抄”。就这样，孟广俊考上了后勤学院，此后凭借钻营之术，一路高升。
从孟广俊的身上，读者可以清晰地看到腐败是如何从一个小小的细胞不断肿大，终成心腹之患的。作为对立面的布小朋，却完全不吃这一套，他只是执拗地沿着自己的道路前行。比如，接待王司令时，别人轮番向王司令敬酒，“只有布小朋一动不动。孟广俊挨着布小朋坐，他踢了布小朋一下，显然是提醒他，就是毒药，你也得敬一杯。布小朋犹豫一阵，还是没有敬。他端着那个小酒杯，估算了下，这一小杯酒，差不多值一百块钱，他不想喝，又舍不得倒掉，便找个机会倒进了孟广俊的杯子”。表现出布小朋卓然独立、坚守节操的品质，刻画出了一枚健康细胞对道义高地的坚守。
但是，布小朋的坚守又时时透出一股无奈。他不为流俗所染、照规矩行事的做法，无疑具有令人击节称赞的正能量，但这种正能量却似乎只能够独善其身，最多也不过是辐射到身边几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却无力成为穿透腐败黑幕的一道光亮。
我们发现，小说中那么多人物，为布小朋鼓掌的，除了他安贫乐道的夫人之外，就只有夏忧等少数时运不佳的同道者。而其他人，包括他的老下属军报记者冉淮，也说自己这个老班长“小气得少见，这样的铁管家，‘文化大革命’时候很多，现在早该进坟墓了”。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却是孟广俊的威力通吃军队上上下下直至军委的“大老虎”孔家瑞。
更具反讽意义，也更加深刻地反映出陶纯对腐败问题的深刻见解的是，英雄布小朋的成长似乎并没有离开腐败这支“润滑剂”。
小说一开篇，是一段对征兵中的腐败现象的深刻描写。负责征兵的康文定副连长喝得醉醺醺之际，心领神会地“潜规则”了主动“送上门”的布花，也就是布小朋的姐姐。正是靠姐姐以自己身体向权力献祭，出身贫寒、没有任何背景的“布小朋”才得以穿上了军装。在部队，脾气倔强的布小朋不招人待见，直到他成为正直的康司令的勤务员，才终于时来运转。而布小朋从提干到走上仕途，又全靠康司令帮他修改档案。再看布小朋当了财务处长之后，虽然并不情愿，但也拿钱疏通关系开后门，让原本体检不合格的外甥牛得宝拿到了入伍登记表。这又从另一个侧面折射出布小朋的“英雄无力”。
而康司令，作为布小朋的保护伞和精神支柱，在小说中除了严格约束自己恪守党纪国法之外，对于军中的腐败，似乎也只有哀叹和愤怒而已。虽然我们知道再正义的目的其实也无法为不正当的手段背书，不过，考虑到布小朋的人格魅力，如果说康司令修改档案帮布小朋提干的违规行为，还勉强能令让人接受，那么康司令的儿子、也就是康文定，潜规则布花的行为却实在令人不齿，但是康文定因为作风问题被人告发后，康司令固然勃然大怒，把康文定也从正连降到了副连，到司令部军务处当了一名参谋，“但不到半年，又恢复了正连，现在已经是副营职参谋了”。对于康文定的复出和升官，文中虽没有明说原因，但康司令舐犊情深，是否也动用了一些个人影响力呢？或者说，因为康司令的存在，自有人主动帮康文定平安着陆呢。
行文至此，我不禁想起清代法制史的一桩故事。乾隆朝重臣阿桂的亲戚犯杀妻大罪，阿桂虽然没有授意司法官员包庇枉法，但众多官员齐心协力瞻顾回护。乾隆警觉地意识到，这是比阿桂主动授意更加危险的一种表现，说明朝廷的政治生态已经被破坏。《一座营盘》中没有让康司令出面干预，让康文定降低处罚，实际上是从更深的层面刻画出腐败之深重。
因此，小说中的康司令虽然着墨不多，但这一人物的塑造是很成功的，他和布小朋互为影子，构成巧妙的互文关系，令人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英雄无力”不是个别现象而是一定时期的人物群像，从而反衬出反腐斗争之必要、艰巨与复杂。小说的最后，孟广俊贪腐案发，接受组织调查，布小朋调到军纪委任职，正好负责查处孟广俊案，这令人多少看到一丝光亮，如同鲁迅先生在夏瑜坟头添上的那圈花环。
二、聂致远：曳尾涂中而不得
《一座营盘》里的布小朋，虽特立独行，在军中健康力量护卫下，却也算得上一帆风顺，在腐败丛生的军营中，如同一个不求闻达的隐士，按照自己的轨道前行，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廉洁的老上级，也是他精神导师康司令的庇护。相较而言，《活着之上》中的“聂致远”就没有这么好命了。
作为一个贫苦出身的读书人，聂致远完全被抛入到知识界腐败的污泥浊水之中。和布小朋一样，聂致远也有一个对立面，这就是善于投机钻营却一路高升的同学“蒙天舒”。布小朋陷入军队腐败的泥沼，而聂致远同样面对从招生、就业、课题招标、论文发表、校园政治等这一整条畸形的学术腐败链。
而不同的是，布小朋最终成为一个握有权力的反腐战士，而聂致远自始至终只是一个以良心为盾的精神骑士，他与所有的社会不公为敌，所能凭借的似乎只有治学理想和能力，以及中国知识分子从屈原、曹雪芹传承而来的气节和良知。这些，本是一个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东西，但在聂致远的苦难人生中，却只能充当自我疗伤的安慰剂。这是多么大的悲哀，令人心酸又心寒！而这又是多么透彻的一面照妖镜，照出了凤凰男、拼爹、读书无用、买官卖官、寒门难出贵子、房奴等发人深省的社会问题。
而引起我长久深思的则是，在《活着之上》中，每逢困难关头，聂致远都很无助，唯一能给他带来一点安慰和支持的，似乎只有已成为文化符号的曹雪芹、陶渊明等先贤。请看作者对聂致远探访曹雪芹故居的描写，“（聂致远）冷得发抖，把双手袖在羽绒服筒里，又把帽子的拉链拉紧，缩了肩在风中行走。我想着这么冷的天，当年曹雪芹是怎么过来的，可有一件棉袄一盆炭火？……他只要对生活稍做让步，把内心的原则软化一下，就会机会多多。他为什么要对生活说不？为什么？”“这其实也是中国所有文化名人的共同选择和共同命运，孔子、司马迁、陶渊明、李白、苏东坡……曹雪芹，都是如此”。无疑，从先贤身上，聂致远看到了自己，并试图接通和他们之间的精神血脉，以求得在当下坚守节操的力量。因为，在现实中，没有一个人能向他伸出哪怕仅是精神上的援手，当然，聂致远的追求和坚守，也无法打动他身边的人。而这，正是这个知识界“英雄”无力的原因所在。
聂致远的夫人赵平平，虽非贪图富贵之徒，但却也无法摆脱小市民的惯性，作者虽然没有揭明，但我们隐隐地能读到，赵平平的内心深处把嫁给穷小子聂致远视为自己做出的情感牺牲和施舍。当陷入窘境的聂致远试图用曹雪芹等文化符号来证明生活的意义时，赵平平毫不客气地回敬道，“你没挣到钱我也不怪你，我真那么想钱我也不找你了，我没有你想的那么轻贱。可是你拿那些人来当挡箭牌就没什么意思了，他们是谁，你聂致远是谁？他们的名字刻在花岗岩上，你的名字躺在沙滩上。……圣人不是每个人都能学得了的，更不是每个人都能当的。能当你也敢当？他们每个人的生活都是一塌糊涂，一败涂地，你有几辈子去涂地？别说我当不了这圣人，就是当得了我也不当”。
再看聂致远的父母。聂致远还在读博士时，“家里干脆就等着我拿钱回去杀猪过年。在他们看来，儿子在北京读博士，那是在最荣耀的城市读最显赫的学位，还会差这点钱？”当聂致远把仅有的一点钱摊在桌子上，只给自己留了一张硬座回京车票时，聂母说的是，“真的都在这里？”“北京人都这么穷，北京来，天安门来，毛主席来？”而在聂父看来，当没当官，发没发财是最要紧的。老二聂致高“没读那么多书，在镇上搞了个官什么位，老大你读那么多书，在麓城也搞个官什么位，我们聂家那就威风呢”。由于聂致远在家里盖房子的事情上出不了力，“屋子里前前后后都洋溢着致高的声音，房子怎么盖，买什么材料，怎么送人情，都是他在嚷嚷”。聂致远只能保持沉默。自己父母都是如此，倒令我们觉得聂致远的岳母对他的敲打是天经地义、理所应该的了。
而聂致远工作的“象牙塔”呢？当聂致远在讲堂上对学生大谈精神价值、抵抗金钱诱惑时，只是自讨没趣，更何况还有手眼通天的“权贵子弟”“富二代”学生，随意买通关节、更改考试成绩，甚至让院领导出马逼聂致远给予高分。在腐败的阴影投射下，师道尊严，不值一哂。
那么，同行呢？除了蒙天舒这样的反面典型外，聂致远身边所有人都对学术界的腐败现象熟视无睹，对腐败门径熟门熟路。聂致远的大师兄是某权威刊物的副主编，也是国家社科基金的终审评委，但对于师弟的文章和项目也不“徇私情”。可悲的是，不徇私情并非是因为大师兄坚持原则，而是“每个评委夹袋里都是一大沓名单，那不是师兄弟，就是自己的学生，还有铁杆关系户。大家交换支持，名额分光了还不够，怎么可能轮到一个临时来打招呼的人？前几年还有几条撞上大运的漏网之鱼，现在这张网已经织得天衣无缝了”。作为学术道路上的先行者和成功者，他所能给予这位师弟的，只有如下“语重心长”的劝诫，“要向你那个姓蒙的同学学习学习，把各方面关系建立起来，早建立早主动，一辈子不建立，一辈子都没有主动”。
显然，聂致远完全陷入了一个四面楚歌的境地。他和布小朋不同，布小朋除了对德性的修养，还有对事功的追求，当上团长后，就狠抓训练，把原本疲沓的部队练得“嗷嗷叫”。而且，布小朋虽然与流俗格格不入，但发展还是比较顺利，基本上没有遭受生活的压迫。聂致远其实只是想安贫乐道地做自己的学问，并无强烈的入世之心，但生活的压迫却逼得他不得不淌入已被腐败染黑的污水之中。
庄子说，与虚浮的荣华富贵相比，他宁愿做一只曳尾涂中的小龟。然而，聂致远在他身处的世界里，欲做小龟而不得。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而在聂致远几乎所有人际关系的另一端，都高悬着“放弃节操，与世浮沉”的准则，聂致远成为的英雄无力似乎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三、拒腐者：问渠那得清如许
作为反腐小说，《一座营盘》《活着之上》都有强烈的现实指向性。比如，《一座营盘》中写的，办案人员清理孟广俊家的地下室时，发现一个装满了钱的箱子，上面有冉淮亲笔所写的一份简历。这些情节在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反腐风云中都曾以新闻的形式在人们眼前呈现，今天，艺术家又用艺术的形式把他们呈现给世人。与新闻带来的震撼相比，艺术更是唤起了人们的思考。
艺术最深层的本根在生活。作为现实主义的作品，社会生活变迁到哪里，艺术的眼光与手法就跟进到那里。以事态之虚构，状世风之真实，揭历史之本质，这正是现实主义创作之所长，也是其力量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反腐败永远在路上”，要以“永远在路上”的执着夺取反腐败斗争的压倒性胜利。从这个意义上说，《一座营盘》《活着之上》中所展现的“无力的英雄”，作为一种文学现象，反映的正是文学家对当下中国社会现实，以及反腐败斗争复杂性、长期性、艰巨性的深刻洞见。
而在腐败分子和反腐、拒腐者之间，实际上还有一个芸芸大众构成的广阔“中间地带”。腐败者、拒腐者都在以自己的言行影响着处在“中间地带”的人们。前者的影响让芸芸众生对腐败现象惊讶、愤怒到习以为常、熟视无睹，后者则让人们始终保持对正义的仰视和对光明的希望。从这个意义上说，反腐是一场与腐败者比拼影响力的搏斗，一场争夺人心的较量。
“布小朋”上调军纪委，“聂致远”依然在追寻曹雪芹的足迹，让他们陷入无力的社会环境正在改变，曾国藩曾说，风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所向而已。以布小朋、聂致远为代表的这一汪廉洁、正气的清泉正在汇成一股大水，把世道人心洗刷得更加干净。
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反腐斗争的深入以及文学创作的推进，反腐题材文艺作品也必将继续奉献精品力作，反腐英雄的形象塑造会更加丰富、更加丰满。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