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识途《夜谭续记》：龙门阵里的人性深度叙事
在《夜谭十记》前记《冷板凳会缘起》中谈到为何仿意大利著名作家薄伽丘的《十日谈》格式，由十位科员摆十个龙门阵时，马老写道：盖因他们生不逢时，命途坎坷，出冷广衙，转冷巷，入冷室，坐冷板凳，喝冷茶，说牛皮酢，或耳闻目睹，或亲身经过；或采自街谈巷议，或搜于野老乡婆；或奇闻怪事，或野史妄说。其结盟夜谭，不过穷极无聊，苦中作乐。《夜谭续记》延续十人讲十个故事的体例，只不过摆龙门阵的讲述者发生变动，有的老人已辞世，由其后代入会，或增加新的年轻人。其实，不论这十位讲述者如何变更外号和身份，都是马老一个人在变换讲述角度和采用不同的叙事方式。这是非常考验讲故事的言说本事的。马老借用水月庵姑《方圆记》的开场白，表达了作者讲述“旧记”“新记”的初衷和目的：“在座的几位从旧社会走过来的老前辈，你们摆的那些旧社会才有的乌七八糟的奇闻异事、道听途说，还真是我们这些新社会成长起来的后辈们闻所未闻、难以相信的。我终于明白为啥要推翻旧社会，建立新社会了。不过呢，新社会也有新故事，因为不管在啥子社会，不管在哪个时代，人生的苦乐悲欢、爱恨情仇总是生生不息的，人的命运的曲折和坎坷，总是会按照各自不同的足迹写成一个个不同的故事。”这一表白，可看作是研读《夜谭续记》的逻辑起点和审美框架。
一、贯穿性审视的历史长度与人性深度
《夜谭续记》分上卷五篇旧记，下卷五篇新记。“旧记”与《夜谭十记》一样讲民国故事，“新记”却将解放前后的重大历史节点一一作为背景加以描述，从解放军南下入川、“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写到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尤其是对历次政治运动与人物命运的内在关系，放开笔墨，大胆抒写，其对人性的思索，处处可见惊人之笔，淋漓尽致地体现了马老善于反思、敢说真话的艺术良知和人文关切。
五篇旧记虽讲旧社会故事，但在其荒诞不经、曲折离奇的情节中，我们强烈感受到作者对封建礼教、陈规陋习的批判，表达了追求善美、真爱的道德旨趣。《狐精记》从赵家坝立的贞节牌坊讲起，围绕600亩田产分割，展开赵大老爷与赵二老爷之间惊心动魄的争夺故事。赵太老爷娶扬州妹子为二姨太，生下小少爷，赵大老爷认为这二姨太迷住了赵太老爷，使其无法独吞600亩田地，只能各分一半。这个二姨太是个“狐狸精”。为独自管理田产，赵大老爷在小弟赵进义长大后，借口送他去上海读书，好让他花天酒地用光钱财，以便按300亩地价折算后占据赵进义名下的田产。谁知，赵进义在上海遇到卖艺不卖身、出身农家的扬州舞女杨小红，不仅完成学业，被聘为大学助教，而且和杨小红结了婚。当他们回到赵家坝后，赵大老爷施尽各种文的武的奇招，试图夺走田产红契。在赵进义患病时，赵大老爷认为山里一个正在修炼的老狐狸附在了杨小红身上，请跳大神的来驱妖。赵进义被赵大老爷在鸦片里掺缓释毒药害死后，被称为“狐狸精”的杨小红却将300亩红契捐出来办农艺中学，与真心相爱的古先生躲过一次次诬陷和追杀，回到上海过着无子嗣却恩爱的生活。这个龙门阵跌宕起伏，追问到底谁是“狐狸精”？是红颜真为祸水，还是女人必须守活寡，否则就“沉河”的封建礼教才是戕害人性的毒瘤？被称为“狐狸精”的杨小红品德高尚，视田产金钱为累赘和祸根，资助公益办学，而赵大老爷却视田产为命根，不惜谋害同父异母小弟，丧尽天良。两相比较，作者颂扬这种明大义、有真爱的女性，其“狐狸精”“精”在至本至真至爱至深，保持着人的善良本性和道德良知。这种成“精“之“精”倒是值得每个人追寻和坚守的。于是，利与义、贪与欲、权与爱就成为马老审视历史的经验性视角和真知性判断。
《树精记》写走乡串户的谭木匠假借黄葛树成精可为不孕者生子之名而行奸淫之实，留下的后代虽或被遗弃或被卖掉，但他们长大后却都能无师自通地雕龙刻凤，而关键细节都习惯用左手去做。当河南王天地与华侨林家仁这两位远隔千里的同父异母兄弟相遇时，他们被各自的独异技艺惊人一致所震撼，决定到四川老家“寻亲”。这个故事的奇妙之处在于，“无后为大”的旧观念为谭木匠们找到了撕开世俗“传宗接代”的裂口，不同家庭的孩子因“一场血统保卫战”而被抛置到命运多舛的“无根”苦海之中，人生轨迹无序无常，演变出生命基因强大而生活遭际紊乱的悲欢离合故事。
与此异曲同工的是《造人记》。姨太太杨善人虽为躲张大太太刁难被安排在观音阁，但在与二管家张洪林偷情并相爱之后，为了今后出走，他们借送子娘娘显灵可为不孕者生子，骗不少妇女到观音阁小住，通过蒙汗药让张洪林大哥、小弟与女人发生关系怀孕，以此收敛钱财。事情败露后，他们连夜逃走。没有杨善人的观音阁，后来变成了一所小学。这个故事，批判的仍然是“无后为大”观念所滋生的谋财害人现象。透过这一现象，作者鞭挞旧社会的丑恶，揭露私欲的原罪与无耻。
同样是透过“传宗接代”来分析社会密码和人性善恶，《借种记》讲得一波三折，悬念四起。这个故事以民国时期军阀土匪把社会搞得乌烟瘴气，除打屁不收税外啥东西都要上税为背景，讲述大财主黄大老爷靠种卖鸦片、开烟馆敛财，唯因他这一房几代单传，把抱孙的期望寄托在儿子黄小宝身上，而黄小宝却因在北平上学时患上性病，连娶两女却无果，管家儿子李长安在上海买回处女陈小娟与其成婚，虽生一子黄宗强(后为教授，在美国工作)，若干年后却被疯癫老头说成是当年代老爷与新婚太太行房事所生的儿子。故事把黄大老爷与地方防区包团长、钱营长之间的利益、“打启发”作为一条叙述线，写尽财主与军阀之间的肮脏交易；把黄小宝与三位女人以及李长安为主子效力作为另一条叙述线，描述道德沦丧所带来的人生悲剧。这两条线的交织，深刻揭示和批判了金钱一旦与传宗接代和私欲情感合谋，就会衍生出人间离奇的悲情与荒诞。
更为离奇和荒诞的是《天谴记》。故事以抗战逃难到四川的扬州吴家兄妹与温大老爷之子温旺才之间的情感纠葛为主线，既写现实战争带来苦难，写哥老会与四川保路运动，又神话般地描述作为天庭天将的温旺才与王母娘娘仙婢的吴小玉之间因天国之恋而打入凡间的再次相爱，一位神算子把此在与彼在勾连起来，在温、吴新婚之夜，雷神劈死花心的温旺才，吴小玉到观音寺出家修行。更离奇的是温旺才魂灵死了又死，变成狗还放不下对吴小玉的旧情，被贬为虫豸，轮回为蝌蚪，直到成为朝生暮死的蜉蝣才回到阎王殿。这一写法在国外宗教文学作品中时有所见，马老通过阎王爷对人的反复惩罚描写，实际上是对人性的拷问和对灵魂纯洁性的一种期待。“天谴”说到底是对发动侵略战争、欺辱普通百姓、违背社会良序行为的寄托性谴责和伦理性批判。
《夜谭新记》五篇的时间跨度从奔赴延安、“一二•九”运动讲到市场经济的年代，差不多就是马老从青少年时代到如今的亲身经历史。每个龙门阵既有对历次革命的生动描述，又有对战火燃烧岁月的追忆；既有对新中国“天亮了”的礼赞，又有对战争造成家庭离析的叹息；既有对“反右”“文革”的深刻反思，又有对中国社会进步的深情期许；既有对人生悲欢离合的讲述，又有对情感纠葛的细腻描写；既有对艺术本质的借题发挥，又有对人性复杂“布朗运动”的娓娓道来；既有对向往物质生活的批判性描写，也有对大爱真情的由衷赞许与歌颂。
二、龙门阵故事的超常情节与艺术表达
马识途先生摆龙门阵的摆法奇异，奇在选取的故事情节离奇，闻所未闻；异在讲述的方式曲折多变，扣人心弦。
《夜谭续记》“旧记”的“狐精”“树精”在野史叙事框架里直抵生存本质，“造人”“借种”看似吸引听众实则道尽人间辛酸，“天谴”更是通过神话虚拟情节讲述做人的深刻道理。
在“夜谭新记”里，《逃亡记》写老革命的儿子陶琪在“文革”中越狱后与女友李小芬逃亡的故事，有警匪片、灾难片、伦理片的综合表现特色，充满紧张、浪漫、血腥与英雄主义情节。《玉兰记》写嫁给老革命王部长的女大学生张玉兰成为寡妇后的情感纠葛，在学画时与老师白向仁产生情感而被王家人粗暴干预，要她按老家规矩守寡；她大学时追求所爱而不能得其所爱，把上一代人的爱转移到女儿与恋人的儿子身上；丈夫前妻的大儿子为财产、为名画误杀人而坐牢；张玉兰捐了名画，也就捐出了“人为财死”的是非，过上平静的晚年生活。《方圆记》讲在知青时代，一对双胞胎姐妹互换恋爱对象的故事，一为钱财抛下在农村的知青男友而攀上官宦之家，一为良知拒绝纨绔子弟而爱上朴实善良的知青，这对孪生姐妹在改革开放后命运发生了逆转。这一方方圆圆互换互变的故事情节很有讲点、看点、听点，意味无穷，深得艺术辩证法诀窍，把龙门阵的讲法推向了新境界。《重逢记》讲抗战反扫荡战斗中以为失去妻子江薇的许立言，在四川解放后与曾一起工作的白莎结婚，而江薇伤愈后改名林枫在教育部工作。他们的女儿许晓薇长大了，与林枫的养子林怀文相恋成婚。这种因战火带来的痛苦分离却在和平时期得以意外“重逢”。其故事结构的张力和误会情节的铺陈，让人读后唏嘘不已，感慨万千。《重逢又记》的故事置于解放前、“反右”运动以及1979年平反之中，讲老革命徐江与王珍相爱并生下女儿徐静，1957年徐江被打成“右派”发配到边远农场，而王珍受胡风案牵扯躲过“反右”，组织要他们划清界限逼其离婚，他们都以为是对方主动离的。于是，徐江与农场医生罗瑞芳相识相爱，王珍与范文同居后分开，专心抚养女儿。平反昭雪后，徐江官复原职，王珍却患病住院，等来的是徐江已婚这一难以挽回的现实。这一“重逢”让人心痛酸楚。一场政治运动改变了多少家庭的结构，考验着人性的复杂情态。故事仍然把“误会”“分离”所形成的“爱而不能得其所爱”的悲剧推向世人，促使读者反思造成悲剧的深层次原因。
马老善于讲故事，他始终把听众(读者)置于“在场”地位，让十个说书人摆的十个龙门阵，各有千秋，异彩纷呈。为增强讲述现场感，讲者与听者之间时有插话互动，或感叹点评；讲者与听者之间还有听完龙门阵后的评论和争鸣。这就让每一个故事的讲述方式有了“讲”与“听”的真切感，形成陌生化的间离效果，进一步增强了故事讲述的可信度和情感冲击力。
马老十分了解和善于掌控读者心理及其波动，在摆龙门阵时经常花开两朵各表一枝，让情节有机交织起来，延伸了人物命运轨迹；或有意宕开一笔，解释诸如“龙门阵”“袍哥”“破四旧立四新”“艺术本质”等词意，这些闲笔看似多余，实则增长了听众的知识，也使故事文本更具可读性。闲笔运用得如何，考验着叙事者的审美水平。在这一方面，马老高超的文字驾驭能力，值得后学认真研习。
三、地域性方言的思维框架与幽默趣味
《夜谭续记》同《夜谭十记》一样，以四川方言作为摆龙门阵的叙述语言，故事发生地和人物都与四川关系密切。四川话所指与能指的思维方式和言说语境，注定了其语言表达的特殊韵味。
四川话思维的显著特点是把故事情节的“过筋过脉”摆清楚，让听者一目了然。“摆”就是铺开、展开、摊开说，不掖着捂着，不卷起铺盖走人，不藏起包袱让人猜。这种“明砍”的本领，比云里雾罩、玄幻魔法更考验摆龙门阵人的思维能力和表达效果。马老深谙龙门阵之道，十个故事娓娓道来，朴实无华，风趣幽默，让听者听得津津有味，掩卷若有所思。
马老一直坚持用四川话写作，他对四川民俗俚语的运用可谓得心应手，妙笔生花，显示出特有的“川派书写”思维方式和叙事策略。为帮助读者了解四川方言的奥妙与意义，作者加了159个注释，尽显方言旨趣。譬如，《借种记》对四川军阀、袍哥和征税的描写：“四川这个地方的特产是军阀多，大小军阀各据一方，称王称霸，都想吞并别家，于是你打我，我吃你，一会儿合纵，一会儿连横，打了十几年四百多仗，糟蹋了不少老百姓。”军阀“在自己的地盘横征暴敛：横征，收预征粮征到民国一百四五十年，要老百姓替他们的儿子、未出生的孙子、曾孙子交了粮了。暴敛，到处设立税卡，强征各种名目的捐税。啥东西都要上税，以致成都一个文人写诗打趣：‘自古未闹粪有税，而今只剩屁无捐。’粪有粪税，只有打屁没有办法收捐，那也是实在无法叫人打屁就报告吧？”作者对黄大老爷烟馆的描写别开生面：“烟馆里一般是两个人打横铺，一个是烟客，一个是枪手，中间放的精致的烟具，有罩子的烟灯，吸烟的烟枪。”“有资格的烟客吸烟时，还要漱口、吃水果零食。高兴时还要‘钩脚’，啥叫钩脚？就是烟馆为了招徕烟客，常常雇女枪手，烟客一边吸烟，一边调戏女枪手，高兴了用脚尖钩女枪手的脚，这就是发信号，抽完烟后还可以到后院去喝茶吃饭，如果肯给钱，还可以到后房上床休息，女枪手陪到起。在烟馆里没有灯，黑咕隆咚的真像是鬼狱世界。只要一吃上瘾，就陷入这鬼世界，家产花光，连自己的老命也搭进去了。最可怜的是那些街上下力人、长江边拉纤推船的，也常常在烂房子铺上席子，点上油灯，用竹筒吸几口烟，据说这样才长精神有力气呢。”这段龙门阵，把旧社会烟馆害人景象描写得活灵活现。
《逃亡记》讲到由“街娃”组成的“天不怕战斗队”造反的动机：“老子们到底等来了无法无天的一天！”这个号称“大哥”的造反派头头说：“这个社会太不公平，凭啥子有的人可以有钱有势的过好日子，我们这些人就该在烂泥塘头找生活？现在好了，造反有理，我们就是要起来造反，孬死也要找点发财机会，让兄弟们过上好日子。”故事描写陶琪参加造反派的内心想法：“自己的爸爸出生入死闹革命，凭啥子就被说成是走资派，就该被关被斗，整得妈妈也被牵连，自己无家可回……陶琪心中腾起要报复这个社会的叛逆，恨不得把一切都砸它个稀巴烂。”这两个“凭啥子”反映出“文革”中不同家庭出身的青少年的不同造反目的，从思想深层次解剖了“文革”乱象的本质。
马老对语言、言语的出色运用，让人读之如在目前。如《方圆记》写方方主动服侍赵世刚生病的父亲：“方方微微一笑，未置可否，转身离开了。赵世刚看着微笑着离去的方方，心跳却莫名地加速。他使劲晃了一下头，转身走进病房。”这个“晃”字传神之极，把赵世刚承受圆圆的离弃而渐渐爱上方方的心绪神态和肢体动作，写得鲜活而生动。类似这样的神来之笔，《夜谭续记》中随处可见。
我以为，马老从百年人生体验和认知出发，已挣脱了一切艺术表达的各种束缚，获得了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的自由抒写状态，以笔写心，为文赋情，表现出一种通泰、通达、通透、通畅、通平的抒写境界，他始终把“人”与时代作为观察、思考、描写、表现的对象，在主体对象化、对象主体化的生动叙事中展开对人类、人间、人生、人性、人情的形象描写和终极天问，让文学成为他百年人生经历的文献记录和思想档案。这是马老的卓越之处，也是他留给文学史思想史的宝贵财富。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