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的江湖
保善是前辈大学者陈美林先生的高足，相识二十余年来，知他一直潜心研治古典小说，成果甚丰。他将明清山人论为一个特殊的知识群落，所谓特殊，也由时人（包括后人）的鄙夷嘲讽呈现出来。“江湖”二字，如同本书主题之“山人”，历来贬损亦多，其实相比较于庙堂之伪和市井之陋，尽管不免斑驳陆离，仍显得开阔邈远许多。“欹枕江湖客，提携日月长”，是老杜的诗，也可为一代代不得仕进的读书人摹形绘像，画出其放诞通脱，以及那份磨洗难尽的无聊无奈。
晚明乃至清前期的山人，虽然种种色色，大体也就是杜甫笔下的江湖客了。保善将之概括为“一个由时代造就，又不被时代所重的群体；一个曾经在文化史上存在，也做出了特殊贡献，却鲜被后世子孙提及的群体”，并进一步作出分析：“他们多终身为布衣，能诗善文，自标山人，却不愿如山林樵子老死山中，更不愿意放弃他们在俗世间的恣意享乐与人生快意，而是穿梭在都市与山林草野之间，既纵游天下山水名胜，享受青山绿水的赏心怡情；又进出达官显贵门下，靠打秋风获取钱财馈赠，隐人迹之山市，食人间之烟火。他们中不乏不学无术之辈，也多才情洋溢、经纶满腹之人。他们歌唱自然，吐露心中之声；谄媚权贵，唱言不由衷之音。身为布衣，偏喜结交权势；于仕途之外，偏好相与仕途中人；不事治业营生，一样地吃喝玩乐。”这是在大量实证基础上作出的归纳，精彩且精核，只是略多了些诗性表述，如能勾画几笔其如影随形的艰窘寂廖，或更为完整。
透过本书，可知“山人”与“高士”“布衣”等等名色，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久远的生生不息的存在，清代的博学鸿词科，当下的各类智囊智库、大师大咖亦差似之。可为什么偏偏是在晚明、在江南蓬然而起，成为文坛中一股风潮，成为读书人的一种时尚，引发世人关注和追捧，也同时引来一片疵议？明人邹迪光说“今之为山人者林林矣，然皆三吴两越，而他方殊少，粤东西绝无一二”，李维桢称“大江以南，山人诗人如云”，皆强调了其地域性。作者挖掘其深层原因，引文徵明《三学上陆冢宰书》：
开国百有五十年，承平日久，人材日多，生徒日盛，学校廪增正额之外，所谓附学者不啻数倍。此皆选自有司，非通经能文者不与。虽有一二幸进，然亦鲜矣。略以吾苏一郡八州县言之，大约千有五百人。合三年所贡不及二十，乡试所举不及三十。以千五百人之终，历三年之久，合科贡两途，而所拔才五十人。
旧的科举体制曾在很长时间内被一笔抹杀，而今对其传承儒家经典、引领读书风尚、打破社会阶层固化等积极意义给予重新评价，但那无疑是一条狭路。文徵明的信写于正德年间，陈情的对象是新任吏部尚书陆完，痛说苏州生员的出路问题。作者说：“出路意味着生路，而生路发生了堵塞，‘不通则痛’，在痛苦中，必然要有变数产生。”将生路问题作为山人群落出现的重要原因，发前人所未发，亦契合历史的与地域的真实。
痛则求变。既然科场无望，一些才识之士就毅然弃却“头巾”，寄情山水，专注于读书写作。还记得《金瓶梅》中那篇自谑谑人的“哀头巾文”吗？而随着王稚登、陈继儒等布衣名士的崛起，随着山人群落的渐成气候，尤其是朝中显宦慕名延揽的广告效应，自然也引发一些不学无术或不学有术之辈打起名号，招摇撞骗。薛冈《辞友人称山人书》罗列山人者流“交好阳密，阴伺隐微，满腔机械，不可端倪，持人短长，快我齿颊”等恶行，不耻与之同列。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三设“山人”一目，对王稚登、陆应阳诸人颇为鄙夷，为朝廷下诏驱逐山人拍手称快。也有人力辩真山人与伪山人之分，如徐应雷《读弇州山人集》：“所谓山人者，必有名山不朽之业，若弇州山人，是真山人；先朝孙一元，自号太白山人，其标韵高绝，是真山人，其有位、无位勿论也。”在他的观念里，山人即高士，不在于是否有功名官位，而在于有无“名山不朽之业”。实则放眼尘世间，又有哪一个群落、哪一个领域不是龙蛇混杂，不被指责挞伐呢？200年后，大名士洪亮吉在奏折中顺带抨击翰詹同僚：“太学三馆，风气所由出也，今则有昏夜乞怜，以求署祭酒者矣；有人前长跪，以求讲官者矣。翰林大考，国家所据以升黜词臣者也，今则有先走军机章京之门，求认师生，以探取御制诗韵者矣；行贿于门阑侍卫，以求传递代倩，藏卷而去，制就而入者矣。”翰林院向称储相之地，与散落江湖的山人自有云泥之别，以老洪所列举，也是一样的丑陋不堪。
晚明又是一个社团丛起、党派林立的时代，顾宪成等在无锡东林书院讲学议政，催生了一个影响巨大的东林党，也引得浙党、齐党、楚党等一时并起，彼此攻讦倾陷，山人群落未见有过多牵涉。本书第二章重点论述几位明朝著名山人，如孙一元、陈继儒能自觉远离政治，隐迹山林；而谢榛、徐渭、王稚登虽各有依附，写过一些唱酬应景之作，却无意于参与党争派斗。学术的重要意义，当在于抉发人性之精微。书中对此数人各设专节，皆全须全尾，自成一传。保善文笔甚佳，每拈取诗文，从容解析而灼照幽深，渐及于其癖好性情与心路历程。他以“丘也东西南北人”写孙一元，写其身世遭逢之奇，写其格调高旷与文字之美，也写其对军国大事和民生凋敝的关切忧愤；以“百年一流寓”述谢榛，述其觅食王府的丰足与憋闷，述其重意气、慨然替友人排难解纷，述其擅作乐府小曲、尤擅凄艳哀怨的商调，更妙的是讲述了“后七子”中李攀龙、王世贞等人对他的“始乱终弃”；以“茅屋老畸人”记徐渭，记其文章与书画天才，记其入幕、逃幕的生计艰维与傲骨仍存，也记其因心疾自戕杀妻和牢狱之灾；以“在清浊之间”论王稚登，论其攀附与骄矜，也论说他的重恩义，对辅相袁炜如是，对名妓马湘兰亦如是。至于大名鼎鼎的陈继儒（眉公），则以“闲人不是等闲人”来概括提醒，他的弃绝科试之途，他的坚拒权贵之招，他的诗文书画成就，以及他对筹边和救灾的建言，皆不可等闲视之。国事已大不堪，所幸眉公于崇祯十二年辞世，否则真不知他会怎样面对那场浩劫。
本书第三章专论李渔。明朝沦亡时，李渔33岁，似乎没有参加抗击清兵的义军，也没有抗拒薙发令，与家人避居故乡兰溪的山中，偶尔也将郁愤发诸诗草，“髡尽狂奴发，来耕墓上田。屋留兵灾后，身活战场边。几处烽烟熄，谁家骨肉全？借人聊慰己，且过太平年。”满腹经纶的他选择走陈继儒的路，大隐隐于市，卖赋以糊其口，不赴新朝的科举考试。不管是在杭州还是在金陵，李渔都是一个自食其力的文人，写诗撰对，编捏小说戏曲，也开书铺，设家乐，留下了一宗极可珍贵的文学和艺术财富，而他的《芥子园画谱》与《笠翁对韵》，至今被视为不可替代的专业教材。毛先舒称自司马相如之后，靠卖文为生者很少有人比得上李渔。时人讥为打秋风，他本人也曾自嘲“终日抽风”，实则打秋风从来都非易事，显宦豪绅中没有几个白掏腰包的傻子。“我以这才换那财，两厢情愿无不该”，笠翁的小诗略带调侃，表达的却是心里那份笃定和坦然。
保善详细解析了李渔的小说集《无声戏》《十二楼》和戏曲《笠翁传奇十种》，引领读者领略构思之巧与文字之美。清初号称文坛祭酒的吴伟业说他“江湖笑傲夸齐赘，云雨荒唐忆楚娥”，调笑戏谑，褒贬皆在其间。后来金庸有武侠名篇《笑傲江湖》，不知是否有所借鉴，意思则一变为全然称扬，落于二义。李渔的确堪称山人中的杰才，堪称笑傲江湖的文士，不管背负着怎样沉重的心理和生存压力，不管面对或背对多少冷嘲热讽，不管晚年怎样的困顿寥落，都不能遮蔽他那份“一笠沧浪自放歌”的潇洒。那是读书人的江湖，是山人才子的江湖，也是较多存在于精神和艺术世界中的江湖，做过显宦的吴伟业虽已退居林下，与之仍隔一尘，只有叹羡的份儿。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