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泥淖记》：诗性隐喻与文学自觉
第一，这部作品通过整体框架和布局的精心设计，实现了明确而诗意的象征性和隐喻性。如果把《出泥淖记》的书名和各章节的标题以及章节中的小引单独提出来，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很独特的框架。这个框架相当于摄影或绘画里的那束光，在它的照耀下，各章节内部的叙事和故事才有了高度和亮度，故事里的人物才从纯然的个体性中超越出来，变成了整体性的代表。
这就涉及到脱贫攻坚书写中不能回避的一个话题，对于这样一项行动和任务，我们的作家究竟要写什么、怎么写？当我们的文学与这样一个新的时代相遇，与这样一个史无前例的历史事件发生关联的时候，是很考验一个作家的视角、格局和文学把握能力的。如果作家的笔仅仅停留在扶贫工作的表层，着眼于投资、投钱、建设项目和物质帮扶以及这一切程序之后的成果，很可能形成一种“千篇一律”的文学集纳。而这并不是文学的本意和天职，文学要在事件中展现人的精神世界的转化和高度，要从个性化的呈现中体现整体性的难度和力量，而不是以普遍性替代独特性。在这一点上任林举是自觉的。从作品中选取的故事、人物看，纷繁复杂而无一雷同，已经充分地体现了差异性和代表性，同时也体现了中国农村问题和人们观念以及人性的复杂性。作家试图以一种超乎个体经验的神性视角介入现实、超离生活和个体生命的表象，这也意味着报告文学创作中一种新的写作伦理，或者新的写作可能性：重新发现个体与整体、现实和历史的关系。
第二，敢于面对和呈现脱贫攻坚中的各种矛盾冲突。事实上，我国经过了数轮的地方性和全国性的扶贫，一些比较好解决的问题已经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陆续解决得差不多了，剩下的无一不是难啃的“硬骨头”。这些“硬骨头”之所以硬，是因为有些地方、有些问题并不是靠资金和项目能够简单解决的，它们几乎涉及到方方面面的社会及人性问题。也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才凸显出脱贫攻坚的难度和伟大意义。对此，任林举的认识是深刻的，也是自觉的：“文学里的典型人物往往要在矛盾冲突中体现性格和境界，不可能不触及问题和矛盾。”作家在作品中举证了人性中各种难以克服的弱点，这些问题不被正视，不认真加以解决，脱贫攻坚的成果就难以持续，农村就不可能发生根本的改变。这些就是脱贫攻坚中活生生的现实，是“泥淖”之所以成为“泥淖”的关键所在。正视还是回避，直接检验一个作家的真诚和姿态，也能求证一个作家对事实、对文学和对事件本身是否尊重和负责。任林举选择了在现实的矛盾冲突中展开充分的叙事，所以在他平和叙事的表层之下，偶尔会听到一些金属撞击的声音。他一方面再现“泥淖”之深和脱贫之坚，另一方面也更突显脱贫攻坚者工作的坚韧、智慧和细实，从而使《出泥淖记》更具有真实可信的感染力和非虚构记述的存真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出泥淖记》是基层干部群众思想品质和精神面貌的变化记。
针对农村目前脱贫攻坚或泛在的农村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比如生产规模小、生产方式不够均衡先进、土地效率低下、农民的观念落后、知识水平低、管理方式不够合理、乡村民主存在死角等等各种问题，作家通过调研、思考和归纳，着力塑造了一系列的典型人物和故事。作者力图在曲折复杂的扶贫故事里，让我们看到乡村未来的希望和美好的小康图景。
第三，自觉坚守了报告文学创作中的文学性。任林举的文学性自觉，一个是体现在语言上，一个是体现在叙事技巧上。可以说在报告文学作家群体里，历数任林举写过的纪实性作品，没有一部在语言上含糊过。他的报告文学文本一直迥异于其他作家，苛求文本的美感，有时候近于极致的文字洁癖，其主要特点体现在优美、深刻、精准和灵动上。另一个体现则是叙事的从容和节奏的平稳、均衡。他的很多作品都有独树一帜的叙事特性或者品格。在《出泥淖记》中，我们仍可以感觉到任林举以往风格的存在，但同时也有不小的突破和创新。在《出泥淖记》里，他似乎改变了以往的叙事方式，“我”在这个文本里面几乎近于消失。从前的那个一直在场的“我”一下子退到幕后。文本形态很接近小说，但又毕竟不同于小说。特别在叙事的时空处理上，经常以模糊的泛指替代具体的特指。比如说文本中的“5月”或者“早晨”，甚至说是某日，都不是很具体的。这是一种时间叙述系统里独有的主体时空，是心理上的时间。场景也是这样，引号里面的对话有时并不标明具体的人物，暗指“村民说”，或者“那人说”，但是引的都是具体的话，应该是真实的或可以是真实的。如此，往往便把具体的个体变成了具有代表性的泛指，实现了指代上的放大。
客观地说，这部作品成功实现了文学性的充分强调和体现，堪称一个写作类型的范本，文本的诗性隐喻与作者的文学自觉给报告文学的去模式化以重要启迪与借鉴，这也是任林举为报告文学和脱贫攻坚书写做出的又一文本上的贡献。
（编辑：moyuzha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