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永明《大事》：一件考验人性的大事

——读韩永明《大事》有感

师力斌

最近读了韩永明的这篇大作，百感交集，胸中积压多年的话像洪水一样汹涌起来，只有一泄而出，方能疏解。

这部小说讲述的故事并不惊天动地，甚至有些“陈旧”，无非在城市工作的儿子，回乡探视病母，并为她料理后事的前前后后。接到急电往回赶，老人先行亡故，然后按照乡村习俗，准备棺椁，通知亲朋，设灵堂，请道士，办白席，念经，守灵，抬棺，出殡，诸如此类的一系列情节。故事并不复杂，也不陌生，却写出了异乎寻常的思想冲击力，读得我心潮澎湃，难以平静。是我年龄大了？还是我脆弱？或许二者皆有，但我更倾向于认为，该作击中了我的软肋，那就是多年来困扰我的乡村养老送终问题。我必须承认，小说引起了我的强烈共鸣。善后送终这件事，在城市或许会好一点，子女多在老人身边，医疗条件方便，老人去逝后，以火化为核心的殡葬程序相对简单，不那么愁人。但对于那些讲究土葬的乡村农民来说，送终就是一件大事。特别是近几十年来，随着打工潮兴起，农村青壮劳动力外流，乡村殡葬中的抬棺难、送终难问题，困扰着许多农民家庭。死不起成为一个突出问题。

韩永明这部作品探讨的，正是死不起的问题。小说中我为老母送终，遇到了一系列困难。最大困难就是找不到帮忙抬棺的人。尽管有兄弟姐妹多人，但各有各的情况，各有各的难处。或身体不好不能当事，或孩子上学需要人照料，或家庭贫困无钱资助，或人品不佳无人邦扶。结果可想而知，两个老人养育的一大堆子女，到头来都邦不上忙，重担只能落到在城里工作、手头还算宽裕的教授许子由身上。按说，许子由好歹也算有工作的体面人，花钱办事也没那么难，没想到现实绝非如此简单。平常小事找个把人不是问题，但到了办白事的节骨眼上，处处都是坑，处处都是障。小说紧紧围绕抬棺找人这一核心情节展开叙述，将城里教授所遭遇的种种意外和挫折逐一呈现。别小看找十几个人花几个小时出点力气，就是这样一桩看似简单的事，最终也办不成。许子由爱赌博的弟弟靠不住，平常管事的村干部鉴于纪律不能出面，长于办白事的二姐夫江元成只认钱不认人，大发丧葬公司的老板周勇又和自家有矛盾，缘于这些，开始的种种可能性最后都变成了不可能。花钱找抬棺自己办丧事的想法，被证明纯属一厢情愿，终告失败。这样的故事，若不是身在乡村亲身经历的人，都不敢相信是真的。然而，它恰恰是真实的，我在我们的故乡常常见到这样的情形，因此很有感触。小说以此核心情节，渲染了乡村存在的死不起现象，并非向壁虚构，而是属于典型的现实主义笔法，且呈现了现实主义叙事的艺术力量。

花钱找不到抬棺人，人死了送不出门，对于农民来说，是一件相当棘手的事情。表面上看，是由于农村劳动力不足，实际上是市场意识形态笼罩一切、金钱至上腐蚀人心的必然结果。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在一切事务上都成了金钱的奴隶。人彻底丧失了孝道与良心。残酷的现实逻辑既荒诞不经、匪夷所思，又坚不可摧、无法回避，即使是知书懂礼生活殷实的大学教授，在坚硬的现实面前也不得不败下阵来。许子由最终不得不背弃父亲的庄严嘱托，悖逆儿子的孝心，在市场面前投降。于此，小说的思想批判力度得以彰显。

小说对乡村的死不起现象提出了严厉的历史之问。有必要抄录小说中爹和郑老师的一段对白：

爹点头说，是的，人活了一生，走，离世，后人丢几个钱，万事大吉，这还在把人当人看吗？郑老师说还真有这么一点。爹又说，我总觉得那样太草率了，就像处理一个麻烦似的。郑老师说，还真是这样。

丧礼，爹的声音大起来，从第一件事报丧开始，那就是在行教化。丧歌唱的是什么？怀胎之难，养育之艰。道士念经，经书里讲的什么？行善积德，广济众生。再者，人人都是父母养育，父母谢世，这也是检验你做人的时候。你堂堂正正做人，行为端正、行善积德，孝亲友邻，办葬礼时便自然有人来帮你、送你，否则你就得不到帮助。这是不是让人多了一份敬畏？

郑老师说，是啊，我就听说过不少“整孝子”的故事。

爹望着郑老师点头，教化是什么？教是讲道理，化是潜移默化。这就是化啊。公司办丧礼？那不过就是把人埋下土，还有什么教化可言？

人活了一生，走，离世，后人丢几个钱，不把人当人看，而是当成处理一件麻烦；丧歌唱得不是怀胎之难，养育之恩，而是“妹妹你坐船头，哥哥我岸上走”之类的流行歌曲；丧宴成了吃酒打牌的宴席；办葬礼时人来，不为情谊，而为挣钱。如此痛心的事，绝非作者编造，恐有原形。我相信，也非个别现象。当你碰到这样的葬礼，作何感想？情何以堪？何以面对列祖列宗？我们不讲究三纲五常，但对父母的养育之恩，难道就报以如此的价值交换？

可以说，小说中爹与大发丧葬公司老板周勇的对立，是小说的文眼，是思想核心所在，也是其价值所在。小说正是通过这一对立，来反映当代中国乡村的历史困境和社会症结。丧葬公司认为送终挣钱，你情我愿，你花钱我服务，符合市场规则，无可厚非。按周勇的说法，他公司的服务专业守信，技术过硬，不耽误事，理当得到村民承认。而在爹看来，恰恰是在人死了，离开时，需要亲友发自内心的相送，而非雇人办事的市场交换。花钱送葬的逻辑恰恰损害了人的尊严，把葬礼包含的道德教化降低为市场买卖，这是他万万不能接受的，也是他嘱咐儿子不找公司送葬的根本原因。

小说借“爹”之口，提出了一个古老而又全新的观点，那就是孟子所言“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我不能确定作者完全赞同这一观点，但我敢断定，作者至少是赞同后一半观点的。无论养生是否大事，但送死绝对是一件大事。这个带有儒家传统的论断所包含的意义和感情相当深沉。我本人也是在我父母的丧葬事宜上才对此有切身的体会。换句话说，对于有些没有亲身经历的人来讲，这样古老而严肃的告诫多少会有些费解。不管怎么说，死作为人生的终结，送葬作为一个人告别世界的方式，所凝聚的情感含量和文化诉求，绝非其他事情可比，在这个意义上，送终和养老作为一个人的老年境遇，其份量之重可见一斑。饱读诗书的爹将它看成人生大事，也就不足为奇。可见，爹对丧葬公司的否定，不只是一个农民个人的经验选择，还是以传统批判现代的理论反思，是以人道主义的丧葬观来反思资本主义丧葬观。这一文化批判的视角无疑正是小说的文化视角，透射着思想力度。我们看到，小说援引的依据并非什么“先进的”西方理论，而是陈旧的、甚至过时的儒家观念，但正是这两千年前的观念，却点到了现时代乡村养老送终问题的病灶，触动了那些面临养老难题的人的心病。乡下进城人，生不能赡养父母，死不能灵前尽孝。在此意义上，这部小说提出的是真问题，投入的是真感情。它是人口流动时代、高速城市化时代，远离父母的焦虑的生动再现。爹最后的以死明志，将小说推至高潮，强化了小说的批判力度，取得了少见的悲剧性效果。

小说在叙述上主次分明。围绕爹和周勇的核心冲突，还组织了哥哥与赌博弟弟的矛盾，姐夫与我和弟弟的矛盾，兄弟姐妹关于赡养老人、房产处理的矛盾。老人尸骨未寒，子女就开始讨论瓜分财产，这些情节将现代农民被资本高度异化的、极度扭曲的现状呈现出来，增强了小说的现实感，丰富了小说的思想主题，将“死不起”的主题连缀拓展为更普遍的养老送终的全流程主题，也就是老龄化社会的共性问题。几个兄弟姐妹的言行思想，表现得活灵活现，如在眼前。

小说情感上的节制、语言上的精炼也值得称道。应当说这部小说涉及情感相当激烈，比如，在大事关头，无人相助，兄弟亲朋之间还讨价还价，令人气愤，公司和老人之间的观念严重对立，不可调和。而在叙述上却相当冷静，哥哥从头至尾都没有大动干戈，父亲也没有声嘶力竭，两个人都表现得文质彬彬，温柔敦厚。在语言上，不铺张，少渲染，自始至终，平实细密。人物对话出于本色，有几处令我印象深刻。如写精于算计又长于逢场作戏的江元成前来吊孝的一段话，很能表明作者的语言成色：

他起身拉起许子由，然后走到爹面前，又跪下来，说自己被一头猪一条牛绊住了，来晚了。起来，又给许子由说，人站得恭恭敬敬的。许子由说，知道知道，二姐都说了。心里却咕了一句：真会演戏，没进好莱坞真是屈才了。

总之，这是今年不可多得的一部小说力作，富有思想力度，人物形象生动，语言扎实而富于弹性。最重要的，具有鲜明的问题意识，针对老龄化现实，提出了送终难、死不起这一带有普遍性的问题。我写这些文字，也并非寻常意义上的小说点评，而是想借此引起社会的注意，提醒乡村的人们来关注这一问题，并加快解决。韩愈《泷冈阡表》曾言，“祭而丰，不如养之薄也。”我反对大操大办，主张厚养薄葬。于那些未推行新式丧葬的地方，特别想建议，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东风，将改革丧葬习俗作为一件实事来对待，以减轻农民的负担。乡镇干部和乡村富裕户在这方面大有可为，不妨组织起来，提供节俭办丧、丧葬互助等方面的试验，把松散的农民组织起来，带头抵制白事攀比风气，以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绝不要小看丧葬这一事情，它正是乡村的一件大事。据我所知，有的地方因劳动力外流，送终难，给教会组织留下了空间，值得我们反思。实际上，节俭办事，完全可以通过改变乡村小环境来实现，成功的例子不在少数。关键需要乡镇干部和富裕能人带头。能改变一个村子，就改变一个村子，就有一个村的村民受益。一个村改变了，就会有另一个村子跟随，就会有更多的村民受益。愿明人志士投身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