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性”的来路与归途
职是之故，上世纪末，詹姆逊在《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文中写道：“后现代主义表现了我们跟现代主义文明彻底决裂的结果。”饶有意味的是，也正是在詹姆逊不遗余力地宣告现代性的终结、并在来华讲学期间将这一西方理论界的总体趋势介绍给中国学者时，中国学界恰恰“沉浸在对现代性的仰望”中——彼时引起强烈反响的是以《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走向未来丛书》《美学译文丛书》等为代表的集大成式反映西方现代性思想图景的重要丛书，它们引发了新时期以来中国学术思想界第一次关注和讨论“现代性”问题的浪潮。人们试图通过文化大讨论、科学精神的重新确认、美学热等文化和理论上的讨论，为方兴未艾的现代化事业提供思想上的支持，“现代性”则成为这一思潮中或显或隐的核心命题之一。时隔三十余年，当“新时期”业已成为历史考察的对象之后，如何透过其时代思想思潮的核心命题来勾勒西方理论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所遭遇的种种变形、调适、重组与再造过程，进而把握中国当代思想的历史走向和内在逻辑，便具有了不言而喻的重要学术价值。赵禹冰在其新著《新时期美学译文中的“现代性”（1978-1992）》中所展现的，就是这种学术雄心。
在该书中，赵禹冰不仅细致描述了前述西方“现代性”思想为新时期中国学术思想界所译介、讨论的动态历程，并提炼出了“‘新’的困惑”“‘光晕消失’的现代性”以及“审美现代性的终结”等主题，用以概括其阶段性特征。作者提出，在新时期主要以译介为形式的“现代性”话题，其实并非止步于纯粹的学术翻译、接受和交流，而是自始至终都暗含着理论的本土化和重构、再造的趋势。在梳理新时期西方美学思想、思潮和论著的引进、翻译、介绍历程时，赵禹冰敏锐地观察到，有关“现代性”理论的译介，并非是遵循“现代性”这一学术话题在西方语境中自然生长的时间顺序和学术谱系而来的，那么，我们就有理由追问，为何在浩如烟海的有关“现代性”讨论和争鸣的西方文献中，某些特定的文本被选择出来？更进一步说，在选择、译介者本人的知识构成、学术和思想兴趣等“偶然性”因素之外，有没有一种相对稳定的、共同的尺度？而这一尺度又是如何形成的？它同过去、现代和未来的中国思想文化脉络之间形成了怎样的关系——概言之，“‘现代性’的来路与归途”，构成了《新时期美学译文中的“现代性”（1978-1992）》的学术主题。
为了更加完整、清晰地呈现这一学术主题，该书还将勘探的目光延伸到20世纪早期，追溯到“现代性”概念汉译史的源头。1918年，《新青年》第4卷第1号上刊发了周作人所译的英国批评家W.B.特里狄斯发表于三年前的文章《陀思妥夫斯奇（即陀思妥耶夫斯基）之小说》。在该文中，作者从小说艺术的角度讨论了陀氏小说中的“现代性”问题，亦即现代派艺术、现代主义文学的美学风格。值得注意的是，鲁迅在同一时期亦对陀氏小说以及现代派艺术较为关注，并在同年发表了独具现代主义文化气质的《狂人日记》——二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思想文化史上所具有的坐标系意义自然毋庸赘述，他们对“现代性”的关切和本土化实践意味着什么呢？赵禹冰审慎地写道：“也许周作人对‘现代性’概念的翻译和使用是不自觉的，但鲁迅与周作人兄弟二人在20世纪初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购阅、偏爱和学习却是自觉的”，而他们这种“自觉”，“绝不是简单地只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个人相关，而是‘时代精神’使然”。这种“时代精神”，就是“对现代生活中正在改变的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特性做出回应的现代艺术运动，追求的是一种有别于‘古典’的，被称为‘现代性’的独特品质”及其“变异的、内在的美学”。换言之，“现代性”主体的觉醒，契合了清末民初的社会生活和文化状况的迫切要求，更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关键一环。就此而言，二周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此后相当长一段历史时期内中国思想文化界对于西方理论中“现代性”问题的关注重心，那就是“新”，亦即“新的时代、新的社会构造、新的社会主体、新的经验以及在这种全新的土壤中所生发出来的新的文学、新的艺术”。
这种探赜索微的学术方法，在该书中贯穿始终，不仅圆满地实现了其勾勒“‘现代性’的来路与归途”的初衷，而且使该书的价值远远溢出美学和文艺理论的学科边界，从而具有了更为广阔、厚重的学术空间和参考价值。
（编辑：moyuzhai）
